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识与认知：重新认识知识社会学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场所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中心机构，反映现代性中一些与知识，知识的生产、组织、功用和社会地位有关的重大变化。从本质上说，大学就是广阔社会的缩影。大学既不能简单地看做权力，如国家权力、阶级权力、技术权力、资本主义权力等，也不能简单地看做文化，如认为就是宗教信仰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大众文化或精英文化等，也不能简单地看做科学知识文化和学术知识文化。确切地说，大学是一个开放的场所，权力、知识和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作为知识生产的一个场所，大学又是权力和文化冲突的焦点。知识既不能简化为科学、权力，也不能简化为文化，但知识有一股超越其具体表现的社会结构、认知结构和文化结构之外的“想象的”力量（“幻想的”冲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尼利厄斯·卡斯特里尔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才说，作为知识产地的大学可以被视为“社会中有想象力的机构”（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Castoriadis，1987）。正如我在后面的章节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种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上“不同凡响的幻想”大量涌现的主要场所之一。的确，这也是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在一篇论大学及其功用的文章中的观点。他认为：“大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能把青年人和老年人联合在对知识的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当中，并维持了知识和生活的联系。大学的确是传授知识，但却是创造性地传授知识。”（Whitehead，1929：39）大学的任务在于，使人们能构建新世界的理智的见识，并把知识与经验融为整体。那么，这也许意味着，关于大学的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不仅与知识的生产相联系，而且与深层次的经验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就是科学知识（或学术知识）与文化认知之间的中间地带。

这一章主要论述了社会范畴的知识和文化范畴的知识问题，并想把知识的变化和现代性主要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我试图从广阔的视野来考察知识，即把知识融入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勾勒出认知理论变化的基本轮廓。由此看来，当知识生产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时就发生了认知的改变：知识模式的变化引出对新文化模式的表述，从而引起机构的革新。我的目标在于证明这些变化使大学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而且现阶段产生的认知变化导致了基于我称之为“社会相互联系”的大学模式的产生。

首先，我把这些观点和在后续章节中要展开的那些观点放到认识论，更确切地说，是放到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第二步，我从中观范围的现代性理论的视角概括地介绍认知变化论的观点。第三步，我把这些观点应用到现代性大学中。这样做是想为本书的其余部分提供一个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