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陶诗之真

西方有个故事，说一人在白天中打灯笼，在雅典市上乱转。或问之，说，找一找还有个像人的没有？[21]中国诗人都不大像人，不用说是幽灵，便是神佛也不成。余以为神佛还有他人的一面。

中国诗人一大毛病便是不能跳入生活里去，所以一读其诗便觉得离生活远了。余近来常说，曹、陶、杜其相同点便是都从生活里磨炼出来，如一块铁，经过锤炼始能成钢。别的诗人都有点逃脱，纵使是好铁，不经锤炼也不是全钢，所以总是有点“幽灵似的”。曹、陶、杜三人之所以伟大、非常，其实是平常，就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确实磨炼了一番才写诗。

但一块好铁才经得起炉火锤炼，若是木头或坏铁，纵不成灰，也不能成钢。中国诗人不肯跳进去，固然是胆小，但也正是他的聪明。这样的诗人我常怀疑他若跳进生活之火炉，若他还能吟风弄月，还算好汉，大概怕也不能了吧！

为诗人之困苦是不能跳进生活火炉不成，而跳进去毁了也不成。连老杜晚年诗都有点枯窘，身无片瓦，不如陶颇有余裕。

别人写真，一点也不觉他真，陶写真，真真！

古今中外之诗人所以能震烁古今流传不朽，多以其伟大，而陶之流传不朽，不以其伟大而以其平凡。他的生活就是诗，也许这就是他的伟大处。

陶渊明过田园生活，极平凡，其平凡之伟大与曹公不平凡之伟大同。法之莫泊桑（Maupassant）、俄之契柯夫（Chekhov），人谓为平凡之伟大。此种伟大比非常及怪奇之伟大更伟大。法国波特来尔（Baudelaire）乃怪奇之人（作有《恶之花》），中国李贺[22]亦以奇胜，此易引人注意。平凡不易引人注意，而平凡之极反不平凡，其主要原因是能把诗的境界表现在生活里。

人最难得是个性极强而又了解人情。诗人多半个性强，而个性强者多不了解人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己不能打破小我。如老杜即不通人情。杜与严武（西川节度使）甚好，有互相赠答诗，且老杜入蜀后甚得严武之助，而一次二人吵嘴，杜曰：“严挺之（严武之父）乃有此儿！”致使严武欲杀之。（《新唐书·杜甫传》）六朝以来最重避讳，至宋尚然。某州官田登，不许人说灯，改为火，故正月放灯不可，而许放火，故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23]鲁迅曾说，一人闻其亡父之讳，则大哭。[24]这真使人一败涂地。而陶渊明绝不如此，其与子书言“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25]，真是诗。此所谓平凡之伟大，越平凡越不易做到。有人问道于某高僧，高僧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人曰：“此三岁小儿语。”僧曰：“此八十老翁不能做到。”[26]曹公亦非常了解人情。陶了解后是顺行，曹了解后逆行。（鲁迅颇似曹，故再三替曹辩护，说魏文帝不行，我若为文帝，必杀曹植。）曹操：“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让县自明本志令》）而临死“分香卖履”[27]，处处表现其人情味。批评人从人情上去找，其失之者鲜矣。老杜对人情非整个了解。

陶诗平凡而伟大，简单而神秘。吾辈不能做到。

从何说陶诗？——贯道。

《论语·里仁》篇有云：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

曾参据说是孔子最小之弟子。释迦拈花，迦叶微笑，如何便如此放心大胆相信？此盖纯自然而然，一点勉强没有。（文章应做到如此。）学文、学道皆从勉强来，圣门用功皆从勉强得之。学道从勉强来，而得道、悟道要一点勉强也没有，入“勉强”，出“自然”。“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金刚经》），即“一以贯之”。一切法皆佛法，必到“一以贯之”，然后哲理与诗法合二为一。否则，说理只是说理，不成为诗。诗可以说理，唯不可有一分勉强，否则是散文——其实，若勉强连散文也写不成。真正得道圣贤所说理皆是诗，大诗人成功即是哲人。

陶渊明写诗是如此，是“一以贯之”，凡是人生皆可入诗：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
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

（《杂诗八首》其四）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归去来兮辞》）

——人有此情而不肯如此写。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和郭主薄二首》其一）

——此好处便在平凡。老杜《羌村三首》：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其二）

此人之常情，常情也就是至情，但老杜表现得不好，字句不圆[28]。“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读了以后，可不是吗？但谁这样写了？老杜便不成，老杜勉强。他深入了没有浅出，尤其“畏我复却去”一句。

一个大诗人使用语言最自由，也最美满，能创造。既写后人之认可，亦写前人之不敢，一切大诗人、大艺术家盖皆如此。

中国诗传统精神不说丑恶之事（丑，形；恶，神、心），陶诗不然。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二十首》其十六）——说“寒”；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说“饥”；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说“赶快活完了事”。（清人黄仲则[29]组诗《绮怀十六首》末首“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亦此意。）

诗是人生的反映，我们从前人诗中虽不能见到现在生活，至少可见到古人生活。美与善是人生色彩，丑与恶也是人生色彩。

世上生活一般事常是你认为好的，他不来；等来了，又跑了；等你以为好时，他早跑了。先不用说人世间一切事物一切境界，你觉得不好，他老跟你不走；你觉得好的，他老不来；或等你觉得好，就该保不住了。

我们看世上一般人，在世上有所成就的，都是他有所“获得”。即以升官发财而论，亦是获得，而你不知他的获得是以最大牺牲换来的——为钱六亲不认。先不论其结果，他牺牲了，而他也知足，没人格也不要紧。向上、向前的人，在物质上也知足；知足、知止，然后有精神工作。凡有所成就的都在某个条件上有知足、知止，不是完全知足、知止，完全知足、知止，那不死了吗？（余之《和陶公饮酒诗》二十首［其十九］[30]有“知足更励前，知止以不止”之句。）而陶渊明可怜，是连最低的温饱都没得到：

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

（《拟古九首》其五）

人皆以为陶知足、知止，其实陶不是无所为（平声）、无所为（去声）的人。老子亦然。老子主柔，柔能克刚，主退还是所以进，如《孝经·诸侯章》云：

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有人说老子是阴谋家，但我们不取其机谋而取其智慧，则老子也未始不是圣人。孔子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乎”（龙，变化莫测。《史记·老子伯夷列传》），盖亦有所见而云。然老子的确有其经验、思想。有人只有经验，而无思想，所以也不成其为智慧。而机谋常常是损人利己；至于智慧，利己了，可也不见得不利人。

当然，若按耶稣教义，则老子是阴谋家；但若按世谛来看，便是智慧。释迦、基督是损己利人；老子不是无我，“我”的观念很强。老子讲慈[31]，而与佛、耶之慈爱不同，佛之慈悲、基督之博爱是无所为而为；而老子有所为，他的慈是理智的。佛、耶之不爱不可，是心里觉得不可；老子是觉得不慈不可，可能是从理智出发，以为世上人与人关系必如此不可。佛、耶是心，老子是“势”。生在现在科学发明时代，老子学说该研究一下。

陶渊明亦有其悲哀，他把他的生活范围缩到极小，然而即此极小限度亦不能使其得到满足。站到柔的地位未能克刚，站在退的地位也没能进取，机会、能力不够，二者盖兼而有之。“满而不溢”，只剩下“不溢”；“高而不危”，只剩下“不危”。然即此“不溢”“不危”一点，亦不常能得到，不常能守住，这是他的痛苦、悲哀。悲哀尚使人能忍受，悲哀久了成为痛苦，便为常人所不能忍受。

有人能压倒痛苦，如拼命工作。能这样的人在世谛上是了不起的，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依赖宗教还是第二义。真正的信仰者并非求上帝保佑、教主提拔，而是把自己交给上帝、教主，如此便可得到安心。而中国人从古宗教情绪便不浓厚，一般人信佛是迷信，不是信仰。如此看来，中国人也许不是没有宗教情绪，而是有却没得到正当发展。第三条路是麻醉，其一是酒；其次是自然（与鹿豕游，与木石伍），这是非人生活。一个人要安身在人群里，脚跟要立在地上，不能跑到酒里去立脚。虽然自己觉得很风雅，其实非人生活。

陶渊明没有宗教信仰（谢灵运[32]是虔诚佛教徒，知识很多），但他以工作克服痛苦，是有心无力，陶身体不好。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

（《杂诗八首》其八）

别的田园诗人是站在旁观地位，而陶是自己干，所以说“代耕本非望”。陶渊明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田园居五首》其三），也还是象征多而写实少，那么他是骗人么？不是，不是，他做事向来认真。就算这是象征，他也确过此种生活，否则他写向前、向上，何必多用“耕”“田”字眼？不但陶诗，任何人诗皆可用此去分析，他好用某种字眼，必是于此种生活熟悉。

或谓陶乃田园诗人、躬耕诗人。

中国第一个写田园的诗人当推陶渊明。这一方面是革新，一方面是复古（“三百篇”中有写田园之诗）。余以田园诗人之称归之陶，尚不因此，另有两点原因：

其一是身经。自己下手，不是旁观，与唐之储光羲[33]、王维[34]、韦应物[35]等人不同，彼等虽亦写田园，而不承认其为田园诗人。虽有许多文人只是旁观者，而旁观亦有多种：一种旁观是冷酷的裁判，判断力甚强。中国无此种诗人，鲁迅先生似之，而他有时热得厉害。一种是热烈的欣赏。前者是要发现人类的罪恶，后者是要赞扬人类的美德；前者对黑暗，后者对光明。又一种是如实的记录。此点与近代写实派颇相似。这三种在文学家中都是好的。陶渊明不属于前三种，而是写自己本身经验，不只是技能上的、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故非旁观者。王、韦等人写田园，则是不切实，油滑。

其二是理想。陶之田园诗是本之心灵经验写出其最高理想，如其“种豆南山下”一首（《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明明说草、说锄、说月，都是物，而其写物，是所以明心。

所谓“心物一如”，心——内，精神；物——外，物质；如——真，真理。平常心与物总是不合，所谓不满意，皆由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大诗人最痛苦的是内心与外物不调和，在这种情形下出来的是真正的力。外国诗人好写此种“力”，中国诗人好写“心物一如”之作，不是力，是趣。一是生之力，一是生之趣，然此生之力、生之趣与生之色彩非三个，乃一个。生之力与生之趣亦二而一，无力便无趣，唯在“心物一如”时多生“趣”，心、物矛盾时则生“力”。

“风与水搏，海水壁立，如银墙然。”是矛盾，是力，也是趣。由苦而得是力，由乐而得是趣，然在苦中用力最大，所得趣也最深。坐致、坐享，都不好，真正的乐是由苦奋斗而得。

陶渊明躬耕，别的田园诗人都是写田园之美，陶渊明写田园是说农桑之事。西洋田园诗人华滋华斯（Wordsworth）[36]，也只是欣赏田园之美。

田园诗实亦不可包括陶渊明诗，田园诗人、田园诗，不足以尽其人、其诗。

陶之躬耕是出于本心呢，还是出于“势”呢？这一点我还不敢确定，倘若说是出于本心，但从他的作品、传记中看不出来，而其“势”非躬耕不可。陶渊明躬耕就算十分认真努力，他的身体也不许可。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说：

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陶渊明年寿若干，史无明证，颜延之[37]《陶徵士[38]诔并序》云年六十三；或曰以诗考之，当年七十六，总之年岁不太小。他辞官时年四十一，假定他躬耕从四十一起，《与子俨等疏》作时自谓“年过五十”，至少不及六十，那么当时他躬耕不过十余年便已自言不利：“渐就衰损。”（“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二句造句和“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一样好。）工作不成，故不得不逃之于自然与酒。而陶究竟与其他诗人不同，故拉出“前修”来——“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士七首》其七）。

“古诗十九首”有云：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青青陵上柏》）

天，先天；始，无始。

人的一生往往是事情未来前，胡思乱想；既来了，乱七八糟；已过了，悠悠忽忽。人生活最好不想。不想，一种是醉生梦死，行尸走肉，此为吾所不取；一种是拼命工作，而忘掉生活。

哲学家是生活中的艺术家，哲人最爱而且最喜欢解决生死问题。佛说吾辈凡人沉沦在生死海中。所谓解决生死、了生死（了，有二解：一是明白，一是解决），宗教是解决生死，吾辈不能，只有沉沦其中。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诗人中的哲人。哲人观察人生的结果——“忽如远行客”。西洋有人说，在我活时没有死，在我死时没有活，不用怕。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未死之前，是“如远行客”；走不动躺下了，完了。但没有到家呀！宗教讲的是到家，吾辈凡人不讲到家，只有走。如山中结伴旅客，遇瘴气，越走伴越少，但你不能管，只有走。人生没有完成，没有成熟，活到百岁若不死还有长进。到死为止，可并不是到死会成熟。

初以为中国人太不文学；后以为不哲学，也不然；今又以为不科学。对了，中国人不严肃，不科学。一个人吃东西、读书、做事，都不要弄得疲乏伤力，这不但妨碍人身体健康，而且也减少兴趣。

“忽如远行客”，理想是家，虽到不了，然而永远在追求，无论在全人类或个人都是如此。

人生如归云，空行杂徐疾。
薄暮俱到山，各不见踪迹。

（陈简斋《晚晴》）

此四句用客观说明，而思想偏于消极，为什么说“如归云”不说“出山云”？没有“古诗十九首”有力。人生只有走，没有到家。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说明，是批评；是文学的，也是科学的，如化学之分析，还有是非喜怒之可言吗？[39]所以，有时哲人也和科学家一样，破坏完整而割裂分析之，只是表现说明一个“真”。水是H2O，这与你赞成不赞成、喜欢不喜欢没关系，它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