朱子气节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入世而重精神修养，这是一个极显著的文化现象。所谓气节，则是其中最富特色的内涵。“气节”成为一个专门名词，大约出现在汉代。但作为一个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坚持一定的操守、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则早在先秦时代的儒家经典中就已有所论述。这类论述，经过历代知识分子的充实完善和身体力行，演变成一种十分独特的气节观，它的特点主要有二：其一曰，以天下为己任。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一传统的体现。其二曰，坚持一定的操守，守死善道，不屈不挠。从屈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这一精神的写照。毋庸赘言，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

知识分子尚气节这一独特的精神现象，在南宋一代特别突出。《宋史·范仲淹传》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220]顾炎武也说：“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221]为什么宋代的士大夫特别尚气节？这当然与北宋时期一大批名臣硕儒的带头倡导有关。但同样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从北宋萌芽到南宋成熟的理学的发展，为这一风气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其中朱子的贡献尤为卓著。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谈一下朱子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贡献和实际表现。

一

所谓气节，说到底是一个人格自我完善的问题。人生活在一个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中，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在这个世界中体现自我的价值，这里就有一个气节问题。朱子以前的儒家学者，虽然提出过很多很好的答案，但那主要是在实践上，在行为规范的约定上，而且不成系统。朱子的贡献之一是把传统伦理道德学说提到了思辨哲学的高度，在理论上阐述了如何处理人的主观精神与物的客观世界两者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朱子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是“理”：“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222]但理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的、超越时空的东西，这是宇宙万物的基本。朱子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气”，气是构成形而下的现实世界里一切事物的材料。理通过气的运转变化而构成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世界和万物。朱子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23]朱子就是在这一基本的哲学逻辑框架上，构筑了他的道德论、伦理论、气节论。

朱子认为，“理”构成人的“性”，“性”即“理”。具有“理”的“性”叫“天命之性”或“本然之性”。但是这种“性”只是一个形而上的存在，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因为性只有在气形成的人的形体中才能“安顿”、存在。他说：“性只是理，然无那天气地质，则此理没安顿处。”“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224]所以，理必须与气相杂。这种理与气相杂的性叫作“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即“理”与“气”的关系。“理”即“天理”“义理”，就是没有“物欲”的“道心”。“气”即“气质”，便是“功利”，即具有“物欲”的“人心”。由此朱子引出了“天理”与“人欲”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并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朱子伦理论中最基本的观点。但是，“天理”与“人欲”是根本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朱熹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225]“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226]所以他认为“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学问’、《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227]不仅如此，朱子又具体指出性、天理的具体内涵。他认为，性就是指仁、义、礼、智。天理则指“三纲五常”。他说：“人之有是生也，天固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228]“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229]那么，什么是“人欲”呢？朱子认为，“人欲”就是“为物欲所昏”。[230]就是被物质的欲望所蒙蔽、所迷惑而产生的恶念。

不言而喻，朱子是把“天理”——仁、义、礼、智和三纲五常——这一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道德规范看作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操守。所谓气节，是建立在这一规范之上的。这样，气节这一空洞、模糊的抽象概念就得到了理论的依托。

从“天理”“人欲”这个基本的理论构架出发，朱子又进而论述了“义”与“利”的关系，阐述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在义利面前应取的态度。

“义”“利”之辨在我国思想界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朱子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一概否定利，而是要“以义制利”。他认为发展生产、薄赋赈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也是求利，是完全正当的。但在个人的品德修养上，他严格地把“义”“利”分开，讲义而不讲利，重义而轻利。他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义者，天理之所宜。”而利则是“人情之所欲得”。[231]所以他要求君子在义利面前有坚定的操守，舍利而取义。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要求学生“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淳熙八年，陆九渊来访，朱子请他到白鹿洞演讲。陆子取《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谈义利之辨。朱子听后大为赞赏，他对学生讲：“曾见陆子静义利之说否？曰：‘未也。’曰：这是他来南康，某请他说书，他却说这义利分明，是说得好。如云：‘今人只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稍有知识，此心便恁亹亹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圣贤日以益远，岂不深可痛惜。”[232]朱子与陆子学术观点并不一致，但他对陆九渊的义利之说如此赞赏，说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在如何对待贫富的问题上，朱子划了一条很明确的界线，即道与非道。他认为君子为了道，应该“安贫”。而那些不能安贫的人，则是因为被物欲所迷：“人之所以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只缘不见这个道理。若见得这个道理，贫贱不能损得，富贵不曾添得，只要知这道理。”[233]

对于生死，朱子说：“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234]人能在生死关头不失节，关键在平日的修养。朱子认同学生叶味道的话：“死生是大关节处。须是日用间虽小事亦不放过，一一如此用工夫，当死之时，方打得透。”[235]

对于科举仕宦，朱子认为人不能为科举而科举，不能贪恋官职。他说：“人最不可晓。有人奉身俭啬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底，却只爱官职。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缘私欲不能克，临事只见这个重，都不见别个了……他只爱官职，便弑父与君也敢。”[236]他认为，“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237]认为举业与修身不能偏废。

长期以来，朱子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一直受到无情的批判，被说成是吃人的理教、压制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理论。这里，我想说的是，不要把后人对朱子理论的曲解误认为朱子思想本身。一说起灭人欲，似乎就是消灭人的一切欲望，甚至把它等同于禁欲主义。其实，这是对朱子思想的一个误解。恰恰相反，朱子不但不禁欲，还认为人类维持生存、繁衍的欲望是完全正常的。他所要灭的只是那些超出了正常需要的欲望，即邪欲和淫欲（注意，这个淫不是淫乱之淫，而是过分之淫）。他曾经以饮食为例，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38]“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239]所以朱子认同学生子善的看法：“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240]在朱子哲学的词汇中，天理即为善，人欲即为恶，这是十分明确的。把朱子的灭人欲说成是取消人的一切物质欲望，根本不符合朱子的原意。

毋庸讳言，在朱子的道德伦理论中，所谓天理指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利益。多年来朱子屡遭挞伐，这是主要的罪状之一。有些论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认为：“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主要锋芒是针对农民的革命斗争。”还有的论者认为朱子的理论是为了使农民“做到无条件地忍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等等。

到底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任何一种思想绝不会是凭空产生的，它必定和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有关。朱子的时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交错缠绕十分复杂。一方面强敌压境，随时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另一方面，宋室南渡后经过三十多年相对稳定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宋廷上下，追求安逸享乐，一时成为风气。淳熙时有个叫林升的诗人写了一首著名的《题临安邸》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该诗非常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这种苟且偷安、物欲横流的情景不能不引起朱子的忧愤，感慨万端地说：“也是教化衰，风俗坏到这里，是怎生！”[241]作为一个思想家、理论家，他敏锐地看到这种社会风气对社会、国家的危害，所以他要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拨乱而反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一如将水去救火相似”。[242]他要用“天理”这个精神之水，去扑灭那个“物欲”的邪恶之火。他把这看作是救国的根本。朱子在文章中，在对弟子的言谈中常常提到“物欲”这个词：“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须是教义理心重于物欲。”[243]“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244]朱子的这些主张不仅是针对一般士大夫的，也包括最高统治者皇帝在内。淳熙十五年（1188）他在上给孝宗的“封事”中说：“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245]

诚然，朱子的这一套人生哲学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服务的，但是它的产生是合理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朱子强调个人的气节修养，强调个人的人格完善，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从而一致对外，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朱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伦理道德和自我修养。他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出发，详细规范了人们的道德准则，并从理论的高度予以阐发。他的目的在于不仅要使人知其然，而且要使人知其所以然。这是朱子的一大贡献。但是朱子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又进一步告诉人们应该如何然，也即人怎样才能做到有气节，怎样才能做一个有崇高操守和志气的人。这就是他的修养论。这也是朱子对传统气节观的又一重要贡献。

朱子认为，人的修养的第一步是“格物致知”：通过“格物”的认识方法，而达到“穷理”的目的。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246]就人的道德修养而言，“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后渐渐推去，这便是能格物”。[247]就是说，格物首先应从自我修养开始。“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穷究得为人君如何要止于仁；为人臣，如何要止于敬，乃是。”[248]格物的目的在“穷理”，但人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明理”上。作为朱子修养论的第二步，他就要求人们做到“居敬”。

什么是“敬”？《论语·学而》集注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又说：“敬，只是收敛来”“敬是始终一事”“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谓”。[249]总之，敬就是精神专一，不被外物所蔽。朱子认为，敬是自我修养的第一要义。他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敬之一字，真圣门之纲领，教养之要法。”[250]朱子所谓的“居敬”，实质上是一种认识主体的修养问题，包含着合理的科学思想。

在“格物穷理”和“居敬”的基础上，朱子修养论的第三步便是“力行”。他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251]“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252]朱子反对空谈义理而不身体力行之。他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253]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更强调行：“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254]他认为“知”与“行”是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他认为看一个人的修养、操守、气节如何，并不是看他如何说，而是看他做不做：“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真个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诚。”[255]

就这样，格物—致知—明理—居敬—力行，朱子完成了一整套主观自我涵养的全过程。他认为一个人经过这样的自我修养，就可以求得人格的自我完善，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子、圣人。朱子的这一套自我修养论在实际上指导了他以后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尚气节、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讲究涵养，几乎都要从朱子的理论武库中寻找武器。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而复杂的。

二

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八月，“申严道学之禁”，[256]“更道学之名曰伪学”，[257]三年，著朱熹、赵汝愚等五十九人“伪学逆党”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

反对派对朱子的攻击，主要在一个“伪”字上。其实早在孝宗时，就已有人以“伪”字攻击理学。淳熙十年（1183）吏部尚书郑丙上书称：“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太府丞陈贾则攻击理学：“假其名以济其伪者也。”[258]理学被污为“伪学逆党”以后，“伪”字一直成为压在朱子及其学派头上的一块石头，直到最近还有人写文章攻击朱子的“虚伪”和“言行不一”。但与朱子同时的尤袤，在郑丙、陈贾等激烈攻击道学时，却这样对孝宗说：“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近立此名，诋訾士君子，故临财不苟得所谓廉介，安贫守分所谓恬退，择言顾行所谓践履，行己有耻所谓名节，皆目之为道学。此名一立，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一举足且入其中，俱无得免，此岂盛世所宜有？”[259]他认为道学家们所坚守的“廉介”“恬退”“践履”“名节”等，是贤人君子欲自见于世而必不可少的品德。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批判了、丢掉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太平盛世呢？可见他并不认为朱子之学为伪。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所说的那些贤人君子的品德，正是朱子气节论的主要内容。

那么，朱子是否如反对派们所攻击的，是个“作伪”的人呢？这关系到朱子的人格、品节，不得不作一番考辨。

朱子是一个十分重气节的学者，他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贡献已如上述。那么，在实践中他又如何表现呢？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朱子一生对名利看得很淡，他的志向是学术研究，弘扬理学，从无汲汲于权势和财富。《宋史》本传说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260]他并不是没有机会做官，而是志不在此。朱子一生多次辞官，据统计达六十余次。在他的文集中“辞免”官职之类的奏状多达一百余篇。但是，一旦居于官位，他又不会墨守成规，无所作为。儒家“达则兼善天下”“得志，泽加于民”的传统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在同安主簿任上，他修校舍、兴教育，禁妇女出家为僧道，整顿赋税簿册，以防吏人作奸。他看到当时有些官户富家“操有余之势力，以坐困破卖家计狼狈之人”，每遇这种案子，必“了于一日之中”，以免“村民有宿食废业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261]淳熙五年（1179）出知南康军，“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262]在南康军期间，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兴教育，政绩卓著。淳熙八年（1181）浙东饥荒，朱子被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受命当日即“单车就道”，“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263]在浙东期间，他还惩治了好几个贪官污吏，为民除了害。

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朱子解释说，这是要求“士不枉道而求利”。[264]在道与势面前，朱子决不枉道而从。在任浙东提刑期间，台州知州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伪造官会”。[265]唐是宰相王淮的同乡，又是姻家，正受到提拔，将迁为江西提刑。朱子查实了他的罪行，三上章奏弹劾他。王淮匿而不报，朱子“论愈力”。王无奈只得把朱子奏状呈报皇帝。孝宗让王处理此案。为包庇唐，王命浙西提刑派人追查，却让朱子速往别处查看旱情。朱子并不屈服宰相的淫威，抗旨不行，前后六上奏章，终于罢免了唐的官职。

在宋金和战的问题上，朱子的民族气节十分鲜明。有人说他是投降派，这是毫无根据的。这一点朱瑞熙先生已在一系列文章中予以批驳，十分有力。[266]这里我只想补充一点：朱子对金的态度，由主战转而主守，非但不说明他是投降，相反正是表现了一个理论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和对国家、民族的负责态度。南宋建国以后，对金的战争屡战屡败（虽然有几次小的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内部为私欲所蔽，抗战的决心并不坚定，人心涣散，勾心斗角。二、从军事、经济等形势看宋、金力量相当，南宋并不具备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实力。这两点从隆兴初年张浚北伐失败中得到了集中的暴露。所以隆兴战败后，朱子的态度急骤改变，从积极主战而变为主张“合战、守之计为一”。这时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想找到一条收拾人心的道路，再图恢复。这种态度是无可厚非的。隆兴以后，南宋又发动过几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原因，仍然不外乎上文提到的两点，其中尤以第一点为甚，韩侂胄的战败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所以朱子一再强调，从人主到人臣，都要正心诚意，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的想法未免太理想主义了，他的办法也未免太迂阔了，但他是个思想家、理论家，只能作出理性的阐述，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他。所以我认为，在民族战争中朱子没有丧失民族气节，只不过他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或不为人所理解罢了。

古人讲气节，特别注重处于逆境时的表现。横逆之来，能否泰然处之，是非毁誉，能否置之度外，穷困潦倒，能否坚守素志，等等，都是士大夫们品性修养的标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庆元党禁”以后，理学被禁，科举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267]蔡元定被流放，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以绝伪学”。[268]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朱子表现得异常镇静而坚定，“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269]有人劝朱子关闭学校，遣散学生以避祸，朱子坚决不同意，他说：“福祸之来命也，如某辈皆不能保，只是做将去，事到则尽付之人，欲避祸终不能避。今为避祸之说者，固出于相爱，然得某壁立万仞，岂不益为吾道之光？”[270]他坚持讲学，甚至削职的命令下达以后，他“略起视之，复坐，讲论如初”，[271]对突如其来的灾妄，态度十分安详。

朱子从庆元二年学禁开始，至庆元六年去世止，五年间，讲学不辍，学术研究不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结语

朱子是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以后最伟大的思想家。朱子哲学的产生，标志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最后完成。他的庞大而深邃的思想体系是人类思想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章节。朱子思想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就气节而言，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把这个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从原始的朦胧中提炼了出来，并赋之以实在的、可知可行的内容，而他自己则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他的气节和人格是崇高的。

为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1990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