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自然经济结构的破坏
近代以来，随着上游门户的打开，对外贸易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了上游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中国自然经济的结构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农村家庭手工业又主要是棉纺织手工业，所以，从分析农村手工棉纺业的衰落过程入手，就可以看到上游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在外国商品大量侵入之前，上游由于产量不足，须从湖北等省不断输入棉花，同时亦运进大批湖北土布。但19世纪60年代中叶以后，洋布开始入川，到19世纪80年代，大约每年输入90万匹洋布和12万匹呢绒[332]，当然这并没造成对自然经济的较大动摇，而继洋布之后涌入的洋纱却使自然经济受到了根本打击。表3-13列出了1892—1901年的历年洋纱输入情况。
表3-13
棉纱是四川的主要输入品，大约占输入贸易总值的60-70%[333]，这严重冲击了上游的棉花种植，由此造成棉花的减产。过去一些普遍种植棉花的地区，如达县“自洋纱入侵，民间种此渐少”[334]；遂宁“自印度棉纱输入后，遂宁棉花收成减少了一半，原来种棉花的土地都改种了烟草、靛青和红薯”[335]。由此造成连锁反应，影响到农村棉纺手工业的衰败，在上游棉纺手工业中出现了进口洋纱代替手纺土纱的趋势。过去川北一带皆用陕西一带所产之棉，每至秋冬“运棉花入川者，交络于道”。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律改用洋纱，陕花遂不入川”[336]。由于“洋棉纱细匀洁净，颇合川民之用”，销售范围进一步发展，“不特通都大邑，销数日多；即僻壤穷乡，亦将畅销无滞”[337]。在这一时期，手纺织业分布的地区，“北面远至潼川，西边远至雅州，并且包括合州、遂宁县、太和镇、万县、成都、眉州、中江、嘉定、叙府、泸州这些如此重要的商业中心——实际上把四川省的每一重要城镇都包括在内”。无用而这些地区的织物“绝大多数是用洋纱织的，洋纱因其价廉，形式方便及易于操作，很快地使纺车闲置无用”[338]。
在川东地区，巴县的“乡镇间小工业，四十年前，纺花手摇车家皆有之，每过农村，轧轧之声不绝于耳”。但在外国“棉纱畅行”后，“此事尽废”[339]。达县由于“西花来自西安，市镇大皆有花店，自棉纱输入，而纺棉业微”[340]。在川西平原地区，成都“在海禁未开以前，织布之纱，全为土制。迨通商后，始有洋纱输入，以其制作精良，而昔时价格，更较土纱为廉，织户多乐用之，故能畅销各地”[341]。过去新繁的“贫妇”，“多勤纺织，每一日能纺棉花半斤。近来洋棉纱稍夺其利，村巷夜深，车声微矣”[342]。在川北地区，“比户人家妇女，莫不置有布机……由宜昌贩运至该地洋棉纱，不待再纺即可织布，土棉则须纺而织，人工既费，成本亦增，故印度棉纱得以畅销”[343]。三台县“原产大宗土布，即潼川布，极负盛名，销售于陕甘一带。……近年来因廉价之洋货充斥，织户……以无利可图，遂多停织。现尚有少数农家仍在继续努力于织造者，不过散在乡村，一家一二机而已”[344]。据当时的海关调查，上游的“各较大城市和沿大江大河地区，全用或部分用洋纱织成的布已成功地超过土布”[345]。
农村棉手纺业的衰落造成了耕与织的初步分离，开始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由自纺自织转为买纱自织[346]。外国棉纱的输入，一方面使棉花种植和家庭棉纺业衰退，并使湖北入川的棉花、土布减少；但另一方面却促进了以外国棉纱为原料的家庭织布业的新发展。手工棉布的出口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有些城市及其邻近地带的织布业已经成为区域化的生产，从这些织布中心运出大量的布匹。
然而这个新兴的家庭织布业并未能阻止自然经济瓦解的趋势，由湖北进入的土布与上游以洋纱为原料的家庭织布业相互竞争，使价格下降，“随着城市富裕阶层的需要由土布转向洋布，销路也不断缩小”[347]。另外，由自纺自织转为买纱自织后，价格受控于外国资本，“内地布缕价涨缩，恒依洋纱进入增减为差度”[348]，可见上游农村受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已十分明显。至辛亥革命前，四川土布生产中使用洋纱（包括国产机制纱）的比重为52%左右[349]，若国际市场发生价格和产品输入量的波动，立即就会在上游发生反应。
外国商品输入上游数量虽是逐年上升，“但是实现的成绩却没有如期之好”，特别是外国的棉织品遭到市场的顽强抵制，19世纪末的十年间基本上是停滞不前，较之80年代且呈下降趋势，见表3-14。
表3-14
1901年洋布输入较之1892年减少14%，输入最高年份1899年也不过834922匹，尚未达到1880年代水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由于洋布仅有各大城市的少数居民才使用，“几乎只有富裕户购买”，而广大农村人们“继续穿着保暖耐用的土布”[350]。
把洋布和棉花、土布的输入作比较，20世纪初，在输入上游的商品棉和商品布总值中，洋布仅占20%。洋布在四川的销售面虽然很广，在142州县中，清末有洋布销售记载的100个厅州县[351]，占70.4%，但销量却有限，以入川洋布量同全国进口洋布比较，重庆开埠后十年间，川省每年平均进口洋布约为67万匹，价值为193万海关两；同期全国进口洋布平均每年3.815万海关两，四川仅占全国的5%；四川人平均购买洋布为0.043海关两，仅占全国人均购买量0.095海关两的45%。而且输入的洋布并非全部在川销售，还有部分要转输西南各省[352]。据估算，至辛亥革命前，在四川的棉布消费中，洋布的替代率仅为11.8%[353]。
从总体上考察，19世纪末上游农产品商品化速度有所加快，这从主要出口农副产品的数额上体现出来，表3-15是1895—1913年四川主要出口农副产品的情况比较。从1895年至1913年，12种主要农副产品的出口值增长32.92倍，其中以适应外国市场需要的生丝、猪鬃、牛皮、羊皮、烟叶、大黄等增长最为迅速，如生丝增长4.16倍，猪鬃9.13倍，烟叶57.48倍，牛皮167倍，羊皮186倍。这五种商品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也从1895年的15.51%增至1913年的55.25%。而以国内贸易为主的其他6种农副产品，除熟皮、药材、木耳、麝香有少量增长外，白蜡和五棓子的出口值都分别下降了78.74%和16.49%[354]。这说明上游进入世界市场是农副产品商品化的主要因素。
表3-15
虽然长江上游的自然经济对洋货的侵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毕竟未能实现有效的阻挡，到20世纪初，洋货已深入到一些基层乡场[355]，如南川福寿场“贸易洋线布匹”，该县的陈家场有铺户300余家，“以造铁钉发外为业”，后在洋铁钉打击下衰落；乐山苏稽场上有洋纱销售，大竹观音桥场“棉纱运销亦畅”；南充城外王显庙的土布市因“洋布盛行，土布市废”[356]。关于上游农村被强行纳入世界市场的情况，从郭沫若的回忆中可得到更直观的印象：他的家乡是在乐山沙湾镇，“帝国主义的恶浪不消说是冲到了我们那样偏僻的乡陲。譬如洋烟的上瘾，洋缎的使用，其他沾着‘洋’字的日常用品实在已不计其数”[357]。
外国商品的冲击导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极大破坏，由此造成了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使他们生计日蹙。人口的增加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区游民日多。如井研县“敖民独众，赤手逋荡街衢”[358]；温江“贫无立锥、专恃营业劳工以活者又占十分之五”[359]；荣县“地方游民甚众”[360]；蓬溪“民无所得食，扶老携幼，迁徙他乡”[361]；上游地区因“欧日纺织制造之物，流布于穷僻，故货权外授，虽女红亦为之废夺”，民多成为游手[362]；当局也哀叹：“川属地方辽阔，无业游民太多。”[363]由此出现了自由劳动力的增多，大量农民成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工，如巴县“贫无赀者，力能耕作，无田可耕，不得已为人佣耕，博取区区之劳金”[364]。梓潼无地农民成为雇工，“以岁计曰长年……以月计曰月伙，以日计为短工，贫者耕微产，暇则佣于人”[365]。南充“雇佣农工大抵为无产业之壮民，经各自业农雇用”[366]。江津“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半”[367]。这些游离劳动力实际上变成为商品，从而为现代化的生产提供了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