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以曾子之小心谨慎，他所说“君子”如何？

曾子在孔子门下是能继承道统的，但只是小心谨慎不成。低处着手，是为高处着眼做准备，如登楼，为了要上最高层，不能不从一二级开始。我们既没有天才那么长腿，又不甘心在底下待着，非一步步向上走不可。

“士不可以不弘毅……”，高处着眼。眼光多远，多精神，多高！再想到他的“吾日三省吾身”，那是小学，这是研究院了。从初小一年级到研究院相差甚远，然也是一级级升上来的。

再举一段更具体一点：

曾子曰：“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先不用说这点道理、这点精神，这点文章就这么好，陆机《文赋》[29]所谓“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文章真好。一般说不完全，说不透彻，是没懂明白。“君子人与”一句，可不要，但非要不可。此所以为曾子，任重道远，不只是小心谨慎。三代而后，谁能这样？仅一诸葛亮。现在数谁呢？

颜渊从《论语》一书中看不出什么来，纵不敢说幽灵，也是仙灵。看不清楚。佛家偈颂[30]曰：

海中三神山[31]，缥缈在天际。
舟欲近之，风辄引之去。

（《揞黑豆集》卷首《拈颂佛祖机用言句》）

写得很美，神话中美的幻想。此为美的象征，象征高的理想。颜渊亦孔门一最高理想而已——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至于有点痕迹可寻的，还是曾子。

曾子有点基本功夫，“吾日三省吾身”；然而他有他远大眼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真是读之可以增意气，开胸臆。

青年最怕意气颓唐，胸襟窄小。而增意气不是嚣张，开胸襟而非狂妄。增意气是使人不萎靡，青年人该蓬蓬勃勃；开胸襟是使人不狭隘，如此便能容、能进。曾子这几句真叫人增意气，开胸臆。

三省吾身，任重道远，合起来是苦行。然与禅宗佛门不同，他们是为己的，虽最早释迦亦讲度他。佛门“自度、度他，自利、利他”，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佛门及儒家到后来，路愈来愈窄，只有上半截——自度、自利，没有下半截——度他、利他。

苦行是为己，而曾子苦行不是为己，“仁以为己任”。

一己为人——仁，自己做一个人是仁，对己（己欲立，自度）；施之于人——仁，施之于人是仁，对人（立人、度人）。朱子讲“仁，心之全德”（此如佛家《楞严》之“圆妙明心”），余以为“心之全德”不如改为“人之全德”。“仁”字太广泛，“仁以为己任”，绝非为己。

要想活着，不免要常想到曾子这两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至“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真伟大起来了。

“六尺之孤”——国君（幼）；“百里之命”——国政。

“寄”，犹讬也：“讬”与“托”很相近，自托曰托，讬人受讬曰讬。“寄”，暂存。

“临大节而不可夺”，梁皇侃[32]疏曰：“国有大难，臣能死之，是临大节不可夺也。”（《论语义疏》）南朝北伐成功者，一桓温[33]、一刘裕[34]。桓温没造起反来，然亦一世跋扈；刘裕武功鼎盛，归而篡位，是亦变节（自变）。受外界压迫、影响而变节曰“夺”。此言国有大难，臣能死之，只说了一面。文天祥[35]、史可法[36]至今受人崇敬，便因临大难能死之。然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何如家不贫、国无难？

愧无半策匡时难，唯余一死报君恩。[37]

死何济于事？依然轻如鸿毛，不是重于泰山。不死而降不可，只死也不成。这点朱子感到了，他说：

其才可以辅幼君，摄国政，其节即至于死生之际而不可夺，可谓君子矣。（《论语集注》）

单单注意“才”字，要有这本领。程子则不然，程子单注意节操。程子曰：

节操如此，可谓君子矣。（《论语集注》引程子语）

曾子的话原是两面，前二句“讬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积极的作为；后一句“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消极的操守。真到国难，作为比操守还有用，可补救于万一；操守无济于事。

不是说不办坏事，是说怎么办好事；不是给人办事，是给自己办事。曹操求人才，便不问人品如何，只问有才能没有。曹操所杀皆无用之人，乱世无需如孔融[38]、杨修[39]等秀才装饰品。遇到曹操因死一人而哭的时候，那仅是真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见曹操是英雄。

现在有操守固然好，而更要紧是有作为，“不患人之不己用，求为可用也”。鲁迅说三里路能走么？四斤担能挑么？[40]自己没能，发什么牢骚？“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如哉？”（《论语·先进》，知——知用。）所以朱子讲得好。朱子生于乱世，北宋之仇不能报，而现在局面又不能持久，故先言“才”。程子生于北宋，不理会此点，而且程子人太古板。伊川先生为侍讲，陪哲宗游园，哲宗折柳一枝，伊川责之。[41]其实，不折固然好，折也没关系，何伤乎？书呆子，不通人情，不可接近。北宋末“洛蜀之争”[42]，即程与东坡之争。东坡通点人情，看不起伊川。朱子乃洛派嫡系，而此点较程子强，即因所生时代不同。

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儒家只做到前三步。前三者是空言，无补；后几句是大言不惭。前三者不失为“自了汉”，后者则成为妄人。《宗门武库》[43]云：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入佛门中来。[44]就算我们想做一儒家信徒，试问从何处下手？在何处立脚？只剩一空架子，而真灵魂、真精神早已没有了。

《论语·阳货》有言：“诗可以兴。”岂但诗，现在一切事皆有待于兴。兴，是唤醒；兴，起来了。一种是心中有思想了，一种是在形体上有了作为、行为。譬如作诗，不是该不该的问题，是兴不兴的问题。

书怕念得不熟，也怕念得太烂。亦如和尚念南无阿弥陀佛[45]，他自己懂么？厌故喜新不是坏事，是一件好事；否则，到现在我们还是椎轮大辂，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现在，我们进步了，这都是厌故喜新的好处。有这一点心情推动一切。

新的，是新；在旧的里面发现出新来，也是新。儒家教义没有新鲜的了，所以淡泊没味，都成为臭文，当然陈旧了。所以现在需要“兴”。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里，是真死了；书若不在人心里活起来，也是死书，那就是陈旧了，成为臭文了，一点效力也没有了。我们读书不是想记住几句话，为谈话时壮自己门面。

君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此则君子并非“自了汉”，还可以兴，可以活。

读《论语》上述曾子“可以讬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一段话，真可以唤起我们一股劲儿来，想挺起腰板干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