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北京地名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1.3.1　北京地名研究的历史

北京作为历代文人荟萃之地，学者比较热衷于记述并整理北京地区的地方风物，所以流传下来记录北京人文地理类的著述非常丰富而且翔实。

元熊梦祥所著《析津志》是最早记述北京及北京地区历史的一部专门志书。可惜它早已亡佚。李致忠（1983）辑校的《析津志辑佚》，主要来自四种书：第一种是从《永乐大典》残存原本中直接采集；第二种是从《日下旧闻考》中转辑；第三种是从徐维则铸学斋藏本《宪台通纪》中采集；第四种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辑自《永乐大典》的《顺天府志》残卷中转录。辑佚对我们了解北京的街巷胡同的规制颇有参考价值。

明代除了正规的地方志中有关于北京地理方面的描述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研究人文地理变化，特别是街道胡同变化的著述，代表作为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该书较为详尽地记述了明代北京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中城五城三十三坊的名称、方位以及各坊的胡同街巷，同时还附载了京师八景、古迹、山川、公署、学校、苑囿、仓场、寺观、祠庙、坛墓、关梁等名称。另外，明朝末年刘侗、于奕正合著，崇祯八年（1635）刊行的《帝京景物略》，集历史地理、文化和文学著作三者于一体，是历史地理学者研究明代北京历史风土景物的重要参考资料。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对了解明代昌平州的山水地名以及十二陵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吴长元的《宸垣识略》是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之书，系根据清康熙年间朱彝尊所辑的《日下旧闻》和清乾隆皇帝敕编的《日下旧闻考》两书提要钩玄、去芜存菁而成，凡十六卷，卷次分为：卷一，天文、形胜、水利、建置；卷二，大内；卷三、卷四，皇城；卷五至卷八，内域；卷九、卷十，外城；卷十一，苑囿；卷十二至卷十五，郊垌；卷十六，识余。全书记录了北京城近郊区包括大内宫苑、皇城、内城、外城和郊垌的史地人文情况。书中胪列城市，条析坊巷，杂载寺观，间征轶事，收录诗歌，采掇大纲，事详语略。吴氏根据实地考察与史籍、碑碣相印证，对所据底本疏略未尽之处予以增补，错误不实之处予以纠正质疑。书中考证的文字，原为《日下旧闻》中的加“原按”，补遗的文字加“补按”，《日下旧闻考》中的加“考按”，作者自己考证的加“长元按”。书前冠有18幅城池、大内皇城、八旗界址、西山园囿地图，堪称北京历史上最早的旅游地图。

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根据许多有关著述的记载，比较全面地辑录了明清两代北京坊巷胡同的名称变化、掌故传说等。

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对北京的掌故旧闻、风土习俗、名胜古迹、城厢市肆、宫闱、仪制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的城厢市肆及风土习俗对研究北京街巷地名、风俗习惯、人文历史颇有参考价值。

清末民初时期，陈宗蕃的《燕都丛考》全面辑录了北京城区的宫殿苑囿、坛庙衙署、街巷地名的沿革，其中的重点是北京城近四千条胡同街巷的变迁、位置、名称等，是研究北京街巷地名不可多得的材料。

民国时期的《北京便览》《北京旅游指南》《京绥游记》《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等也较为详实地涉及北京风土民情、街巷地名等内容。

1.3.2　北京地名研究的现状

北京地名研究的现状，可以从历史地理学和地名学研究、社会语言学研究、汉语词汇文化研究三个方面加以综述。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对象都指向地名符号，研究方法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关注地名蕴含的各种文化信息。

历史地理学研究。侯仁之（1953）通过探讨金中都的历史位置，确定了1153年是北京的建都元年。侯仁之、岳升阳（2000）探讨了海淀镇与北京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理关系与文化渊源。侯仁之、邓辉（2001）考证论述了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虽然学界对北京的建都时间以及蓟城的具体历史位置还有质疑声，但侯仁之等关于北京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北京的前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孙冬虎（2006a，2006b）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查阅、地名资料的调查，分别探寻了大栅栏一带街巷地名与北京东城区街巷变迁的历史轨迹，并结合北京历史文化区的保护，阐释了北京在明清时期城市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迁，阐明了北京大栅栏一带及东城区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孙东虎（2010）以地名的时代发展为主线，依据正史、方志以及其他各类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碑刻、墓志等实物资料，阐明今北京市范围内不同时期地名形成演变的基本过程、主要特征和一般规律，展现了北京地名的历史文化价值；并以北京地名的区域发展为核心，讨论了每个区域的地名发展与社会生活、地理环境、地域文化之间的关联。这几项成果对我们准确把握四九城内的街巷地名以及北京区域内的重要地名的语源及其变迁信息，提高对地名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颇有帮助。陈倩（2010）对北京历史地理及古代都城文献进行了研究。在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挖掘文物所蕴含的历史内涵，探讨历史时期北京地区的建制沿革，研究北京周边燕山地区的军事形势与战略部署；此外还论述了北京长城的重要关口在历史时期的战略地位，以及明长城的修建与军事历史形势的关系。在古代都城文献研究中，主要是对古代都城文献的版本及目录的研究，并对相关的重要典籍及典籍研究著述进行了考订和评议。这一成果对我们历史地把握北京段长城文化带具有参考价值。

地名学研究方面。除了各区县的地名志以外，有两本（套）对于了解和研究北京地名尤其是城区和区县治所街巷胡同信息极富参考价值的著述值得一说：一是王彬、徐秀珊主编的《北京地名典》，2001年初版，2008年出了修订版。该书辑录的北京地名信息除重点收录了北京老城区的全部街巷地名外，还以区、街道办事处为单位对北京街巷地名进行了统计，并辑录了部分近郊远郊区县的乡镇所辖地名，地理信息翔实，地名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很丰富。二是段柄仁（2007）主编的《北京胡同志》（上、下），对存在的、消失的北京城区和郊区的街巷胡同做了全面的搜罗和记述，街巷地名变迁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比较丰富。这些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便利。如果着眼于“研究”，由于其主要是对北京地名进行辑录与整理，属于描写范畴，那对少量地名的理据缺乏深入分析也可以算作不足。

尹钧科、孙冬虎（2009）出版了《北京地名研究》，在包含了对地名的记录整理以及关于个体地名更名的记载，地名的沿革过程以及语音、字形、语义的考证和诠释之外，还根据国内外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地名学理论，综合运用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进行了关于区域地名发展过程、命名依据、语词特性、分类系统、时代变迁、主要功能、地理分布、语源追溯、群体特征、历史地名、地名研究、地名管理等问题的探索，从多种角度透视地名发生发展的过程和一般规律。该书从阐释北京地名发展的历史过程、详细讨论北京地名的命名、建立北京地名的分类方案、分析北京地名的主要功能、系统追溯北京地名的演变、归纳北京地名的语义特点、揭示北京地名的分布规律、辨析北京地名的语源特点与真、伪、俗词源、透视北京的典型地名群、梳理北京历史地名的变迁轨迹、总结北京地名研究与地名管理的已有成果、指出未来发展趋向等十二个方面对北京地名的发展过程和其他特性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并阐述了重要观点。内容涉及北京地名的发展史略、命名、分类、功能、演变、特点、分布、语源、研究、管理等诸多方面，是迄今为止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对北京地名研究最为全面的学术著作。不足是对北京地名的文化内涵缺乏深度挖掘，对北京地名的规范只是简单涉及，其中还有部分北京地名的语源属于相关性推测，语源的真伪俗之别等仍需要通过深入研究才能坐实。

社会语言学研究方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清常（1984，1985，1994，1996，1997）撰写了系列论文对北京街巷地名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论题包括“胡同”一词的来源；北京地名谐音改字的情况；北京街巷名中的方位词；北京街巷改名的历史经验等。这些论文有的收入《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还有的附录在其专著《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1997）里。这两部具有探索意义的著述均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此外，彭宗平（2002）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语音入手，调查、分析了北京地名中部分通名的儿化情况。通名的儿化现象，主要包括儿化的变异、理据，探寻儿化变异的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因素。

汉语词汇文化研究方面。常敬宇（1995，2009）设专章讨论了“地名文化及其词语”，包括：中国的国名及由来；中国的省、自治区名称来源；中国部分城市名称的由来；地名反映的社会文化；亭文化及其词语。其中“地名反映的社会文化”一节，有多处示例用的是北京地名，对我们的分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郭锦桴（1993，2010）设专章讨论了“地名与社会文化”，包括：地名的语言分析；地名与历史文化；地名与社会心态；地名与宗教文化；地名反映民族接触和迁移的历史。后面四节对我们的分类有借鉴作用。

其他直接相关研究。范肃宁（2004）从北京和华盛顿城市地名、规划、文化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北京街巷地名注重人文精神，而华盛顿街巷地名更加注重地名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张燕来（2000）考察了北京地名的语音、词汇特点和演化。张燕来（2006）从思想文化、移民历史、民族接触、世俗文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北京地名反映的北京地域文化。袁熹（2003）认为北京是一个民族迁徙与融合地。

其他间接相关研究。李如龙（1998）认为，地名是精神文化活动的成果，它寄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表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共同规律。地名反映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从地名中可以了解人们的政治、道德观念，了解当地的图腾宗教，了解民族的英雄人物和美丽的传说故事，同时地名还反映了不同朝代的文化特征。郭锦桴（2004）认为，地名反映历史古国和朝代的文化印迹、历史上避讳的影响及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从地名的变化中可以了解行政区划、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现代经济文化。在社会心态方面，地名反映了人们求福、重义、重宗族、对龙神及历史人物的景仰。较早探讨地名文化的著作，还有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1993）。

除了上述著述以外，还有不少论文以地名作为研究对象。这些论文大体可分为二类：

一类是以全国范围内的地名为例，或侧重地名的语言研究，或侧重地名的文化研究，或同时对地名作语言与文化分析。这类论文有：郭锦桴《地名的语言分析》（1991），冯骥才《地名的意义》（2001），邓慧蓉《中国地名与文化关系的研究》（2001），李力《地名文化现象透析》（2003），张晓涛《地名文化现象浅议》（2004），王东茜《汉语地名的文化特征》（2006），蔡玮《汉语地名的语言与文化分析》（2001）等等。

另一类是明确以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视角研究特定区域地名的，论文主要有：

高丽君（2005）《天津地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王永超（2011）《曲阜城区街巷名称的社会语言学考察》

徐征（2012）《朝阳市地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任小燕（2007）《南京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贺义宏（2010）《六安地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

朱青（2011）《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济宁地名研究》

国外研究北京地名的主要是日本学者。多田贞一（1986）的《北京地名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日本侵华时期北京的概观，对北京地名的发生，各种街道胡同的意义，以及地名的变异、变迁、分类等，都有较为详细地阐释，其中有对北京与地名相关的生活风貌的记述，对了解北京的地理历史风俗民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竹中宪一（1991）的《北京历史漫步》，涉及北京的风俗、民情等，也从另外一种角度阐释了北京街巷的变迁。

综上所述，关于北京地名的研究可以归结为：直接研究北京地名的著述尚不多见，古代及近代的文人学者多偏向辑录北京街巷地名，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北京地名的视角逐渐多了起来，大体有：从历史地理学、地名学的研究视角考察北京及北京地名的演变，《北京地名研究》是代表作；从语言学的研究视角考察北京地名的语言学特征；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分析北京地名产生与变化的社会文化起因与动因，迄今为止，张清常对北京的街巷、胡同等的研究最具系统性，也最富代表性。

还有一些著述从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考古学的研究视角介绍北京地名，论题广泛，成果丰硕。这些论文、文章主要散见于《地名知识》《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另外还能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辑刊论文中找出不少作为例示的北京地名；甚至可以从老舍的小说以及其他作家怀念北平的散文、随笔中找到民国时期北京地名的原有信息。

老舍作品中保存了不少北京地名。老舍出身“八旗”之一的“正红旗”，出生与成长于“正红旗”地盘中的小羊圈胡同。舒乙（1982）认为，老舍笔下的北京是相当真实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大都经得起实地核对和验证。老舍作品中用过240多个北京的真实地名，从分布上看，大多集中在北京的西北角。他的《骆驼祥子》就以西安门大街、南北长街、毛家湾、西山为主要地点。老舍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常常描写完整的行动路线。在《骆驼祥子》中，因为祥子是拉车的，所以写得特别详尽。根据舒乙的分析，共有七次行动路线。其中第二次，是祥子牵着骆驼逃出磨石口，过海淀，进西直门，具体路线是：磨石口→经顶山→礼王坟→八大处→四平台→杏石口→……→西直门。

朱湘在散文《胡同》中也留下了胡同地名信息：“那富于暗示力的劈柴胡同，被改作辟才胡同了；那有传说作背景的烂面胡同，被改作烂漫胡同了；那地方色彩浓厚的蝎子庙，被改作协资庙了。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降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作者对地名改名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实际上，劈柴胡同与辟才胡同各有理据，对地名改名应理性看待。

总体说来，研究北京胡同、四合院的著述很丰富，大量的数据可以直接使用。关于北京地名的知识性文章或段落不少，有研究地名发音的，如“大栅栏”，“×各庄”的“各”等于“家”等；有研究少数民族对北京街巷影响的；有探讨北京地名与山西地名同名现象及其原因的；有研究北京地名由来的；有研究北京地名的文化意义或“京味”色彩的；等等。但是，以北京地名系统作为考察对象，明确从文化语言学视角加以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因此，本书主要是选择一个新视角去重新审视已有材料，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整合集成，力争在语言文化阐释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