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东西方文明的分岔和演化[2]——从文化人类学、微观历史学到生态文化经济学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对外战争一连串的失败，引发了中国启蒙运动家对中西文化优劣的争论。以后的“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先后两次把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推向高潮。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上，以韦伯（Weber，1904）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思想家以及中国启蒙运动家一直把儒家文化视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障碍。然而近年来世势大变，越来越多的东西方学者把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而认为欧美社会的种种病态，是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和享乐文化泛滥的结果。

百年来中西文化优劣评价的变迁，不仅反映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改变，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社会和文化本质的理解。我们看到，世间种种文化都有其生长和发展的理由，每种文化的具体形态都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所谓文化的先进或落后都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有相对的意义。绝对论或直线式的推理是颇有问题的。

展望21世纪，我们对文化和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与“五四”运动的启蒙家们相比，在思想方法上有不同的出发点。这也是这次我回北大所作的一系列讲演的主题：新兴的复杂系统科学所引起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如何从自然科学渗透到经济社会科学，以及传统的人文学科？下面我从自己的心路历程开始，先讨论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的中西文化分歧问题；然后讨论经济学中的非平衡演化问题，及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最后讨论当前国人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策略，以及中国改革的全球战略。

我对中西文化分岔的历史原因产生兴趣，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毛泽东号召读马列著作，引起我对马列原著的兴趣。我发现马克思说中国、印度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是地理、气候原因的说法和当时流行的“封建统治导致中国落后”的说法并不一致。毕业后我到四川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在实际观察和国际比较中，我深感交通和通信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兴衰中的重要地位，开始感到当时实行的统购统销、户口制度在阻止商业流通和劳动分工发展方面的害处，远大于对社会稳定的好处。农村改革的一个思想障碍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而取消多样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改革传统的农业政策。首先在思想界开放对“以粮为纲”方针的讨论。我在1979年写了一篇文章，“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长期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从中西方经济技术不同的农业结构导致中西方政治军事不同的战略思想出发，批评“以粮为纲”、土地战争的传统路线不仅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技进步，而且导致周期动乱、生态恶化。文章先作为内部会议文件印发，后来又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令人深思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反叛最激烈的毛泽东，其“以粮为纲”的经济政策和农民战争的军事战略，却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土地战争的经验一脉相承。中国的农村改革，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松动粮食的指令性生产，允许多种经营，不把经济作物当作“资本主义的温床”来限制。然后是松动统购统销，允许长途贩运。包产到户初期阶段的成功在于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只有允许农民进城的对内开放，乃至打开国门的对外开放，才会有乡镇企业奇迹般的发展，从而走出传统小农经济的轨道。

我在国内时，思考的是中西文化分岔的经济原因，为的是探讨改革的对策问题。出国以后才发现，类似的问题正在文化人类学、微观历史学中被研究，我的许多想法与文化唯物主义和年鉴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Harris，1980；Braudel，1981）。我在加入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的研究以后，从复杂系统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理论生态学的模型，把文化行为模式引入学习竞争模型，研究稳定性与复杂性的关系。我们下面讨论与中国经济社会演化有关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