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模型
模型(也称为理论)这个词似乎只适用于“高大上”的学术研究。但实际上,模型只不过是把决策目标(即因变量)与影响决策的因素(即自变量)联系起来的一个思考框架,我们每个人在理解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决策时,都在使用着模型,就连最为简单的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在本书第1章中,我们运用张三开设烤肉餐厅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本章,我们运用另外一个能够更好地体现本章主旨的例子(案例3.1)来进行说明。
案例3.1
案例3.1中张三的简单思考过程,就是一个模型。本章的讨论中还要多次提到这个模型,我们将其简称为“高速或辅路选择模型”。
模型是理解事实的基础
《大学》中说:“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句话稍做引申,便是对每个人都要使用模型这一观点的很好描述:如果没有模型将我们观察到的事实联系起来,这些事实对我们来说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一文中的如下这句话,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卡尔·波普尔在详细阐述其证伪理论的《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1962)一书中提到一个小故事。他曾经在课堂上对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拿出笔,仔细观察,写下你观察到的所有东西。”学生对这一要求感到很茫然,马上提出疑问:“您要求我们观察什么?”波普尔接着评论说:
电影中的特工,具有我们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关注细节的能力。排除电影中虚构的因素,稍一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如此关注细节,是因为细节与他们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他们自己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日常生活中,我们只关注某些东西,而会忽略其他内容(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前者可能很重要,而后者则通常无关紧要。模型正是我们把观察到的事实与自己的需求联系起来的思考框架,没有这样一个框架,任何事实都不会进入我们的思想。
在案例3.1建立的高速或辅路选择模型中,与张三在同一时间开车经过此处的李四,平时为了节省高速费从来都不上高速,显示屏上的信息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他就极有可能完全不会注意这条信息,甚至连存在这样一块显示屏都可能不曾注意到。因此,任何人的模型都是以自己的需求为中心的,而由于不同人的需求通常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通常都会有不同的模型。
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获奖演讲中谈到宏观经济模型(理论)的作用时说:
这是针对任何希望思考宏观经济状况的人来说的,但也同样适用于思考任何经济现象的任何人,即每个人都需要使用经济模型。不过,普通人在使用模型时常常是不自觉的,即所谓“日用而不知”,所使用的模型一般也都是“模糊”的、“非正式”的;经济学家们所致力的模型,只不过是将这些模型以具有严密逻辑的形式(常常是数学形式)呈现出来。
每个人都要使用经济模型,那么,这些模型是否都正确?是否存在唯一正确的模型?本章余下部分的讨论将表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每个人的模型各不相同
经济决策实质上就是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学就是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如果不存在选择,经济学就不会产生。人类之所以需要进行选择,是因为资源有限,而每种资源又都存在多种用途,从而需要通过选择使这些资源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利益。
在案例3.1建立的高速或辅路选择模型中,张三如果只有进入高速一条路可走,而且必须走,他就不需要使用模型,因为他不需要选择;如果存在另一条辅路可选,他就需要进行选择了,因为张三需要节约有限的时间资源和经济资源(如高速公路费、油费、车辆磨损费、车祸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等)。前面在案例讨论时提到,在面临这个选择时,张三并不是一定会做出特定的选择。
假设张三最后选择了继续走高速,那么,其他人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呢?答案同样是不一定。假设王五与张三差不多同时到达这个高速入口,也看到了显示屏上的信息,但王五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形,在经过与张三类似的分析后,选择继续走高速,但被堵了两个小时,由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理作用,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走辅路。
对于王五与张三的上述不同选择,可以有两种不同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模型(张三与王五的模型不同),而同一个人的模型会发生变化,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会有不同的模型(王五的模型发生了变化)。第二种解释是,不同人使用的模型是相同的(即模型的变量和参数相同),但模型中变量的取值因人而异。比如,王五可能把显示屏上的信息解读为“堵车的可能性极大”,而张三把它解释为“堵车的可能性极小”。但第二种解释中的相同模型,仍然可以说是不同模型,即王五在他的模型中加入了过去的类似经历,而张三没有(或许他也有过去的相关经历,但没有体现在模型里)。因此,第一种解释(即模型不同)更具包容性,从而也就更为合理。这就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从需求角度得出的如下结论: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模型,每个人的模型各不相同。
不存在大统一模型
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同时解释所有人行为的统一模型(即大统一理论)。在前面讨论的例子中,就是把三人的行为看作同一个大统一模型的结果,即对不同的人来说,模型的变量和参数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变量的取值(参数的变化相当于模型本身的变化)。
这种方法看似是可行的,但能够准确刻画所有人行为的大统一模型,可能会变得无穷大。比如,与张三几乎同时经过高速入口的马六,有朋友正好在高速公路管理处负责屏幕信息的更新,曾经告诉他,屏幕信息完全是实时的,没有任何时滞。试图同时解释马六行为的大统一模型,就需要新增“有朋友在高速公路管理处负责屏幕信息”这样一个变量,甚至还要加入一个变量以反映“这个朋友所提供信息的可信度”。
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经济主体,每一个经济主体每增加一个信息来源,对同一信息每增加一种不同解读方式,大统一模型都需要至少增加一个变量。因此,要真正解释所有行为的大统一模型一定是无穷大的,而这样的模型在现实世界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可能准确判断模型的正误
每个人在进行经济决策(亦即进行选择)时,都有自己的模型,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人所使用的模型的正确性?判断依据只能是模型使用的结果,但模型结果与模型准确与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比如,在案例3.1建立的高速或辅路选择模型中,假设张三根据他的模型得到的结论是“走高速更快”,从而最终选择了进入高速。如何判断他的模型是正确的?是不是“果然没有堵车”(比如他只花了30分钟)就表明他的模型正确?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没有堵车的原因可能是本来就没有发生事故,屏幕上所显示的信息只不过是前述马六的朋友手抖错发的。
同样,“果然堵车”(比如他花了75分钟)也不一定表明张三的模型就是错误的,因为他如果选择走辅路,可能花的时间要超过75分钟——正如前面介绍张三的模型时所说,有可能太多的人选择辅路而导致辅路出现了严重的堵车。
第一种情形属于证实的困难,即证明一个模型正确的困难;第二种情形属于证伪的困难,即证明一个模型错误的困难。一个决策模型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证伪,从而也就没有办法准确判断模型的正误(参见第3.2节和第3.3节分别对经济学理论证实和证伪的详细讨论)。
模型判断基准的虚拟性
判断经济模型正误的困难,从根本上源于判断基准的虚拟性。如前所述,经济决策就是选择,而选择的基础是比较。判断张三选择走高速是否正确,就需要比较张三“走高速”和“走辅路”两种选择的差异,而唯一正确的比较方法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张三同时走高速和走辅路,然后将结果(比如所花时间)进行比较。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任何结果都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从而无法据以判断张三所使用模型的正误。
很显然,张三不可能同时既走高速又走辅路。我们通常所说的比较基准都是虚拟的,即“假设他走辅路,可能只需要花70分钟”,而“他这次走高速花了75分钟”,所以“他走高速的选择是错误的”。这一推理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即不一定符合现实),因为其大前提是一个假设,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34]
机会成本概念的启示
对于经济决策中的比较基准,经济学有一个专门的概念——机会成本,即经济主体做出一个选择时所放弃其他选择可能带来的最大利益。这一定义充分体现了机会成本的虚拟性。由于机会成本是“被放弃的选择”可能带来的收益,从而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因为这些选择一旦成为现实,其可能带来的收益就不再是机会成本了;由于被放弃的选择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所以其“可能收益”就永远只能是想象中的,从而不可能准确度量;而且“被放弃的选择”可能是无穷的,因为它还需要包括决策者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选择,比如,张三除了选择高速、辅路之外,可能还有一条他并不知道的路。[35]
对于机会成本的虚拟性,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成本与选择:对经济理论的探索》(Cost and Choice:An Inquiry in Economic Theory,1969)一书的序言一开始,就以读者面临是否阅读他这篇序言的选择为例进行了讨论。他说,如果读者选择现在不阅读这篇序言,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即“备选方案”),那么他现在阅读这篇序言就是有成本的:
机会成本决定着选择,而机会成本本身是虚拟的,仅仅存在于决策者在决策时的想象之中,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准确衡量机会成本的高低,从而也就不可能准确判断某一决策的正误,当然也就无法根据结果来判断决策者所依赖模型的正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