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历如昨　殷殷我心

陈建功[1]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28岁。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18岁就进考场了。

18岁那年，我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龇牙咧嘴。

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追车……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又欢实得像一只出溜出溜四处乱钻的老鼠。

一干就是10年。

28岁了，居然又回到考场了。

说实在的，那10年里，我做过大学之梦。1973年，我满以为自己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因为班组里的师傅们认定我这个人“实在、义气、不惜力”，一致推荐我去上大学，而我，又即将在《北京文艺》上发表我的处女作——那是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我没有想到，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还是不实实在在地拍“文化大革命”的马屁，都帮不了我——因为我有一个“臭老九”加“特嫌”的父亲，也因为我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

1977年下半年，风传日盛，说是高考要恢复了。我对此却有些麻木，或者是因为我的自负。因为已有文字发表，就自以为已经迈出了当作家的第一步。当作家一定要上大学吗？高尔基、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我一边挖煤，一边读书，虽说是“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可我还是读了不少——其中的大多数，就是我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偷偷拿来给我读的。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自以为已经读了不少书的我，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当作家，让那些当年把我拒之门外的人目瞪口呆。

母亲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自信、充实，而要如此，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我妈还说，“四人帮”时代，她绝不逼我，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我妈啰唆得很，我怕她啰唆，只得从命。

我是在山脚下筛沙子的时候，听说自己被北大文学专业录取的。大约三年前我在掌子面上被矿车撞断了腰。伤好以后，我就在那个井巷口，天天率领着四个老太太筛沙子。

更确切地说，那位工友兴冲冲地跑来报信的时候，我正仰面朝天，躺在沙子堆上晒太阳。我记得，听到他气喘吁吁的报告，当时似乎只是淡淡一笑。

我又翻了个身。我想晒晒后背。当后背也被晒得热烘烘之后，我爬起来，去领我的录取通知书。

回想起来，有点儿后怕。我的心，已经像岩石一样粗糙了。

“水房歌手”

28岁，已经不是激情澎湃的年龄。

那时，我住在32楼的332房间，和水房是对门。我的铺位是门后的上铺，敞开的通风窗像个咧开大嘴的喇叭，对着我的脑袋，天天晚上为我送来“水房歌手”永无休止的歌声。我得承认，开始的时候，真恨不得想骂娘。心里骂着，脑袋蒙进了被窝里，可被窝外还是唱得顽强。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闺女扎起来。河里青蛙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哟妈妈。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

“刷”，电闸不知被谁拉了，水房里漆黑一片。短暂的静寂之后，那里又亮起了电筒的光柱。那气氛更加热烈而神秘，俨然一道道追光在舞台上闪烁，197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代。你的耳畔还萦绕着八个样板戏震耳欲聋的鼓点子，从海峡彼岸却传来了邓丽君半喘着气绵绵软软可又挺中听的流行曲。你刚刚听到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十八岁的哥哥呀细听我小英莲，又不能不迷恋上了梨花开遍天涯晨雾袅袅如纱峻峭的河岸上站着的喀秋莎。

恢复高考是新时期带给青年的第一个狂喜，而77级的大学生是最先享受了这狂喜的幸运儿。他们中间，又有谁能没有命运转机的喜悦和自得？

看来，我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躺在我的“包厢”里听。

听他们昏天黑地地唱。

生活中往往有这种事情发生，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你以为最原始、最粗鄙、最不值一顾的事物里，却蓬勃着激动人心的生命律动。这道理是很久以后我才懂得的。

也许，回味那个年代，更值得叙说的，是思想解放的大潮如何涌入沉寂多年的未名湖，引起隆隆的回响。规模浩大的“五四”学术讨论会。日益开放、日益大胆的讲坛。活跃的学生社团。广泛的社会交流。熄灯后的宿舍，关于“凡是派”和“实践派”的喁喁低语。大礼堂里，倾听新学科讲座的一幕幕……相比之下，水房里的歌声也许是1978年的北大校园里最无关紧要的声响。然而，又何尝不可以说，这声响恰恰也是那奔突汹涌的潮水的回声呢？

是的，当年躺在那张吱吱作响的双层床上，听着水房里送过来的歌声，仿佛真的可以感受到那潮头的喧闹，那潮头的迷人了。这歌声是我的同代人以情感的方式对一个新的开放的时代伸出的臂膀。这时代不再容忍专制和封闭，不再容忍僵死和愚昧，不再容忍压抑个性，不再容忍蔑视知识和才华。这歌声又是我的同代人对一种新人格的呼唤。

我知道，这感受并不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曾经在这喧闹声中反省自己18岁到28岁的时光。你可曾有过一次这样酣畅淋漓的歌唱？当你被怀疑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而接受“审查”的同时，你还接受了审查你的那位书记的吩咐，为他拟定了学习“九大”文件的辅导报告。当你被取消当“工农兵学员”资格的同时，你发表了你的“处女作”，那恰恰是一首讴歌“工农兵上大学”的诗篇。其实，严格地说，你的“处女作”早在这之前已经发表了，不过那署的是别人的名字。那位“劳动模范”器宇轩昂地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朗读了“他的”诗作《煤矿工人这双手》，然后他到北京饭店吃他的庆功宴。第二天，“他的”诗作就登在了《北京日报》上。而你，老老实实地回到岩洞里开你的风钻……你可料到，会有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到来？

我作哀章泪凄怆

朱光潜先生去世后，我曾想写一篇文章。后来我没有写。因为我从来无缘向先生求教，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只有两次，在燕南园的围墙边，呆呆地望着他。

他是在散步，还是在跑步？小臂弯曲，平端在身体的两侧，攥着双拳，努力把身板挺得平直，目光平视前方。他的两脚在草地上一蹭，一蹭，每一蹭挪动的距离，顶多一寸。

我在矿山的时候，曾经偷过一次书。那批书被当作“四旧”，准备送去造纸厂。我裹上一件棉大衣，装作和那位打捆装车的师傅闲聊，趁其不备，往腰里掖了几本。

其中就有一本1964年版的《西方美学史》。

上北大以后，我读了新版的《西方美学史》，朱先生那篇新版序言曾使我久久难眠。

这以后，就见到了燕南园里跑步的他。

望着他那瘦小的衰老的身影，我无法想象，正是这老人，写了那么一篇风骨劲健的文章。

他的心里，该是多么有力气。

而在北大的校园里，每一位真正的大师，都平常得像贩夫走卒。

“惜哉斯文天已丧，我作哀章泪凄怆。”只能远望的朱光潜先生走了，给我们做过入学讲演的侯仁之先生走了，还有给我们讲过课的王力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许许多多，包括给我的写作以具体指教的吴组缃先生，也走了。

我的老师孙玉石先生写文章说，吴组缃先生去世前，他赶到了医院去看他，当时组缃先生的喉管已因抢救而切开，期期不得语，他只能紧握着孙老师的手，紧紧的，紧紧的……读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泪水盈眶。

我没能像孙老师一样，和组缃先生紧紧地握一会儿，送他老人家上路。

我是在先生去世的前两天赶到北医三院去看他的，因为没有戴口罩，被护士小姐拦在了门外。我没有要求通融，我知道她是为了先生好。我站在病房的门外，透过那扇玻璃门，默默地给先生送去我的祝愿。

两天以后，接到了组缃先生去世的噩耗。

听先生讲课的时候，先生已逾古稀高龄。先生身材瘦削，朗目疏眉，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风骨岸然。每次先生步入化学北楼的大教室时，教室里早已人满为患，却静静地一片肃然。我想，组缃先生——当然还有林庚先生、王力先生、王瑶先生、阴法鲁先生等等——他们被那个时代激扬起来的心一定和我辈相通了，不然，何以离别讲台十几年后，又都拼了老命，一个个步履蹒跚地重新走进了大教室，为我辈作一番绝唱？

于是，那课，肃然下面就潜藏着悲壮。

先生的课却讲得那么潇洒，讲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史”，话题连类古今，典故趣闻信手拈来，印象最深的是翻来覆去地讲到曹雪芹对宝黛的爱情描写之精妙，一会儿说起自己年轻时代的感受，一会儿又扯到对自家儿女的观察，教室里时时响起会心的笑声。先生却不笑。我知道，先生的讲法，非小说大家不能。先生治史，不为史累，他调动了自己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所具备的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和观察，带领我们神游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意境、人物、细节之间。

于是，悲壮的一幕，又成了一种享受。

那时候，我写小说已经有一些时日了，1982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分别送呈中文系的各位老师请教。走到组缃先生楼下，未免有些胆怯。到底还是没有胆量贸然造访，只好去找住在附近的陆颖华老师，请她转交。陆老师说：“没事儿，你去吧，吴先生可好了，谁都可以随时找他的！”我说：“还是让先生看了我的习作再说吧，先生很忙，给他的至交老舍先生的作品集写序的事，一直还拖着呢，我怎么敢送本书就打扰一次！等先生看了我的作品，我再找先生请教，岂不最实际？”

几天以后，先生的研究生见了我，说先生让我去。

我去了。先生坐在一个很旧式的沙发上，拉着我的手。除了鼓励一番，说说他喜欢我的哪一篇，没有更多地说我的小说。先生说的，是古人的小说和海外的小说，他谈话的主题，是叙事的张与弛。我明白，先生在教我。那时候，我的小说写得紧张有余，松弛不够。

先生的手并不宽大，也不温暖，凉凉的，很有一点嶙峋的感觉。这手，我在西郊田园庄饭店的大堂里又握过一次。那次先生出席北京作家协会的代表大会，我们在饭店的大堂里相遇，先生拉着我，坐到一个长沙发上。

也是，我们的手，一直也没有松开。

先生和我谈的主要话题，是小说的语言。

我和先生诀别的时候，怎么就因为没戴口罩而被阻隔在外了呢。我应该像孙老师那样，握着他的手，送他老人家上路。

先生去世前的最后一个生日，我曾和北京文联、北京作家协会的领导一起，到朗润园为先生庆生。同去的，还有林斤澜和张洁，有严家炎老师、孙玉石老师、谢冕老师。

那是一个和暖的冬日，我们带去了鲜花和生日蛋糕。

先生高兴，我们更高兴。

只有一句话使我有点儿难过。先生说，过去他的工资是很够花的，可现在，不知怎么了，发工资没几天，发现已经花光了。

大家和先生一道笑，先生极达观，把尴尬当笑话说。

我们一起到一家四川馆子去吃晚饭。

闲话中提起了评职称的事。有位领导说，组缃先生是北京作家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委员，先生坦率直言，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原来评职称时有人反对给一些中青年作家评“一级作家”，理由是，“他们搞自由化”。组缃先生当即严肃地说，这帽子不是可以随便戴的。再说，我们是在评作家，不是评党员，只要人家没犯法，应当得按作家的标准评。组缃先生还以当年评教授为例，说评一级教授的时候，也有人要把某某教授拉下来，因为他不是党员。总理听了这件事，说：“这是评教授，又不是评党员！”在总理的干预下，某某教授评了一级，而组缃先生则反倒因为名额的原因被评了二级。饭桌上旧话又提，组缃先生微微一笑，说：“其实我不过说了一句大实话。要是评党员，开党支部会就行了，要我来做什么？”

今天看起来，说这样的“大实话”似乎不是难事。而组缃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正是许多人把新时期文学说得乌烟瘴气，说要“重新组织作家队伍”，恨不能再挖出一条自由化“黑线”的时候。

过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先生仍然心明如炬。

后“77”岁月的惊喜

记不清是在1997年还是1998年了，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居然在纽约机场遇见了小楂！

我们是在纽约飞往芝加哥航班的登机口相遇的，说实在的，那时我正在想，文学77的同学还有谁在美国。我努力在脑海里展开一幅美国的地图，一会儿阿拉斯加，一会儿洛杉矶，时而吴北玲，时而徐启华，当然我也想到了小楂，因为几乎她每一次回国，都会找我神侃一通。我知道她住在美国南部，自由撰稿为生，可惜我这次游美，没有南部行程，否则是一定要杀上门去。想着想着，真如梦境一般，小楂斜挎着一个双肩背的背包，顺着登机的人流朝我走来。我忍不住大叫起来，大概我的叫声有些失态，以致旁边的人们都吃惊地看着我，随即无一不为我们的意外相逢报以欣悦的微笑。

我对小楂说：“怎么回事，我正想到你，你怎么就神龙天降了！”小楂告诉我，趁着婆婆来家的机会，她把小孩子扔给婆婆，飞到纽约，找刘索拉玩来啦。她遗憾没有早一天遇见我，否则昨晚的“派对”可以一起疯。我说，这会儿见着最好，第一我是格外怕“疯”的主儿，我可受不了刘索拉的“疯”，别因为我去了，你们“疯”不起来，第二，你昨天疯完了，咱们今儿就见着了，可以踏踏实实聊一路，正好，第三，本来还想给你打个致敬电话的，这下连电话钱都省啦！

就这样，带着异国重逢的快乐，聊了一路，直到飞机落在了芝加哥，小楂才消失在人流里，前去转机飞往南方。

若以年齿计，在班里我是老大哥序列。而小楂们，当然包括了苏牧、梁左、李春、赵红，大约应该小我们十岁。1978年到北大报到时，一见小楂的名字我就怀疑，她是不是我人大附中一个同学的妹妹，一问果然。

历史的错误和时代的机遇就这样把年龄参差、阅历各异的青年人放到了一起。在北大时，小楂梁左苏牧李春们已是头角峥嵘，梁左以幽默见长，苏牧以俏皮取胜，李春以漂泊为指归，小楂则以语言的新鲜和灵动让大家瞠目结舌。我还记得她写的一个短篇名叫《最初的流星》，那语言感觉之新鲜，当时已经让我自愧老也，险些放弃写小说的打算。多少年后，梁左以相声和喜剧打出一片天地，惜天不假年，骤然辞世。苏牧教授更不应小觑——某次到友人家中，其孙女正备考电影学院，手捧一册中外影片分析的专著，沉迷其间。一看封面，苏牧教授专著《荣誉》是也。李春则一如北大时那般“草根”——我还记得他一人蹬着三轮车，从清华园火车站往回运《这一代》的身影。

后“77”岁月的惊喜，也不光在我和小楂、李春们之间，比如我也曾在各类国家级文学奖的颁奖大会上与黄蓓佳相遇，在香港作联的聚会上与黄子平兄重逢，在国家图书奖的评委会上，和一身素布唐装、越发儒雅的张鸣教授共事……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作家协会任上时，我主持过一个外国文学讲座，演讲者是社科院外文所的德国文学研究专家李永平，在电梯口迎候他时，一眼就看出这是北大77级西语系的同学，曾经同住在32楼。后来举行的法国文学讲座上，我又发现讲座人、现任《世界文学》主编、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也是当年32楼的“楼友”。更有趣的是，到香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中央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高祀仁宴请代表团，同席的副主任彭清华，也是32楼的楼友。彭主任笑道，当年趴在32楼对面的墙上，借着昏暗的路灯，看文学77贴上墙的《早晨》，津津有味啊！几个月前，参加全国政协的文化考察，到了广西，又见到彭清华，他已经改任广西区党委书记了，又谈起80年代墙报上的小说，仍然兴致勃勃。

77级、78级共享的那一段北大岁月，或也可谓岁月难磨，铭心刻骨吧。

2018年3月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