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方法论前提：理解作为社会群体的老年人

笔者在2004年写的《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兼谈女性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女性人口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群体，这样的妇女既非政治精英，也非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但却是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她们的思想轨迹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1949年后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她们“并非是‘后知后觉’，因为她们有着对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清晰和理性的认知，知道如何在观念和行动方面达到和社会环境的协调以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空间；知道如何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融入家庭（家族）或集体的利益以在‘家本位’或‘集体本位’的体制下获得‘自主性’；在她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同样有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所积累的生存智慧的显现”。[36]

但是，如果撇开性别视角，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对男性被访人来说，其实也是如此。因为在中国社会中占了人口大多数的正是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就人口来说，他们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基础的主体部分。他们的生命过程，他们的喜怒哀乐，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深刻）体现了社会的意志和社会对个体价值观和行为的形塑。当然我们也看到，社会意志的体现（首先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对个体的形塑是会因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呈现出某种差异的（在许多时候它甚至表现为一种质的差异），然而这种个人社会身份的不同通常是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先赋的因素（例如个人所出身的家庭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所决定的，这就使这样的社会意志的体现和社会的形塑表现出很强的社会分层的特征而具有立体性。虽然从西方启蒙思想家开始就一直在强调人的平等，但是只要社会分层这样一种社会分化仍然存在，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就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只有将社会的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都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才能获得对社会的全面的把握和认识，而且也只有这样全面的把握和认识才能深刻触及社会的本质。

反过来，小人物对社会的反作用同样是巨大的。记得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针对旧社会的改造曾有一句名言：“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37]而在这样的习惯势力背后就是人性和与人性相连的人的欲望。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才会有“民如水，君如舟”，“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执政理念。由此延伸，我们可以对人的社会行动空间的创造和扩张给出一个相对更符合实际的解释，即这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和自身所从属的社会集团的利益的需要，是通过行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既有制度加以变通的结果。一般来说，这样的变通恰恰是抓住了制度本身的不健全或操作层面的漏洞（其实只要是制度，都会有这样的不健全或漏洞）。

在《理解普通妇女与她们的生活世界》一文中笔者还认为，等到我们真正进入普通妇女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她们生活的平凡，这种平凡就如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一般定义：重复，单调。没有英雄史诗般的传奇，也没有置身政治和生活旋涡之中的紧张和激动。即使是类似生老病死这样的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似乎也与他人雷同。但是，这正是普通妇女生命历程的特点，是她们的共性。而且，只要揭开这样的表象，我们就会发现她们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意义。这样的意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她们自我或者人格的形塑与再形塑是在她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完成的，因此，她们对自我的定位不可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制约。而且，在她们“能动地适应或者改变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她们也赋予了社会环境一定的意义”。[38]这同样也是我们要去理解普通民众及其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原因。一方面，他们自我的形成和人格的形塑离不开社会的影响，正好可以由此去透视社会；另一方面，他们在行动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使他们赋予生活世界的意义变得多姿多彩，不论是对利益的维护还是对风险的规避，都有中国人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人生智慧的闪现。总之，它可以让我们窥见社会“恒常”的一面，从而达致笔者在《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前言中所说的“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生活”[39]，也即按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的目的。因此，在对这样的访谈资料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普通民众为解决各类生活问题而实施韦伯所言的“社会行动”时，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下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和普通，但是在思想史的范畴内，人如何生存下去，或者以何种方式生存下去却是一个最为核心和久远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也将人的生存问题看作是他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起点。因为人要生存，才有对周围环境的认知，而有无认知以及认知如何又决定着人对环境的适应和改变的成功与失败的程度，以及在做出这样的适应和改变时所体现的主观能动性。

既然需要认知，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认知什么。毫无疑问，普通民众需要认知的首先是他（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亦即舒茨所言的现实的“生活世界”[40]。这个“现实”的生活世界，即便如舒茨所言，是“多重”现实，却依然是普通民众知识的本源。而生活世界的“预先给予性”则使得每一个面对生活世界的人在认知的时候都必须去面对历史，面对以口头和书面的他人经验的形式传于认知者的各种知识（尤其是关于社会、关于自身如何生存的知识）。对接受这些知识的认知者而言，这些知识无一不是已经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史，可以归为传统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认知者参与创造的社会情境（如舒茨所言）及知识又会成为后人的知识来源从而也被归于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世界或社会现实，就一定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观点去探究被访人及其讲述时，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探究无非是对文本（包括书面与口头）与社会现象的考察。但是无论是文本还是社会现象，应该都是当下的，实存的，是可以被研究者感知与认识的，因此具有现实性。但是这样的现实性的背后，一定蕴含着历史性。因为即便是一个访谈对象，当他（她）坐在我们面前准备接受我们访谈的时候，他们所呈现的，正是他们生命延续的结果，并且，他们一定是将自己的“生平情境”[41]带入了访谈现场的。同样，他们的讲述既有对以往经验的记忆，也有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和总结，而这种认识和总结一定是以相当数量的时间耗费为前提的。即使我们考察的是人的行动，就其背后蕴含的规范特性来说，也一样具有历史性。在舒茨看来，在群体层面上的这种历史性知识，会在群体之中（in-group）形成共有的知识，并且会以一种“理所当然”（of-course）的方式，具备道德意涵。在许多时候，它“也是民俗、风俗的起源，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传统性行为’的起源，是圈内人的除了歧见之外所公认有效的‘理所当然的陈述’”[42]。这一知识有其历史性起源，是“我们的‘社会性遗产’的一部分”[43]。对于这一“社会性遗产”，韦伯（Weber）和伽达默尔（Gadamer）均在其工作中主张加以重视。[44]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现实和历史、当下和传统其实是无法分开的。而认为被访人因为中国城乡社会变迁变成了传统彻底的摒弃者显然也是片面的。

当然，我们承认，普通民众在认知现实的生活世界时，尽管会用一种舒茨所言的“理所当然”的态度去接受他们需要获得的种种知识，但是他们的认知仍然会有一种主观能动性，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实践来决定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从而做出认知方面的选择。然而正是因为这样，多数民众共同接受且不管社会变迁如何而长期未见改变的，如上文所述的“社会恒常”才更具社会学的意义。而当我们通过话语分析去捕捉文本中这样的“恒常”时则需要借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福柯认为，考古学这个研究领域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学问，哲学观念，日常意见，以及各种制度、商业交易或者警察活动，都要涉及某种这个社会特有的潜在的知识（savoir），这种知识与我们可以在各种科学著作中发现的那种学问体系明显不同，但正是这种知识使某种理论、意见或实践成为可能，它是知识（connaissance）、制度和实践可能性的条件”[45]。福柯的见解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如果话语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那么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性话语（savoir）的背后所潜藏的，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学之“还原”而获取的，使得在历史沿革之中，某些话语消失，而某些可以一直存在到今天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即，使用话语的、作为主体的人何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他们的选择？对于现象（比如人的行动），只要它是被规范的和存续的，我们也可以对它提出这样的问题。借助这样的方法论和方法，我们或许可以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现象去考察社会得以成为社会的基本可能性以及在中国城乡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历史性基础。[46]

老年社会群体也是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而且组成此群体的主要也是社会的中下层民众，所以上述理解普通民众的理由一样适用于这一人群。而且，由于老年人群有比社会上其他人更长的生命过程，所以研究老年社会群体不仅对考察老龄化于社会的影响有直接的功效，甚至对于我们获得对社会更多的规律性认识也有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