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随禀赋结构拾阶而上的次序特征

按照第1章所介绍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禀赋结构存在巨大差异，高收入经济体的禀赋结构表现出资本相对劳动更加丰裕的特征，而低收入经济体的禀赋结构表现出劳动相对资本更加丰裕的特征，并且禀赋结构的分布不是只有这两个状态而是处于一个连续谱系。同样，对应的产业结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高收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表现出更加技术和资本密集，而低收入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表现出更加劳动力密集。这是一个无法跳跃的连续谱系，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的持续不断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经济发展要求在现有产业中不断引入新的、更好的技术。低收入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技术的改进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发展也要求经济不断地从现有产业向新的、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扩展，从而实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如果没有这样的结构变迁，人均收入持续增加的余地就很小。对应于这个基本的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框架，第2章也介绍了全球三次产业结构随发展阶段而依次变化的特征。在更加细分的制造业产业层面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基本特征事实也同样如此：随着禀赋水平的提高，技术与资本更加密集的产业占比逐步提高然后不断下降。不论对于全球的细分制造业而言（见图3.1），还是对于小国来讲（见图3.2），以及对于一个国家内部而言（见图3.3），都是如此。

注：上图为74个经济体的混合数据；下图为95个经济体的混合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48]

资料来源：根据N.Haraguchi, G.Rezonja，“Patterns of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Revisi-ted”，UNIDO Working Paper，2009测算。

正如中国地方经济发展能手黄奇帆最近在“两会”上所言：“产业升级没有捷径可走，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必须依托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需求衍生开来，脱离制造业的服务业，永远只能囿于传统服务业的范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服务业。服务业与制造业是相辅相成的，任何脱离实体经济‘卡拉OK’、自弹自唱的行为都不可持续，还会带来巨大伤害。”①纵观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除了几个矿产资源生产大国，任何成功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次序都需要遵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低端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再到金融服务业，都需要从农村市场到城市市场、从消费品市场到生产资料市场，从高储蓄到高福利的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次序。②各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是从低收入农业国向高收入工业国连续演进过程的一个点，而不能把两个阶段——贫穷阶段和富裕阶段，发展中阶段和发达阶段，完全割裂开来。由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与高收入国家未必相同。

资料来源：根据Jiandong Ju, Justin Yifu Lin, Yong Wang，“Endowment Structure,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J 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5，76，pp.244-263测算。

因此，将经济发展视为一个连续统的过程，新结构经济学包含了对一国比较优势的理解，这种比较优势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演化。[49]这意味着，与旧结构主义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某时某地某个具体的发展中国家可供选择的产业结构不一定非得是经济前沿国家最先进、最发达的产业——后果可能适得其反。一个国家的资源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因此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因为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各个产业的资本密度、最优企业规模、产量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风险性质都存在差异。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持续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在国内外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其最佳途径就是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自己的发展阶段发掘最大的收入和储蓄潜力，使投资能获得最高可能的回报，产生最大的储蓄动力，则其资本也就能以最快的速度积累。这样，该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就能从劳动力或资源富余向资本富余过渡，其比较优势也会变得相应更趋向于资本密集型。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拥有比领先者发展得更快的潜力。然而，要使得发展战略在每一阶段按照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最优产业结构，禀赋结构的相对稀缺程度就必须被反映出来而且被严格遵守。而只有市场价格机制才能够产生相对价格信息和约束机制。与此同时，任何一种产业结构都要求相应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促进其发展。硬件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和电信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则包括金融体系及其监管、教育体系、法律体系、社会网络、价值观以及经济中的其他无形构造等。最优产业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产边界，实际产量能否达到这个边界，则取决于基础设施是否完备以及其他的因素。由于基础设施这样的公共品也是禀赋要素，以及产业升级中的协调困难、信息外部性、风险等市场失灵的原因，因此就要求政府在禀赋升级和产业升级中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总之，就像我们接下来将要揭示的全球近两百个经济体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轨迹的情况那样，但凡产业发展次序颠倒紊乱者，无一例外惨遭失败。如果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缺乏“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也无一成功。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的图1.21所示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之路中，要标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也就是经济结构变迁的发展战略动态路径的两个方向盘的原因。

【专栏3.1】

历史上那些颠倒产业发展次序的惨痛教训[50]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标，为什么却导致了失败的发展战略设计?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的起点——对资源禀赋结构的主要特征进行回顾。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匮乏。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只有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才拥有比较优势。相反，对于资本丰富但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最有竞争力。只有承认这条基本事实，才能给制定有效的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采用的发展模式却借鉴了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结构主义，鼓励发展中国家兴办与高收入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这一思路通常显得非常冠冕堂皇，领导人拥有促进国家发展的远大理想，希望本国尽快加入国际技术前沿的竞争。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构主义模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因为它是在资本非常稀缺的时候，仍建议各国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该战略意味着，与其他顺应比较优势而发展类似产业的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成本过高。这些生产成本过高的企业难以在开放的竞争市场中生产，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补贴和税收激励等措施提供大量保护。此类战略的例子包括：印度尼西亚在60年代兴办造船业，当时的人均GDP水平仅为主要竞争国的10%；刚果民主共和国（当时称扎伊尔）在70年代试图发展汽车产业，该国的人均GDP仅为产业领先国家的5%（见表3.1）。这些国家的战略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希望发展的产业，是人均收入远高于自己的国家擅长的产业。由于生产这些产品不具备成本优势，它们难以在市场上有效竞争。为推行此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的政府给大量亏损企业提供保护，减少其投资和运营成本，包括授予市场垄断权、压低利率水平、高估本国货币价值，以及控制原材料价格等。干预导致资金、外汇和原材料的普遍短缺。结果，政府还不得不通过行政渠道给这些企业直接提供资源，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国计划，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的信贷配额和投资、产业准入许可等。为便于实施，许多国家还依赖国有企业来发展目标产业。

表3.1　历史上那些不切实际的赶超战略

资料来源：根据Maddison的数据测算。

【专栏3.2】

历史上那些遵循产业发展次序的成功经验[51]

与专栏3.1所述的颠倒产业发展次序而追赶失败的历史例子截然相反，19世纪西欧工业化的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快速追赶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东亚经济奇迹表明，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去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开启和维持动态增长路径并最终实现多样化和工业化的最佳途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的英国，但是之后的约50年内，工业革命并没有传播到其他的国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政府禁止输出机械、制造技术和熟练工人。最终，工业革命在19世纪才逐渐传播到西欧的其他国家。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业生产中心是煤、铁、纺织品、玻璃和其他装备的生产均很繁荣的比利时。到1830年，法国公司雇用了许多熟练的英国工人帮助建立纺织业，铁路也开始在西欧地区出现。而德国当时由于缺乏集权的中央政府，是工业发展的后来者。虽然英国人1804年就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其他欧洲国家才开始修建铁路。比如德国于1835年制成第一台机车，但其铁路建设由于缺乏中央集权政府而被一再拖延。1840年后德国的煤炭和钢铁产量大幅上升，到了19世纪50年代，德国开始修建铁路网。在1871年德国实现政治统一后，其新修建的铁路里程超过了英国，同时在生铁和其他行业也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追赶通道。相对于英国，美国的工业化由于当时缺乏商业投资所需的基本要素禀赋——劳动力和资本，而被推迟了。但当其在19世纪20年代终于开始进行工业化时，其增长速度是爆炸性的。欧洲的政治革命使大量移民将劳动力和资本带入美国。1826年，美国开始出现机车；1837年，美国第一条铁路建成；1850年，美国的铁路总里程超过了英国，达到9021英里；到1890年，铁路在美国西部地区的迅速扩张使其总里程达到129774英里，这一距离比整个欧洲大陆的铁路总和还要长。随后，美国迅速进行了工业化和结构转型，农业人口的比重从1800年的85%下降到1860年的50%。德国经济学家Gerschenkron观察到，快速工业化可以从不同层次的“经济落后”开始。事实上，越是经济落后的国家，那些特殊的制度性因素（如政府和银行）在向新兴产业增加资本时起到的作用越大。然而，以Gerschenkron为代表的旧结构主义发展思想存在不足，即没有强调一个后进经济体如果想拥有竞争力，必须发掘与它的比较优势相吻合的产业，或者说必须符合比较优势战略。工业化的确可以从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期起步，但是如果发展水平太低，那些过于先进的产业不符合该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或者说这些产业是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那么发展这些产业则需要大量的国家保护和政府补贴。通过政府的支持，先进产业的确有可能建立起来，但如果该产业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将既没有自生能力也没有比较优势。

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如下几点启示：第一，像英国这样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可以发挥“领头雁”的作用，而后来者具有后发优势，并在某些条件下能够赶超甚至取代“领头雁”的位置；第二，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政治稳定、贸易开放和劳动力流动也是一个国家获取新技术和发展新产业的重要因素；第三，政府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起到促进作用，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德国1871年没有实现中央集权，贯穿全国的铁路或者工业革命就无从谈起。更为重要的是，要选择正确的目标国家进行追赶。一些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比较快地赶上英国，是因为它们的发展阶段离“领头雁”差得并不太远（见表3.2）。根据Maddison的估计，法国、德国和美国在1870年的人均GDP大约是英国的60%至75%。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人均收入约是其目标国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的40%，这个目标是切合实际的。而在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其发展阶段都大大超前于日本，选择那些国家作为追赶对象明显不切实际。尽管当时很多国家试图进行赶超，但日本最终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成功的原因就在于选择了正确的赶超目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追赶型产业政策失败，通常是因为该国试图以人均收入5倍于本国或更高的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样本。而成功的追赶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都以其他要素禀赋结构类似、人均收入稍高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样本（见表3.2）：

·16和17世纪，英国以荷兰的产业为样本；当时英国的人均GDP是荷兰的70%。

·19世纪末，德国、法国、美国以英国的产业为样本；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是英国的60%—75%。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以普鲁士的产业为样本；当时日本的人均GDP是普鲁士的40%左右。20世纪60年代，日本以美国的产业为样本，当时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40%左右。

·20世纪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以日本的产业为样本，它们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0%左右。

·20世纪70年代，毛里求斯以中国香港的纺织和服装业为样本，其人均收入大概是中国香港的50%左右。

·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以美国的信息、电子、化工、医药产业为样本，其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45%。

·20世纪90年代，哥斯达黎加以中国台湾的存储器封装和测试产业为样本，其人均GDP是中国台湾的40%，而中国台湾是该行业的主要生产地区。

表3.2　战前和战后时代的赶超（人均GDP以1900年国际元计价）

资料来源：Vandana Chandra、林毅夫、王燕，“领头龙现象：低收入国家赶超式发展的新机遇”，《劳动经济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