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体裁与风格（三）
《文心雕龙·总术》云：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此乃自其分而言之。自其合而言之，则无论有韵与否，皆谓之文。
人类先有诗，后有散文，任何国家民族皆然，故《文赋》先言诗。诗发达最早，而文学最早发达是“缘情”。（陆机《叹逝赋》：“哀缘情而来宅。”）树生枝长叶甚久，而当初只很小—粒种子。
“诗缘情而绮靡”，“绮靡”，李善注谓“精妙”之意，此二字颇可商量。余以为“绮靡”，绮，美也（谢朓[13]《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有“余霞散成绮”句）；靡，柔也。凡缘情之作，无不美、无不柔者。诗是软性的，而在诗史上，诗是由软性发展成为硬性，由缘情而变为理智。宋诗是理智，硬性。文由硬性变为软性。六朝文是绮靡，软性。所以有人说，明末小品文是文学新运动，复古，复六朝之古。（明末有几部书盛行——《世说新语》《水经注》《三国志注》。）
“赋体物而浏亮”，“体物”，体，体会，体裁；“浏亮”，清明、鲜明。诗感人，故须绮靡；赋体物，故须鲜明。诗不绮靡，不能使人发生同情；赋不浏亮，不能使人如见其物。
赋在《汉志》分为若干种，其中一种为辞赋，骋辞之赋，即所说汉赋也。如《长杨》《羽猎》《两京》等赋，此汉赋正宗。至于司马相如《长门》《大人》等赋，似非汉赋正宗（相如好处不知何在，一篇《长门赋》写得稀糟）。汉一班学者文人皆无情感，汉赋正宗是体物浏亮。六朝赋是抒情之赋，如江淹[14]《别赋》《恨赋》，乃汉人所不肯为。
汉人以后赋分两派：一北一南；一古典一革新；一体物一缘情。如木华（字玄虚）[15]《海赋》、郭璞[16]《江赋》、左思[17]《三都赋》（《三都》全仿《两京》），此为北派，古典、体物；南派是革新的、缘情的，用写诗之法写赋，如《别赋》《恨赋》。
就文体言之，诗为柔，文为刚。（阳刚、阴柔，桐城派之说[18]，其实即理智与感情。）而有人以写文之法写诗；又有人以写诗之法写文，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同是纪事，《洛阳伽蓝记》与《世说》便不能比；“史”“汉”亦一柔一刚。此言诗为柔、文为刚，乃大较之言。亦如男女二性，在许多女人身上，带有几分男性；有的男人身上带几分女性。“赋体物而浏亮”，而六朝赋亦有缘情绮靡之作；“诗缘情而绮靡”，然老杜纪事诗与退之诗皆有体物浏亮之作。
“碑披文以相质”，碑，始于汉，所以纪鬼神之功德。墓碑，人；庙碑，神，皆为叙德之作。既曰叙德，必有实在可叙，故曰“披文”“相质”。“相”之为言助也。披文相质并非文质相半，质是主，文以相之。“诔缠绵而凄怆”，诔，乃对死者之悼词，故曰“缠绵”“凄怆”。碑，理智、硬性；诔，缘情，软性。
“铭博约而温润”，李善注：
博约，谓事博而文约也。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
此说不当。“博约”，谓由博而反约也。凡铭文刻于物上，“铭”，名物也，如镜铭、盘铭，故须博约。“博”，意义之广；“约”，文字之简，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引《盘铭》）。人若一辈子这样干下去，有休息时候、有停止时候么？无论世变如何，这三句话永远打不破、行不完。“温润”，是可亲可爱之意。因铭除名物外多含教训之意，教训易成为干燥，故须温润。
“箴顿挫而清壮”，“箴”，以讥刺得失。铭，为物而作；箴，为事而作。箴往往比铭还硬，箴篇幅短，故要曲折有力。“顿挫”“清壮”才有力，才可以动人。因为劝诫之言须有力始能动人。箴，所以规既往而戒将来。五臣注：
箴所以刺前事之失者，故须抑折前人之心，使文清理壮也。顿挫，犹抑折也。
后人作文用字太不假思索，什么叫“文清理壮”？“抑”、制，“折”、伏？其实，“顿挫”是说文字之顿挫，“顿”之为言断（停止之处亦曰顿，如天子游幸所止曰驻顿），“挫”之为言折。但顿挫不能说“断折”，说“曲折”庶近之矣。“顿挫”二字口说甚难，但须自己真懂。
文章有最以顿挫见长者，当推“史”“汉”，看似一气，但无一字一语不曲折，绝不平直。吾人作文患不通顺，一通顺又太平直，也不行。白乐天诗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清如水，可惜清而不壮。老杜一字一转，或者不清，可绝对壮。不怕不懂货，就怕货比货。近代语体文没劲，便因无顿挫，否则便因不通顺。鲁迅先生一字一转，一句一转，没有一个转处不是活蹦的。
禅家有所谓“万法唯心”，“心生、神生、法生，心灭、神灭、法灭”。尤其我们治文学的更是如此，一切创作皆然。如各小说所写，根本无此事，就算有此事，也亏他小说家写呀！否则《史记》“巨鹿之战”只须写“项羽大破秦军于巨鹿”一句，这不能说不是史，但不是文。一个题目写出后，其间变化开合真是心生法生、心灭法灭。自然主义客观写实法是科学的，但何以此一派亦仅是此少数作家？即以纯粹科学家如爱迪生（Edison），何以亦只有一人？便也仍因他们是心生法生，我们是心灭法灭。否则，文若有“法”，岂非成印板文章？天下无印板文章。故“万法唯心”。我们说老杜、鲁迅的诗文有顿挫，我们知道了，但何以我们写时不能成为老杜的诗、鲁迅的文？便因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心。所以文学中有所谓派，这太险。开山祖师，成；至于其弟子，既非祖师之心，而还要仿其形，外表很是，而内容满不是。祖师是心生法生，弟子是心灭法灭，挂羊头卖狗肉。（但这样说岂非禅学？）
熊十力[19]有“新唯识论”，余此所讲自谓为“新唯心论”。“新唯心论”其一是怀疑，怀疑自己；再便是禅家“万法唯心”。以前唯心论讲得太玄，知者无从知，行也无从行，结果成为渺茫、空洞。余所讲“有此心始有此文”，也快渺茫、空洞了，但余所说有科学的、唯物的根基。人心是以生活做根基，过此生活便有此心。如男性旦角，在台上不仅形变为女性，且心亦变为女性之心，完全失掉固有本性，这便因其舞台上女性生活使然。生活这是唯物的、科学的，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一方面扩大。要有书斋生活、文学修养，这只可养成技术；但生活一点没有，拿“顿挫”表现什么？拿“清壮”表现什么？如“屠龙”[20]，本事不错，但是上什么地方屠啊？宋之江西派[21]真是有屠龙术，技术在老杜之上，但是老杜有的宰，他们宰什么？割鸡焉用牛刀，你甭这么说，你的屠龙技连鸡也宰不了。少个东西，少个什么？生活不硬。余之“新唯心论”有点近于心理学之行为派。最早之心理学是反省派，其后演进为行为派。行为派由观察统计而来，余之论与之相似。老杜之诗、鲁迅之文，他的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他的思想上有了曲折顿挫，他的诗文自然曲折顿挫。有的文人原来思想就简单空洞，你叫他顿挫什么？曲折什么？自然写出来便一顺边了。如小孩子写文章，怎么顿挫的起来？
既如此说，便不用讲《文赋》了？但还要讲，不得不尔，一方面给同学定一理想标准（目标），一方面给一个印证。目标是知，印证是知行合一。创作经验愈多，愈觉得魏文帝[22]《论文》及陆机《文赋》的话对。
“颂优游以彬蔚”，五臣注：
颂以歌功颂德，故须优游纵逸而华盛也。彬蔚，华盛貌。
其言大体对。
佛经上有一种“颂”是说理的，那是外来的，或称“颂子”，与“偈”相似而又不同。偈语是断定，颂子是阐明。中国之颂则为歌功颂德之作，自“三百篇”即然。
五臣拿“华盛”讲“彬蔚”可以，拿“纵逸”讲“优游”不可。文学不可纵逸。
人类时时想自由，可是时时对自己加束缚。人生如此，文学亦然，纵逸不能有。创作要大胆，但大胆亦要有限制，绝非胡来。文明、文化在打破限制，但旧的方打破，新的就成立了，重重打破，重重成立。人生如此，文学表现人生，故亦如此。我们时常要打破旧形式，但新形式就又成立了；成立一新形式，便有一新限制。现在旧的东西实已灭亡，谁的创作能出一种文的风格、人的人格来？“八家”[23]虽不成，而各有其风格，代表其人格。“桐城”便不行，都是一样，文无风格，且看不出其人格。这便因既无开山祖师之风格，又无新的风格，乃成挂羊头卖狗肉之形式。
余以为“优游”是自在，由自在便生出雍容（大雅）。如演戏登台，经验多便自在；但熟极而流，便成为纵逸，那便糟了。自在绝非胡来，要守规矩，但规矩一点儿也不能限制他。这是大作家的长处、优点。近代文学如小说、戏曲、诗歌，各有其限制。戏曲绝不可与小说相似，那不成。新文学限制或不如旧古典文学之严，但不是没限制。写的戏曲像小说、像诗，也还得是戏曲，因为它自有它的限制。有限制但还要自在才成，必自在才能“华盛”，因为必自在才能“玩儿花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