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信息处理：美国的经验

纠错的第一步是获取更多的信息并分析，第二步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这些信息。取得毫无偏见的信息并使政策制定者不受意识形态和私利影响而依据信息行事是机构设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保证公正而毫无偏见的信息和正确的分析方法是没有妙方的。即使是以公开透明著称的美国政治系统也不能阻止官僚系统在面对与事实相悖的证据时坚持一种不切实际的经济理论和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分析。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小组继续坚持不正确的减税政策，愈来愈不基于事实进行分析。一些学者指出，美国政治体系正在滑向一个更加意识形态化的系统，远离了事实基础分析[9][10]。

在此我们不可能详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政策分析能力的发展过程，但是基本轮廓是清晰的：里根政府时期逐步削弱，布什政府时期几近崩溃。随着冷战的发展，真实的威胁逼近，美国国防和情报界更多地依赖于复杂的信息处理过程和对苏联的能力和意图的分析来描述威胁、选择政策。

相似的是，经济管理方式进步，政党达成一致，支持那些能够使非膨胀的经济繁荣的政策（尤其是联邦储备局提出的政策），而不关注经济政策造成的其他散落的结果，例如紧缩银根对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影响。这些散落的结果通过国内的其他政策处理。最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系统的政策分析应用于从卫生保健福利到教育的国内政策中。这个意图在国防和经济政策中并没有获得太多成功，但是他们为社会安全和其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基准（更多的研究请参见Jones and Williams的研究）。

不幸的是，这种一致同意的系统已经被削弱，没有任何修补，已极尽破坏。这一责任首先要归咎于布什政府和现在掌权的共和党。意识形态代替了分析，造成了分析者的民主化倾向、对支持一个政治结论的信息需求的破坏，以及战后政党在事实和形势判断上达成一致的破坏。在布什执政时期，海外受到了政治压力而做出了一些分析，这些分析都是基于执政的新保守主义的先入之见。无论是否有压力或需求是否是明晰的都与以下这一点无关：分析者们知道自己的事业处于危险状态，无论与“正确”方向的分析如何偏离，分析者也不会考虑[11]。

经济政策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专家继续对预算事务进行充分的分析，但是即使是该机构的主任也忽视了争论中出现的问题。例如，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专家预测布什政府减税会导致政府税收短期和长期的减少，但是与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一样，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博尔顿却持反对意见。在对外政策上，意识形态也主导了分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其他机构的细致分析同样被忽视。

在健康政策上，行政机构慎重地保留了来自国会的意见，这个意见很有可能导致众议院提出的医疗保险药物福利计划的失败。在气候变化的研究中，政府的科学家在老工业企业问题和令人费解的共和党（该党曾主管环境问题）宗旨上保持沉默。

国会的分析能力也经历了相似的衰弱。自二战后至2001年，在国会，委员会系统就被党派目标所绑架，而非研究问题，为行政机构提供意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在伊拉克核武器问题上有太多的煽动性和错误，以至于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委员会发出了一封投诉信。不幸的是，这种对意识形态的拥护在委员会层级上逐步取代了良好的政策分析。虽然这种分析能力的不足并没有影响到超党派的国会代表的政策分析，国会预算局和审计总署依然能够做出杰出的政策分析。这些机构现阶段并没有陷入危机中，但从长远来看好景不长。

显而易见，这种做法会导致错误的政策被采纳，错误在美国的政策分析中被积累下来，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明智的政策制定系统因为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私利而被蒙蔽直至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