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是《论语新注新译》的简体字版，但不纯然是繁简转换。两个本子有何不同，本文末尾会稍作交代。这里要重点介绍的，是写作本书的目的，以及著者是如何去实现这一目的的。
著者的目的，是给读者一个较以往《论语》注本注释得更为准确的本子。在此之前，较为权威，最为畅销的《论语》注本，无疑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说实在的，如果不能在《论语译注》的基础上有较大进步，则完全没有必要再下大功夫重做一遍了。
那么，怎么做才能让新注本较以往注本（包括《论语译注》）更为准确可信呢？著者是这样做的，就是先用语言学学理分析总结学术界公认为“最博最精”的高邮王氏父子解读古书疑难词句的典范之作之所以成功的经验，然后在电脑及其软件的帮助下，照着他们那样做。王氏的典范之作，仅举一例：
王氏父子释《诗经·邶风》“终风且暴”，主要是通过对“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终～且～”格式的归纳分析来进行的，杨树达先生在《训诂学小史》总结这一做法为“审句例”，并说这是王氏之所以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能够审句例，就抓住了解读古书疑难词句的牛鼻子。《论语新注新译》，就是主要运用审句例的方法来考证《论语》中的疑难词句的。
王氏的卓绝，以往是学不来的。就拿上面这个例子来说，谁能如王氏父子的博闻强记，一举找出“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那么些个例证来呢？这是为何明知二王那样做了不起，却没有多少人能去做的原因。
如今已是信息化时代，以前审句例可望而不可即，现在运用计算机及其软件，键盘一敲，海量例句转瞬即到眼前。
海量例句，一条条审是很花时间精力的。要想像王氏父子那样精湛地审句例，不下决心一条条仔细看过，不坐坐冷板凳，很难达到目的。当然，能够审句例的人，也得具备一些条件。首先，他得把古书读得较熟，有一定的语感；其次，他还得有一定的小学根柢；第三，得具备一定的语言学理论素养，尤其是得具备运用语法学和词汇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杨伯峻先生在写作他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时，以上三点学养，当然都很好地具备了，所以，他做的译注本一直领先了半个多世纪。只是，他做《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的时代，没有计算机及其软件；因此，他也不可能花许多时间去审句例。这受限于时代及技术条件，后人来看今天的我们，大概也会这样吧！
以上三点学养，著者也初步具备了，又有幸生在技术进步的今天，衣食无忧，且职称问题也已解决，又有什么理由不坐坐冷板凳，做出几部经得起岁月检验的学术精品来呢？记得杨树达先生在给弟子郭晋稀的信中写道：“千金之躯，何等重要！来到人世一次，岂可毫无成就而去？如因儿女子事自隳，真值不得也！”何去何从，其实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从2004年起，著者即开始研究、写作《论语新注新译》，到该书繁体字版出版时，整整花了十二年。近两年又修修补补，才有今日的简体字版《论语新注新译》。
为什么说，能够审句例，就抓住了解读古书疑难词句的牛鼻子呢？其中的学理并不难懂。一个词，它有几个意义，词典里记载着呢。即便词典漏收，或某词存在尚未被发现的意义（这两种情况并不普遍），这个词，它的意义也就那么几个；绝不会如某些人所理解的，它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以无限制地生出好些个意义来。这就是王力先生所指出的：词义不是由上下文决定的。但是，上下文却是可以“锁定”某词的某一意义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一个词只能呈现它的一个意义。语言学术语称锁定词义的上下文为“分布”。因此，要了解特定上下文中某词到底是什么意义，可以通过考察该词不同意义的分布特征来做到。这样做，就是“审句例”。上引王氏父子之释“终风且暴”，就是通过审句例，发现了以前未被发现的“终”的接近于“既”的意义。
著者的具体做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1.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2.一个剥离，一根主轴。3.两个突出。
上引王氏父子之释“终风且暴”，是对“书证归纳格式，格式凸显意义”的最好说明。王氏父子通过“终温且惠”“终窭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书证，归纳了“终～且～”的格式。在这一格式中，“终”的类似于“既”的意义，在沉寂数千年后，终于浮出水面。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的“考证”，大多是采用这种做法的。
一个剥离，一根主轴，是对为何要采用以上方法的解释与说明。剥离，指将语言外部证据如情理、义理、历史事实等等从主要证据位置上剥离开来。这牵涉到语言是一个系统的原理，这里不拟展开。我们只要知道，词的意义，与情理、义理、历史事实等并无直接关系；也即，情理、义理、历史事实等并不能限定词义。因而，仅仅依据这些来判定词义进而判定句义，是不可靠的。
主轴，指以考察分布为主轴，其他如形训、声训、义训以及二重证据法等等方法、手段都围绕着考察分布这一主轴来进行。这样做的理由，已见上文。著者有《以考察分布为主轴的训诂》一文（《光明日报》2016.11.13），也可以参考。
两个突出（双突出），一指在语言系统外部证据和语言系统内部证据中突出后者，一指在语言系统内部证据中，突出通过考察分布，即审句例所得的证据。不难看出，两个突出，不过是对著者上述做法的较为精炼的概括罢了。
还有一句话，是借用电影名，叫“一个都不能少”。也即，几乎所有的训诂方法和手段，著者都“不抛弃，不放弃”，只是通过双突出，确定了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顺序而已。这样，当不同证据发生矛盾产生龃龉时，就知道坚持什么，放弃什么。
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若干训诂教科书，以上方法手段往往是平列的，都被强调的。当好几位学者分开来研究同一疑难词语时，甲主要采用这方法，乙主要采用那方法，丙又主要采用另一方法，自然，结论也就各自不同了。这在以前，是允许的，都“可备一说”，都“新义迭出”，都算好成果。
对著者十分关心的长辈伍铁平先生，编了一部书叫作《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这是美国学者J.H.Greenberg提出的）。既然是“科学”，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可验证，当然也适用于检验语言研究的成果。
如前所述，上下文（分布）将“锁定”某词的某意义，要了解特定上下文中某词到底是什么意义，可以通过考察该词不同意义的分布特征来做到。也就是说，该词的某一类分布特征和某一意义是一对一的，就像身份证号码对应每个人。这就等于说，以考察分布为主轴的训诂，能使得这一研究具备可重复性、可验证性——几位学者分开来研究同一疑难词语，将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
本书和《论语新注新译》的繁体字版有何不同？
1.后者是科研本，例句尽可能多用；有时因研究需要，与考证《论语》某疑难词句关联不甚紧密的问题，也会生发出去。前者兼顾科研和普及，只保留必需的例句，芟除了枝蔓。
2.新增了若干考证，如对2.16“攻乎异端，斯害也已”、7.14“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考证。
3.加强了若干考证，如对2.6“父母，唯其疾之忧”、8.9“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考证。新增的和加强的考证，在书末所附《〈论语〉疑难词句考证索引》中以星号标出。
4.繁体字版中，若干短小的考证，是放在注释内的，这次也提取出来（如4.3“[唯仁者]能恶人”、11.24“不可则止”）。这样，加上增补的考证，本书列入《考证》的共有197项。
5.原繁体字版的《卷首的话》《导言》《例言》《附录》《后记》等一律删去，换成了这篇《前言》。
最后，对广大热心读者和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帮助过著者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