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江上游的区域社会史

20世纪以来，社会史的研究在西方有长足的进步。20年代末法国的费弗尔（L.Febvre）和布洛赫（M.Bloch）在巴黎创办著名的历史杂志《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后来该杂志又改名《社会史年鉴》《社会史论丛》，鲜明地举起了社会史研究的旗帜。在年鉴学派的著作中，研究地理、气候、城镇、乡村、水陆交通、商业贸易、内外交往、各地物产、民众生活、文化方式、家庭、社团、谋生、制度、习俗等，从而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社会的各个方面。年鉴学派的研究方向是有借鉴意义的。

社会史的研究应该有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次，小自日常生活、中到社会组织、大至市场网络和城市系统等都可以是我们的研究范围。具体来讲，本书所涉及的社会史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如自然状况与灾荒、人口结构、宗族、家庭、城市社会、乡村社会、社会流动、社会救济、社会风俗、社会组织、社会阶层、地方统治结构、教育制度等。严格地讲，本书涉及的内容有一些超出了社会史的范围，但是，把社会及其相关因素加以综合考察，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整体把握社会，我想把研究范围扩大一些也并非是多余的。同时，我也并不认为这本名曰“区域社会研究”的书已包罗万象，实际上社会是太丰富了，一本书是根本无法容纳的。

社会史的研究，既不像自然地理研究那样可以有较长固定的时间，亦不像革命运动研究那样集中于一个短期的关节点，而是研究既相对稳定，又缓慢变化的社会演变的进程。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F.Braudel）指出了时间的多元性，即用三种不同的时间来量度历史，他概括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并提出与这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思想传统等，即人与其环境关系的历史，是“一部几乎静止不变的历史，历史的流逝难以察觉，是一种由不断重演、反复再现周期构成的历史”。所谓“局势”，是指较短时期（10年、20年、50年）内起伏兴衰、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产生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等，“这种历史的时间固然滞缓，但却能感觉到它的节奏……我们可称之为社会史，即人类群体或集团的历史”。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的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这种历史充满着表层的喧嚣，是由历史潮流冲击出的泡沫”，它短暂、迅速、敏感和不安[12]。本书所着重研究的就是“中时段”的历史，即社会的历史。

在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中，过分强调政治事件乃至注意力都集中在短时段，即事件和重要人物身上，而往往忽视了产生和制约它们的社会历史土壤，把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内涵深沉的历史，描绘成干巴巴的政治事件冲突、英雄人物驰骋的小舞台，充满着表层的激荡，却看不到深层的潜流。因此，要了解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必须研究政治事件后面的动因。本书较少涉及短时段的研究，这首先是考虑到过去对社会史的研究太不充分，有必要集中精力和花大气力去进行探索；其次是过去对政治事件、革命以及重要人物的研究比较深入，成果较多，在许多方面似乎没有必要再作重复性的劳动。如果我们能通过对社会各个层面的解剖来为短时段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些依据，那么我想，即使本书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偏好，读者和学术界的同行也是能够谅解的。

应该指出的是，我并不赞同年鉴学派过于轻视政治事件对历史影响的观点。布罗代尔把政治事件看作昙花一现的现象，认为它们像萤火一样逝去，几乎没有闪光就回到黑暗之中，常常进不了人们的视野。我认为，既然政治事件是社会潜流长期酝集而激荡出的浪花或泡沫，那么它就是社会问题长期累积的爆发。重视事件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社会。因此，本书也注意到了一些重大历史变动对社会的影响，如长江上游门户的开放、清末的改革等。

地理环境往往是构成一个社会特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个社会在数个世纪中受制于生态环境如气候、植被、物产、农作物的类型等，必然形成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长江上游地理位置的封闭、城市的分布、农业的类型、交通路线的固定都反映了地理结构惊人的持久性。强调地理环境的影响并不等于地理环境决定论，所谓地理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是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现象，即人同自然交往和对话、相互作用及动态平衡的历史。这种历史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恰恰忽视了对它的研究。本书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时，力图注重地理环境的因素，把与社会相应的生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去描述这个区域社会所独具的特点。

本书试图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去展现出长江上游这个地处腹地的农业大区的社会是怎样演化的。我们不能把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看作是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尽管移动是缓慢的，有时甚至觉察不到，但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再调头回顾，社会移动的轨迹就清晰可见了。因此，本书不过是考察了这个连续体极其有限但却是十分重要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社会变化的过程。在本书中，我把社会看作一个动体，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演化。既然传统与现代是相比较而言的，那么对现代的研究就必须建立在深入了解传统的基础之上，因此本书不惜笔墨地对传统社会进行了描述。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这只不过勾勒了一个轮廓而已，不过这个轮廓就成为我们观察从传统到现代的基点，也是比较的基础和参照系。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各地区受外界的影响程度不同，经济和文化状况也有差异，因而各区域的传统和现代化都存在各自的特征。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相对封闭、受外界影响较小，现代化起步晚。从长江中游进入上游，由于三峡天险的阻扼，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洋货进入存在极大的困难，外国资本主义对这一地区的冲击也大大减弱，因此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现代工业发展缓慢。这种内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影响到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