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耕农的分化与地主经济

清初，清政府为招徕垦荒，曾一度放弃维护“原主产权”的政策，从而使地权分散，许多农民变为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一般耕地量少于佃农，因为其扩展耕地必须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地价，而佃农却不需要预付地价。总的来看，清代长江上游以小农经济为主体，“有清二百年来，忙于移民拓地，中下地主特多，土地不易集中，土地所有权不易变更”[215]。这里所谓“中小地主”实际是指占田地若干亩以至几十亩的自耕农；“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也是指那些大规模土地的转移。实际上小规模的土地转移是相当普遍的，自耕农经济比佃农优越，又是小规模的个体经营，因而容易产生贫富分化。

清前期的这种地权转移主要是小规模的农民之间的相互买卖，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农民小土地所有制的广泛存在，表3-4是根据清刑部档中康熙至嘉庆间有关土地纠纷案件整理出的1673—1820年四川土地买卖分组统计。从表3-4可见，在65件土地买卖中，0.2-10亩的41次，占总数的63.1%；而其中0.2-5亩的就有29次，占总数的44.6%。可见，土地买卖主要是以5亩以下的规模为主的，这种小规模土地转移的频繁，反映了自耕农分化的日趋增多。一些自耕农通过发展生产而逐步上升为富农或地主，如康熙前期乐至县农民主要通过“插占”取得土地，以后“田地益辟，烟户渐蕃，遂无插占”，而以“买卖田房”为主[216]。汉州的黄正义过去无土地，他一家“凡五世皆横经秉耒，孝弟力田”，乾嘉之际已有田500亩，后扩充到2500亩[217]。温江王应斌乾嘉之际耕地不及10亩，王“督四人耕田，不少宽假，后增产至二百亩”；王天成于道光年间“兄弟力农三十余年，增置田产近四百亩”；陈怀斗教子“勤耕苦积，家政日饶，置田数百亩”[218]。合江穆为元于乾隆年间“种茶数十万株，用以起家”[219]。云阳有的农民由“勤苦”而“成家”，后渐变为占田千亩的大地主；大竹县有农民力农致富，发展成为出租地主；苍溪县的若干大地主皆“起自力田孝悌”[220]。

单纯的“力农”是很难致富的，他们多半兼营买卖，获取商业利润。如乾隆年间云阳旷圣明之父原为流亡农民，到他这一代“兼事农商，渐买田宅为富人”；彭自圭“佣作居积，渐事农商，购田谷至百余石”；曾毓琏父子“日为人佣，夜荒种瓜”，后也从事商业，“懋迁一纪，获利转丰，买田数十亩，城东街宅数十区”[221]。

表3-4

资料来源：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第117页。

一部分自耕农致富上升为中小地主，同时另一部分自耕农破产失去土地而下降为佃农。然而自耕农真正能够上升为地主的毕竟是极少数，自耕农经济很不稳定，他们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而且经济力量薄弱，往往经受不了天灾人祸的打击，或无力维持简单再生产而减少耕地量，或破产成为土地典卖者，最后沦为佃农或雇工。

许多地主利用其差役负担较轻、粮食商品化等有利条件，扩大了地主经济。如广安“州之户役，大要乡宦举贡曰宦、曰绅户；生监旧家曰衿户、曰儒户，皆免丁役。雍正初，丁摊入粮，一例完纳，所免者仅门户差杂徭而已”[222]。这些地主“坐拥仓箱，称雄乡里，往往有积年陈谷，因循滞鬻，一遇歉岁，则倍利矣。其称收田租寄存佃家，次年春夏值昂上市……租收千石，平直亦粜五千缗，昂则数倍，岁可买田租四百石，明年得新租，乘之粜旧租，又什百之，故富益富，贫益贫矣”[223]。故士绅、乡族地主经济发展的环境较之自耕农有利得多。

传统社会中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因此成为人们财富贮备的主要对象，拥有大量货币财富的商人和高利贷者往往成为土地的买主，从而将商品利润转化为地租。乾隆年间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粮价上涨，人们争相置产，田价渐贵，商人向土地投资的倾向更加明显。如大竹县庞开文以开钱庄而由贫致富，后买田数百石[224]。永川县萧世香、陈尚贤乾隆年间初作佣工，后作生意，“积致万金，合置田业”[225]。金堂县康才家于道光年间做买卖兼营农业而“家业日丰裕，增置田千余亩”[226]。乐至县高鉴以贩盐致富，买田二千余亩[227]。可见，不少地主都经过经营商业和力农致富的富农阶段。

嘉道以后，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经营地主，如巴山老林地区商人投资种植成为经营地主，商人为种黄连“买地数十里，遍栽之”，“常年佃棚民守（黄）连，一厂数十家。……雪山泡、灵官庙一带，连厂甚多”[228]。内江县的许多蔗田经营者兼开粮坊，“平时聚夫习作，家辄数十百人”；“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其壅资工值，十倍于农。因作为冰霜，通鬻远迩，利常倍称”[229]。这些经营地主为出卖产品而向雇佣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并组织生产过程，他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已不仅是地租，而且包含了一个经营的利润量。

到清末，地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农民的分化日趋严重，造成自耕农减少而佃农增多，地主土地集中的趋势也有所扩大。如合州“富者田连阡陌，贵敌王公，贫者地无立锥，力耕之农，率以田人之田”[230]。温江“其田连阡陌颇称富有者仅十分之一”[231]。眉山“无田者居大半，率赁田而居，名曰佃户”[232]。灌县“综邑之业田者，上粮户十之一不足，中粮户十之二，下粮户十之三有余，佃户十之四”[233]。据日本学者西川正夫研究，清末简阳有耕地者占总户数的39.9%，其各项比例见表3-5。

表3-5

资料来源：西川正夫：《四川保路运动——めの前夜の社会状况》，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45分册。

注：〔1〕总户数、粮户数是1878年的数字，粮额二钱以上的户数和总粮额是1906年的数字。〔2〕粮额二钱以上的户，为收租十石以上户数。

从表可见，收租10石以上的粮户仅为6.4%，占粮户总额不过16.4%，却负担了总粮额的58.6%。由此可以推知占总户数不足10%的地主集中占有近60%的土地，而占粮户80%以上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耕地不过40%。可见农民阶层的分化有所加剧。据1912年的统计，全川佃农占农民的二分之一以上，见表3-6。四川佃农比全国平均比例高20%，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比全国分别低19%和4%，整个四川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占70%[234]。

表3-6

资料来源：张肖梅编《四川经济参考资料》，M第16页。

以上是从耕地上反映的农民的分化，然而从财产上看，农民的分化却不是那么明显，表3-7是一份清末上游部分州县“富室”的统计。

表3-7

资料来源：谢放《近代四川农村经济研究》（未刊硕士论文）。

注：西昌总户数据宣统二年补入，并计算出富室比例。

从统计看，所谓“富室”在农村中所占比例并不高，一般1000—4000户才有一户，蒲江1万多户才有“富室”一家。然而也有例外，如华阳平均478户就有“富室”一家，显然，城市是富室聚居的地方，所以比例甚高。另外，一些商品经济程度较高的州县，如产盐糖的荣县、犍为等富室也稍多。但是从总体上看，对清末农民的分化程度不宜作过高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