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序

一

《文学史的权力》出版超过十年，据说已经脱销，出版社希望重印，这让我下定决心补写最后一章“国语的文学史之成立”。说补写，是因为这一章原来就在写作计划中，在讨论了影响至今的“中国文学史”，它的形成，如何受到近代以来自西向东而又糅合了中国传统的新的学术分类、历史叙述、教学制度、意识形态、文艺思潮等各方面的制约之后，当然还要讨论它和现代“国语”即白话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文学，主要是一种书写语言（书面语）的文学，文学史实在是一种关乎书写语言变迁的文学历史，还因为文学史著作本身，随着现代国语运动的推进，最终也变成了是用白话即现代汉语的书写。如果忽略了“中国文学史”的这一性质，便无法完整地理解所谓“文学史的权力”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能够持续地发挥它的效力。只是要说明这一点，则必须关注头绪纷繁的晚清民初的国语运动，而在2002年最初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还没有把握把它讲得很清楚。

回想二十多年前，我刚刚进入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那时并没有料到这个话题会发酵，后来有那么大反响，也没有预计到我个人会在这个题目里面盘桓这么久。我是在读大学时接触到文学史的，正如我在2002年版的“后记”中所写，却是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年，因为各种机缘，&nbsp；看到各种各样古今中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这一阅读经历告诉我，同在“中国文学史”名下，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书写不同的内容。这是我对“文学史”真正产生兴趣的契机，也为我后来做研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基础。

但是在这里我还想要补充说明的是，从1980年代，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王晓明、陈思和提出“重写文学史”，到1990年代，在王守常、陈平原、汪晖主编的《学人》上刊登“学术史研究笔谈”，在陈平原、陈国球主编的《文学史》上刊登“旧籍新评”，这些同辈学者的思考特别是他们反省批判的能力，也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今天来看，它们大概都可以算作是在上个世纪末的风云激荡中，这一代学者的困惑、选择和努力，在学术上，希望突破旧的条条框框，开辟新局面，却又受困于现实，在困境中左冲右突的表现。

文学研究的变化，首先出现在上述现当代领域，这不奇怪，因为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与现当代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春江水暖”，他们能最快感受到气候的变化，而当时已经可以看到的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如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翻译出版，又使人看到确实存在多元叙述的可能。相比之下，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就未必有那么敏感，上个世纪末，主持各种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大多也还是上一辈学者，他们当时多是五六十岁，像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就是在编写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的魏晋和南北朝文学史，罗宗强先生是在撰写并主编中国文学思想史，王运熙先生是在撰写并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章培恒和袁行霈先生是在分别主编中国文学史教材。在很多人看来，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相当不同的是，研究古典文学，需要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还要接受一定的语言和历史训练，因此不是那么容易随着意识形态或一些理论的流转而改变，整个学科比较成熟稳定。而由于学科相对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评价，也并不那么要求有所谓整体观念的变化，不像现当代文学学科那样重视观点、方法的创新，只要能发挥欣赏的又或考证的“软硬功夫”，有点滴积累，就会被看作是对学术的推进。在这个学科，似乎更讲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当然，有点滴积累实属不易，何况是整个文学史观念的转变。1980年代末，既研究过古代文学也写过现代文学史的王瑶先生号召说：如今大家在价值观念上不尽相同，可以都来写文学史，“写出各种不同的文学史”（《文学史著作应该后来居上》）。跃跃欲试的人不是没有，三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种新的文学史书，可是真的要写“各种不同的文学史”，仍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1980年前后，我在大学里读书，那时文学史课上读得比较多的《中国文学史》，一套是由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主编，一套是由游国恩等几所大学的学者主编，都是1962、1963年出版。这两套文学史，我一直以为只要排除掉其中过分具有时代色彩的政治化术语，无论叙述模式还是研究结论，在很多大的方面，都难以为后人超越，因为它们采取的作家作品论写作方式，是经过许多人反复试验和论争，才确立下来的一种文学史主流叙述模式，而当年那种群策群力集体办大事的方法，也让它们高度容纳了此前几十年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要突破这样的文学史，首先，你要知道它们是怎么写出来的，凭什么取得如此笼罩性的地位，简单的意识形态检讨或政治批判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而这正是我研究“文学史”的初衷，也可以说是对从前“文学史”的学术史回顾，看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一个新的世界当中，怎样讲述自己的古典文学传统。

投入这个题目，转眼已近三十年，好比一步一回头，而我自己并不感到厌倦，这是因为每一回头，都能看到我们的来路，也就是古典文学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展开，并经由这小小的专业领域，去触摸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大势，再跨步旅行到日本及欧美，去管窥世界文学的风景，从而让自己时刻意识到古典文学的研究，既不是真的如面对青灯黄卷，与世隔绝，也不是所谓为己之学，可以自娱自乐自我满足，它应该是现代学术的一部分，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密切相关。幸运的是在过去三十年，由于思想学术的逐步开放，“读书无禁区”，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学和历史理论，也看到各式各样的文学史和历史书写。回想二十年前，最初从日文本读到福柯、从台湾麦田出版社的译本读到海登·怀特，当时的莫大惊喜，犹在眼前，而那时我的书桌上，始终放着余英时先生在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与思想》，经常读它的一个原因，是为了摆脱过去写文章的那种腔调与结构。

二

到今天来补写“国语的文学史之成立”这一章，“千帆竞过”，关于文学史，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著出版。就国语和文学史的关系，这些年，我看到的便有像王尔敏的《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周光庆的《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张军的《清末的国语转型》、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王东杰的《从文字变起：中西学战中的清季切音字运动》、商伟的《言文分离与现代民族国家》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文学史的权力》出版后的这十五年，时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时势的改变，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古典传统以及古典传统在近代的转型，似乎都有了新的评价。题目还是旧题目，但是论述的心境已然不同。

在写作这最新一章的时候，我还是采取了回到近代中国文学史书写起点的办法，整整一个暑假埋头在《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杂志中，从1915年9月出版的第一期起，按照时间顺序，一期一期地逐月翻看新文学运动在这份杂志上是怎样兴起，又是怎样与国语运动结合，在这个过程里，新文学的倡导者是如何看待古典文学，他们反对的是什么、接受的是什么，根据新文学观念并基于国语（现代书面语）创造的要求而讲述的文学史，与过去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新文学史又是怎样发掘过去被遮蔽的文学传统，来为“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提供一份历史的资源。

如果说新文学运动是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为标志，在1917年1月、2月揭开帷幕，那么讲学术史，我想是应该要提前一年，也就是要回到1916年，这一年，也被称作“中华帝国洪宪元年”。由于《新青年》被寄予了“灌输常识，阐明学理，以厚惠学子”的厚望，读者对它也有“不必批评时政，以遭不测，而使读者有粮绝受饥之叹”（1917年9月读者来信）的要求，因此尽管舆论沸腾，在1916年的正月号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主编陈独秀还是比较克制，仅仅说在新的一年里，他相信经过一战的洗礼，欧洲的军事政治、思想学术“必有剧变”，对于中国青年，他则是抱了能与1915年以前的“古代史”隔绝、在政治社会道德学术各个方面更新自我的期望（《一九一六年》）。但是到了2月，他便忍不住发表评论，指出“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经过这一段实验，有识之士“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拥护民主共和之国体还是拥护君主立宪之专制政治，“今兹之役，可谓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吾人最后之觉悟》）。

这是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前的情形，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走与“独立平等自由”的世界现代文明相反的路，让《新青年》发行不到半年，就找到了自己的发力点，话题迅速聚焦于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的改革。在这样的氛围下，新文学运动和新的国语运动也都呼之欲出。

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是君主立宪制的伦理思想基础，鲁迅也讲过孔子是在袁世凯时代“被从新记得”，“跟着这事出现的便是帝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他们是188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这一代人几经折腾，都把儒教和帝制的关系看得很透彻。在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排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前面的，还有高一涵写的《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其所预想的革命，就是要打破专制思想，在政治上揭破“贤人政治”的真相，在教育上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的宪条。而当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过了大概一个月，陈独秀发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仍然在说：“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被他看作非要洗刷掉不可的旧思想里，除了孔教，还有文人学士写的“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

以汉赋、韩文、杜诗为主流的传统文学，既被归为像孔教一样的“旧思想”，这些旧思想又被视为君主立宪制得以存续的基础，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里，对于这样的旧文学，因此只有不遗余力的排斥。我们看胡适后来经常提到两件事，一是某留学生监督的一张小传单，一是他和几位留学生友人关于诗文的辩论，他说这使他产生了“文学革命”的冲动（《逼上梁山》《胡适口述自传》），可是与当时人在海外的胡适相比，凡亲身经历过袁世凯称帝这一段历史的人，无论是较为年长的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抑或年轻几岁的傅斯年，一旦加入新文学阵营，都会比胡适要激烈得多，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更加彻底，对文学思想和内容之革新的要求，也超过对文学形式的关注，用胡适形容陈独秀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老革命党的口气”（《四十自述》）。

所以，钱玄同说新文学和国语的背后是新思潮，这是因为主张古文的人一定接着讲“文以载道”，谈国语，当然也不能不“牵及学术思想”（《黎锦熙<“是个垃圾成个堆”>的附言》）。所谓“新思潮”，便是陈独秀所说拥护德先生（民治主义）、赛先生（科学），拥护起源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而拥护德先生、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本志罪案之答辩》）。国粹和旧文学，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情境下被判的死刑。帝制复辟的政治逆流，变成了从反向助推新思潮的力量，对晚清以来以“言文一致”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改革和语言文字改革，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推动着新文学和国语两大潮流在1916—1919年短短的几年内紧密配合，“一蹴而就”，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便是在这样的新文学及国语运动推翻了过去的文学传统、确认了新的文学传统之后建立起来的，要了解文学史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关键在哪里，势必要回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起点。

三

回到这样一个历史起点，当然也就是回到启蒙时代。古典文学研究由于它的学科特性，常常使人忘记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文学史”是跟着新文学一道、是接受了启蒙思想的影响后才出现的。1919年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新思潮应该要通过“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来“再造文明”，至少是在这以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便自觉地承担起了再造文明、再造新文学的责任，而由此形成的文学史书写模式，也逐步取代了各种形式的传统文论，特别是在文学史里，不再看到“文起八代之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样的一心追慕古人的口号，文学史不是为了传承古代的某一诗体、文派，而是关乎胡适所说“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

因此，今天来讨论文学史的学术史，除了要在历史的脉络里把文学史书写变化的过程讲清楚，要在这当中说明“文学史的权力”何以形成并持续发挥其效力，还要回答怎么评价新文学、怎么看待启蒙思想的问题。

胡适曾说他在语文改革的问题上，原来很保守，是为时势所趋，被“逼上梁山”，然后成了推行白话文、激进改革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策划人”（《胡适口述自传》）。1919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的魏建功，因“完全被‘新’的思想潮流所动荡”（《“五四”三十年》），在胡适四十岁生日时，写了一篇平话体的祝寿文，热情讴歌胡适何以为“革新中国文学的先锋将”而对那些“卫道的人替古文‘会师勤王’”并不理会，最终促进了中国学术界“从思想的革新到学术的革新，从文学的改革到文字的改革”（《胡适之寿酒米粮库》），这篇祝寿文当时颇得他老师钱玄同的赞赏，以为是把“胡先生志趣、思想和他对于白话文学及科学考古的提倡，叙得‘刚刚恰好’”。

而钱玄同也是受帝制复辟的教育，从复古变成反复古的（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他不仅提倡思想革命反礼教、文学革命用白话，还有更极端的“废汉字”主张，并且终其一生，保持着与骈文律诗的距离。他和黄侃都是章太炎弟子，对黄侃有名的《音略》，后来他也批评得很厉害，以为其“说声之发音，几无一语不谬，彼自以为订正江永之说，实在其误甚于江永”，由此，还得到“国学必须受新文化洗礼之人才能讲的明白”（《钱玄同日记》1922年1月23日）的结论。在赞成新文学的人里面，又有蔡元培这位清代末年进士，像钱玄同一样，后来也再没有改变过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的立场，年近七旬时，他还说自己二十岁曾“为旧式的考据与词章所拘束”，如果能回到二十岁，他的选择一定是要多学几种外语、补习自然科学，再专门研究他最爱的美学和世界美学史（《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胡适当然也是如此，他晚年谈到文学革命，对于白话文未能成为“完全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并不满意，同时也坚持说提倡白话文，打破了凡事必向祖宗求的民族主义心理，可以媲美现代欧洲各国的国语和文学发展，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口述自传》）。这大概是那一代人的态度，身历其事，后来很少有变化。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提到魏建功的祝寿文，是因为看见最近有学者引用他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文章中写到他被胡适“一贯地传播了毒害很深的资产阶级‘文学语言观点’”弄得“颠倒昏迷”过，而胡适在依照“中国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这一文学革命“中心理论”写出的《白话文学史》里，用“古文”代替“文言”，是“把一种文体（古文）和表达文体的语言（文言）混淆起来了”（《胡适文学语言观点批判》）。也许是在很多年以后，他确实看到胡适文学史里面的破绽，但也许是在很多年后，当胡适他们反对的“死文学”不再有市场，不再给人带来困扰，推行白话文的意义便日益模糊。老实讲，胡适早期提到的“古文”，并不等于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古文即文言，多数时候都是指“古文传统史”中的古文，也就是桐城派标榜的古文和文学史上韩柳欧苏的古文，它的对立面，因此才是《红楼梦》《儒林外史》这类小说的“白话文”（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魏建功在1955年的这个批评，多少是抽离了当时的语境。而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如果将这同一作者前后两篇针对胡适的文章放在一起加以比照，大概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首先还是时势之变。

魏建功是我们的老师，但是他1980年去世前，只给我们古典文献七七级讲过一课，讲课的内容，我们都不大记得了，对这位老前辈的了解，现在主要靠读《魏建功文集》。在2001年出版的这五册文集里，却只收了他为胡适写的祝寿文，而没有收他后来批判胡适的文章，不知这是魏先生自己的意思，还是编者替他以前日之是否定昨日之非？魏先生的专业是音韵学，这是被视为传统学术之根底的一门学问，看起来非常艰深而稳固，但即便如此，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思想学术，依然是随着时势的转移而变化起伏。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胡适、陈独秀那一代人开始建立的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就是因为始终伴随着强烈的当代意识，才打破旧传统而延续到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一段文学史的学术史历程，当我们怀着敬佩同时也希望能够超越他们的时候，应当始终明白的是，无论桐城派的古文、阮元的骈文抑或宗唐、宗宋的老路，都不是我们该走的路。

2017年12月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