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途贩运
清初，由于年年战乱，上游各关相继停闭，至康熙初最早复设夔关。夔州府知府报称：“今川省凋敝因而商贾亦稀，卑府妄议以春冬二季定税银三百两，夏秋二季每季定二百两，共约计每岁一千两之数。……盖以蜀产销灭殆尽，货物不行，如各厂无人开铸而铜铅无以出卖，楚省盐茶有禁而兴贩不敢越境。举全省通省人民不及腹里之一郡，安望其击毂摩肩商贾济济？”[454]夔关扼川省进出口东大门，年收税竟只千两，可见商贾之少。
清初在川南设有八个榷关，即建昌、会川、盐井、宁番、越西、梅岭、安宁、大坝，但直至康熙初这些地区仍是“僻处遐荒，舟楫不通”，往来贸易稀少，即使有也多为“肩挑背负”者，所运“货物有限”，因而各关名存实亡[455]，只有建昌关地位日益重要。因建昌、德昌、会理一带盛产蜡虫，每当春季，川南的洪雅、夹江、峨眉、丹棱及滇省客商到此交易，在乾嘉之际，“每年虫银不下百万”，建昌关也因之“关税亦旺”[456]。随着上游经济的逐步恢复，商品性农业也有较大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特别是粮食剩余渐多，大量外运；养猪业也兴盛起来，如在川北山区，“家设猪圈一所，少者四五只，多者数十只”，“惟以包谷饲猪，变易盐、茶、布匹”[457]。川猪运至陕甘湖广。康熙十九年（1680）于阆中设置榷关专抽猪税。康熙四十年（1701）开辟汉藏贸易，次年清廷派遣喇嘛达木巴色尔济等驻打箭炉，设关监督贸易[458]。康熙四十六年（1707）川抚能泰奏请在重庆设关，“川省地方，山深林密，产木颇多”，重庆系“川江上流要区”，在此对运往湖广、江南的木材征税[459]。
清前期全川共设大小榷关九个，其中户关二：夔关、打箭炉关；工关一：渝关；地方关六：成都四门关（附内江红花税口）、建昌关（又称宁远关）、叙永关、阆中关、广元关、雅州关。其中建昌关、打箭炉关、夔关、渝关都是因省际贸易发展而建立的。表4-1是各关的设立时间和主要征税商品。
表4-1
榷关征收商品过道税或落地税，各类商货均定有则例，每一榷关立有岁额。据《皇朝通典》载：“夔关、打箭炉商税，照地方征税例，每两三分”[460]，即按3%抽税；又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载：“米豆杂粮，均每石征银四分。”[461]清前期上游粮价大概每石银一两，所以粮食抽税约4%。
各关岁额主要分为正额与关税盈余两项。正额为钦定每年额解户部或藩司常款，盈余则多为关税外的加征，以后逐年增加，盈余往往超过正额。表4-2列出各关各期报解户部的税款额。康熙时九关共征关银14771两，按平均3.5%抽关税算，那么过关商品总值应为42.2万两；嘉庆时九关共征关银239751两，也按3.5%的抽税率算，那么过关商品总值应为685万两。
表4-2
至嘉庆二十年（1815）四川榷关已增至22个，夔关年税额已上升到183742两，盈余95032两[462]；较嘉庆时增加甚多。其时虽有洋货输入，但毕竟仍以土货输出为绝大多数。据川督丁宝桢称：“向来三江湖广等省客商，上水货物过夔关，纳税以棉花为大宗，洋货杂货次之；川省土产各货下水过夔关，以白蜡、红花为大宗，桐油、生漆、麝香等物次之。”[463]
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陆路，如涪州即为上游内外相通的重要商路之一。涪州位于重庆以东450里处，在黔江与长江相汇的角上，它不仅是川省西南全部天然水路口岸，而且是前往湖南的重要陆路的起点。这条陆路入湘境后分为三线：即水路达汉口、陆路至江西和经广西到广东，上游所需东部各省货物和洋货全靠该路供应。宜昌开埠前，这条陆路的重要性超过水路，“道光年间……其洋货入川，由粤海关报验完税后，从湖南之郴州、常德转龙潭、龚滩出涪州以达重庆，水陆兼程必两三月方可到川”[464]。自从光绪三年（1877）宜昌开为商埠并通行轮船后，这条陆路方失去原有的重要地位，而丰都、忠州、万县和湖北的宜昌、沙市的陆路日趋繁荣。
四川通往云贵的南部商路也进一步得到开辟。由重庆南下或西行运至云贵和边藏的主要有棉纱、匹头、丝、茶、苏广杂货、食盐、瓷器、铁器等；由云贵、边藏运至重庆再分散外省的主要有山货、牛羊皮、杂皮、药材以及云南个旧的锡等。到光绪时期，民间陆运组织“麻乡约”甚至由昆明经个旧、河口等地，将丝、茶和锡制品等运往安南，并承运同类货物由昆明经楚雄到缅甸。
但长江上游的商运是以水路为主体的，长途贩运的发展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大都市串连，形成了商业贸易网络。如岷江流域“地质肥饶，物产丰富，其气候风土最适于农业。而所产农品以米麦为第一，烟草、麻、小麦、豆等次之。其余生丝绢织物等，产额亦富”。成都府16州县物产大多靠岷江运出。流域内的嘉定府物产“最著者为盐、白蜡、生丝等”。盐年额清末约18万吨，白蜡年输出省外约120万两，生丝产额约2300万两。嘉定府为雅州、打箭炉等处“贸易之关键”，而且“当岷江贸易总汇之区”。又如沱江流域盛产糖、盐、棉等，其支流自流井“盐井之数计有五千”，年产额在36万吨以上，这些盐也基本靠沱江运出，“而泸州商业，亦赖此以繁盛”。而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长江、渠江、涪江的河运而繁盛。而涪州的兴起既得陆路之利，亦有河运之便。黔江从贵州思南府北折入川，经涪州城东北入长江，其可通舟楫之处数百里，涪州成为桐油、茶等集散地，“每岁此等货物卖买额达于八十万两以上”[465]。
长江上游的商品出入基本上依靠木船。运出货物以粮、盐、糖、桐油、山货、土特产等为主，大都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进口以棉纱，布匹、杂货、海产等为主，多由干流散放各支流而上。运出的桐油、茶、山货等大多运往华东再转运国内外，盐、糖、纸、粮等主要运往云贵、两湖、陕甘、江浙等地。如川糖主要沿长江经重庆、万县转口到湖北的宜昌、沙市、汉口等地。道光以后，川糖进一步发展，市场逐渐扩大，甚至与制糖历史悠久而且量大的台、闽糖争夺市场。清人刘家谋诗曰：“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466]
上游之山货输出，清以前只有生漆、青麻、水牛皮、箱皮、牛胶、山丝六种，清代以后种类渐增，其新增品种情况如表4-3。
表4-3
生漆采办者最初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外广帮及川帮均有办运[467]，每年输出量数千桶。清末民初洋行始在上游购生漆。桐油为上游出口大宗，仅以川东的秀山为例，邻近各县以及贵州松桃沿河等地所产桐油均集中于此出口。清初由陕帮商人到此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此为多。光绪间油业盛时外帮商人在秀山设有八大字号收油。乾隆时青麻业渐臻发达，归入“山货药材业”之列[468]。光绪初年重庆“四门振兴会”成立时[469]，青麻已成为重要输出商品，继南京帮之后，内广帮[470]、汉阳帮又相继营贸。清末洋行开始大量收买。山丝即野蚕丝，主要是贵州出产，假道四川输出，明代是南京帮、西帮采办，销于下江一带，织“山丝绸”。到清代各帮均有经营，每年由川输出有六七千担，每担值七八十两；光绪末由于销行极旺，涨至220余两。民初，云贵产品径由滇省运销各地，川省山丝交易遂衰。
过去农家大多视猪毛为废物，咸丰时内外广帮开始收白生鬃，运至广东再由梳房转洋庄，运销出国，每年输出数百担。光绪中重庆汉阳帮仿广东制鬃办法就地加工，以后各洋行又设厂梳制。黑猪鬃此时也大量加工出口。
清代长江上游长途贩运的兴盛，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市场的扩大，下面叙及的盐和粮食的运销更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