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杰先生的书稿已给了我好长时间了，我实在太忙，只好带着它一起“走南闯北”，一起“参加各种会议”。就这样，利用各种缝隙时间看完了这部书稿。我虽然外出也带着它，但不觉得是一种负担，相反，我是带着一种兴奋的心情看完了这部书稿。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学界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想法，不断涌现，给人以“日新月异”之感。但没有一本论著能像本书那样真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本书新在哪里？
第一，本书跳出了传统的汉语语法分析模式，用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路子来考虑汉语语法问题，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而这种新思想、新路子的基点是Chomsky的“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
第二，以什么为“本位”来研究汉语语法，从《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学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19世纪末马氏提出“词类本位”（或称“词本位”），这延续了20多年；黎锦熙先生于1924年批判了《马氏文通》的词类本位，提出了“句本位”，这延续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80年代朱德熙先生明确提出应“以词组为本位”，当时很快为汉语语法学界所接受；但进入90年代，词组本位又受到了挑战——徐通锵先生提出“字本位”，邢福义先生提出“小句本位”（他本人称为“小句中枢”），马庆株先生提出词和词组的“双本位”，等等。上述意见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以“单位”为本位，只是各人所说的单位大小不同而已。本书则明确提出“以原则为本位”。这在汉语语法学界是全新的看法。
第三，在中国大陆，真正仔仔细细从Syntactic Structures到Minimalist Program追踪阅读Chomsky的论著的人很少，能看懂的更少，能运用Chomsky理论观点来研究汉语并做出成绩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用中文介绍Chomsky理论观点的论著和用Chomsky理论观点来研究汉语的论著，一般说来可读性都比较差。徐杰先生这本书，带有介绍性，Chomsky的一些最重要的理论观点都在书中作了介绍；更侧重具体的运用，即运用Chomsky的理论观点来研究、解释一些汉语语法现象，以期合理地解释这些语法现象及其特点，进而获取凌驾于具体语言之上的语法原则。在介绍方面，超出了目前我所能看到的同类论著，本书把一般认为很难懂的Chomsky理论观点，说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可以说是本书写作上的一大特点。在运用方面，本书不乏精彩的篇章与段落。
上面说了，本书明确提出语法研究应“以原则为本位”，反映在本书的新思想、新路子的基点是“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按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各个语言的结构规律都遵守着同样的原则，而各个语言的差异只是参数的差别。譬如说，任何语言都得遵守论旨角色准则（theta criterion，θ-criterion），即（1）每个论元（argument，亦称“主目”）必须而且只能充当一个论旨角色；（2）每个论旨角色必须而且只需由一个论元（主目）充当。但是在指派方向上可以有差别，例如，无论英语、汉语、日语，就及物动词来说，其论旨结构里的宾格位必须而且只需由一个论元充当，这是任何语言都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是指派方向各种语言可能不同，英语、汉语宾格位在动词之后，而日语的宾格位在动词之前，这就是参数的不同。这也就是Chomsky有名的“原则与参数”的理论（principles-and-parameters theory）。Chomsky提出这样的理论，为语言研究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往的语言研究关注的是某种具体语言的分析和描写，具体说就是怎么把某个具体的语言的语音、语法、构词等内在的规律分析、描写清楚；而Chomsky的“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某种具体语言的内在规律，而是整个人类语言需普遍遵守的原则，是人的语言机制（language faculty），即人的大脑中的语言能力本身，以及语言的习得，即人是如何获得语言知识系统的。当然这种研究是建立在对个别语言充分的观察、充分的描写、充分的解释的基础上的。因此“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跟个别语言的研究、描写及其特点的探求不但不是矛盾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在Chomsky看来，人类语言共同遵守的原则，应具备两个特点：一是非常简洁，二是高度地抽象概括。他所要探求的就是这种“既非常简洁，又高度抽象概括”的普遍原则。Chomsky理论在发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不断否定自己原有的理论观点，提出新的想法。对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不太理解，也不太习惯，有人甚至批评说“Chomsky理论一天一个样，这种理论的可靠性就很值得怀疑”。其实，Chomsky不断否定的是自己具体的理论观点，他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未变，而且他这种不断否定自己的做法，正说明他在探求人类语言的“既非常简洁，又高度抽象概括”的普遍原则道路上是多么地执著。“否定自己正是为了更好地肯定自己”。
说到“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不少人还是不以为然的。在中国还有人把引进“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作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失误而加以反思。在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有不同的争论，那都是正常的。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一点的是，有人把“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跟思想意识，甚至跟政治联系了起来，说什么美国的“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是二战之后随着美国向外扩张推行霸权主义同步进行的。这就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了。此风实在不可长。其实，众所周知，提出并坚持探求“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的Chomsky，是竭力反对并猛力抨击美国当局的对外扩张政策的一个人，因此他的理论观点跟美国向外扩张推行霸权主义是没法挂上钩的。
我觉得，我们在学术上应提倡多元论。你可以只崇尚某一派、某一种理论观点，但为了学术的发展，也为了自身的学业进步，不要拒绝了解、学习、吸取别家别派的理论观点。就我来说，我从老师那里接受的主要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我在汉语本体研究方面主要是描写。但我看了Chomsky的论著以后，虽只是一知半解，但觉得他的理论观点还是很有启发的。我已是接近古稀之年了，当然不可能改变我的学术路子，也没有力量去从事人类普遍语法的探索。但Chomsky的“语言共性论”，或者说“普遍语法论”，对我们从事汉语语法的本体研究，具体说对汉语语法的描写，我觉得也极具启迪、参考作用。
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汉语的特点，比较多地从汉语看汉语。1993年，我曾在《汉语学习》（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汉语句子的特点”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引用率还很高，但现在我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失败的一篇文章。其中绝大多数的所谓汉语句子的特点，正是我从汉语看汉语所得出的；我也跟英语作了些对比，但实际是把汉语口语的句子跟规范的英语书面语句子作对比，这种做法显然也是不合适的。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角度，从语言共性的基点来观察汉语，看是否会对汉语语法有一些新的认识。
句法和语用是不同的平面。这一点大家也都那么说的，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强调区分“三个平面”以来，大家对此虽已形成共识，但实际上并没有把这两个平面分开来。原因之一就是过去我们比较习惯于定式的思维方式，具体说，在接受了某种理论方法、某种思想观点之后，就只知道用那种理论方法、那种思想观点来思考问题。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在学科领域里去进一步探索是极为有害的。我们过去就很少从语言共性的角度来思考汉语问题，来思考句法和语用的问题。关于这两个平面，在借鉴了Chomsky关于“原则与参数”的理论之后，我产生了一点想法，那就是，词组似只受句法的制约，不受语用的制约；而句子既受句法的制约，又受语用的制约。过去书上所说的句法规则，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句法、语用两方面的规则，换句话说，目前一般所说的汉语句法规则中实际上包含了相当数量的语用规则。且不说有关“易位现象”的规则是明显地属于语用规则，一般认为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的所谓“主谓谓语句”，其中有些规则实际上也是属于语用规则。如果我们把过去关于语法的看法称为“大语法观念”的话，如今我们要提出一个“小语法观念”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我们需要把语用的规则从过去所谓的语法规则中剥离出去。
就句法规则来说，它是在句子平面上充分地体现，还是在词组平面上充分地体现呢，还是既在句子平面上充分体现也在词组平面上充分体现呢？各个语言情况不一定相同。印欧语（如英语、俄语）的句法规则，在句子平面上就能看得很清楚。就英语来说，句法规则和语用规则的界限比较清楚。举例来说，下面这个英语句子We are verifying these figures（我们正在审核这些数字），在实际的交际中，其宾语成分these figures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挪到句首，但这会有两种情况，请看：
说英语的人也好，研究英语语法的人也好，都会把例（1）句首的These figures看作全句的主语；但都不会认为例（2）句首的These figures是全句的主语，都还会将例（2）里的These figures仍看作是verify的宾语。这也就是说，在英语里某些宾语成分是有可能移位到句首的，但有的是属于句法移位，如例（1）；有的是属于语用移位，如例（2）。而这二者的界限在句子平面看得清清楚楚，因为有鲜明的形式标志。汉语的句法规则，则很难简单地从句子平面去总结概括，因为汉语缺乏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在句子平面上哪些属于句法规则，哪些属于语用规则，没法从形式上去加以区分。举例来说，下面两个句子现在大家都认为是主谓句：
二者的差别只是前者是“施事主语”，后者是“受事主语”。但是，像“苹果吃（了）。”这样的所谓“受事主语句”在什么场合出现？事实告诉我们，像“苹果吃（了）。”这样的受事主语句格式，其实只在句子平面上出现。举例来说：
b.吃苹果
按“大语法观念”，例（3）a、b、c都是合法的句法结构。它们都属于动词性句法结构，按说都可以后加结构助词“的”形成名词性“的”字结构。可是我们看到，a“我们吃”和b“吃苹果”可以跟“的”形成“的”字结构，但c“苹果吃”却不能跟“的”组成“的”字结构。请看：
b.吃苹果的[可指称“吃”的施事]
这就是说，一个二价动词V2，当我们用它来组成“的”字结构并用这样的“的”字结构来指代那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施事时，只有“V2NP[受事]的”是合法的，而“NP[受事]V2的”是不合法的。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受事主语的主谓格式“NP[受事]V2（了）”（如“苹果吃（了）”这样的结构）只在句子平面上出现，并不在词组平面上出现。据此我们有理由怀疑“苹果吃（了）”这类结构到底是不是句法结构。事实上，把它看作语用结构似更合适些。似乎会发现有例外：
例（6）（7）“的”字结构里的动词性词语“一口苹果都不吃”和“芯儿蛀了”，从语义结构关系上看似都属于“NP[受事]V2”。它们怎么能在词组平面上出现呢？需知，例（6）“一口苹果都不吃的”这一“的”字结构确实是指代施事（某人），其中“一口苹果都不吃”确实是“NP[受事]V2”结构，而它之所以能在词组平面上出现，因为带有形式标记，那就是表周遍意义的“一……也/都不……”。因此，这儿的“一口苹果都不吃”是属于句法结构，其中的“一口苹果”从动词“吃”后的位置移至句首，这属于句法移位。而例（7）“芯儿蛀了的”这个“的”字结构并不能指代“蛀”的施事（如蛀虫什么的），而只能指代跟“芯儿”有隶属关系的事物（如桃子、李子等）。而“芯儿蛀了”这一结构之所以能在词组平面上出现，是因为“芯儿”跟“芯儿蛀了的”所指代的事物（如桃子、李子等）之间有领属关系（具体说是隶属关系）。因此，从表面看“芯儿蛀了”是“NP[受事]V2”结构，实际上它在这儿不是作为“NP[受事]V2”结构出现的，而是作为“NP[被隶属]V2”结构出现的。类似的现象在汉语中是大量存在的。不妨再举一实例：
对于例（8），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能成立或不能成立，而得看其中的“衣服”是以什么样的语义角色出现的——如果把它作为“卖”的受事看待，“衣服卖了的”就不成立，因为想要用“的”字结构来指代“卖”的施事，就不能用“衣服卖了的”这种说法，而得用“卖了衣服的”这种说法；如果把“衣服”作为某人的领有物看待，让“衣服卖了的”来指代“衣服”的领有者，那么“衣服卖了的”这种说法就成立。
上述语言事实，（1）表明汉语的句法规则不宜在句法平面上概括得出，而宜在词组平面上概括得出；（2）揭示了词语所具有的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特性，那就是“词语在结构中的多功能性”。所谓“词语在结构中的多功能性”，是指词语在相同的词类序列中，可体现不同的功能，在句法上是如此，在语义上也是如此。词语在句法上的多功能现象，早已为人们所注意，例如过去汉语语法学界说，“进口钢材”既可看作是述宾关系，也可看作是“定—中”偏正关系，这实际就是“进口”这一动词，或者说“钢材”这一名词，在汉语句法结构中的“句法多功能性”的表现；“他写的散文”既可以看作主谓关系，也可以看作是偏正关系，这也实际就是“他写的”这一“的”字结构，“散文”这一名词在汉语句法结构中“句法多功能性”的表现。而前面所说的现象，诸如“一件衣服都不卖的”（指代某人）里的“衣服”作为“卖”的受事，“衣服卖了的”（指代“衣服”的领有者）里的“衣服”作为某人的领有物，正是词语在语义上的多功能性的表现。“大衣扣子”，在语义上我们既可以分析为隶属关系（意思相当于“大衣上的扣子”，扣子是大衣有机的组成部分，个儿有的大有的小——如袖口上的扣子），也可以分析为类属关系（意思相当于“大衣上专用的扣子”，个儿都是大大的）。这也是词语在语义上多功能性的表现。
以上只是我们在借鉴Chomsky的“原则与参数”理论之后所产生的一些新的想法。我们觉得，如果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可能会对汉语语法获得更多的新的认识。
徐杰先生的《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原书名是《语法原则与语法现象》，我建议改为我上面所说的书名），我认为在介绍Chomsky理论观点并运用Chomsky理论观来解释说明汉语语法现象的同类著作中，是很值得推荐给大家一读的汉语形式语法专著。当然里面也还存在着这样那样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这不影响该书的总体价值。是为序。
陆俭明
2001年6月10-12日
于蓝旗营北大清华小区新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