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爱国主义经典音乐的多声结构形态分析

音乐的形态发展经历了从单声音乐向多声音乐的历史演变。多声音乐形态的生成与完型标志着人类音乐文化向更高层级的提升和进步。东西方音乐文化都不同程度地有这样的历程，但在具体形态上却有着不同的选择。这种有关多声音乐形态的差别也许与东西方文化审美的不同取向相关，以致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音乐的业内专家并不认同东方音乐具有严格意义的多声结构属性（特别是对中国的传统音乐）。显然，这是由于西方文化中心论背景下的狭隘认知所导致的无知状态。作为多声音乐的形态结构，其在东西方音乐中的呈现方式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进程中，旋律性结构确实是我们音乐形态中更为重要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音乐缺失了其他的层次。无论是在传统器乐合奏中，还是在戏曲音乐及民歌中，多声音乐的表现形式并非缺位，只不过是形成多声音乐结构的具体材料与呈现方式的不同而已。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音乐中，多声音乐的观念并不像西方音乐那样以人为的技术工艺来体现，它更多的是在自然而为的生活情态中产生的。比如田野耕作中的群体歌唱与民间世俗节庆中的吹拉弹打等，一唱（奏）众随的方式天然地养成了中国传统音乐在多声结构上的即兴与多样性，其中并不刻意呈现像西方多声音乐中必需的结构逻辑与特定的技术工艺。随性而为的多声呈现方式与我国历史中漫长的农耕生活情态是相依存的，尤其是在传统民间音乐中（各类南北吹打乐及山野民歌等）。至少在20世纪以前，中国多声音乐都没有像西方那样走向以技术工艺为标志的形态学层面。这既是我们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选择，同时也是由我们文明进程的不同方式所决定的。在历经了伟大的汉唐盛世及明清以来的几个世纪的发展变迁后，当中国历史以孱弱的脚步挪入20世纪的门槛时，我们更多地选择了对西方文明及相应文化形态的了解和学习。无论这种选择是被迫还是自觉，至少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不再封闭在孤寂的自我意妄中，在不丢失自我传统的前提下，积极地了解并学习更为广阔的世界各族文化，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并将其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发展中。这显然是20世纪以来中华文明进程所呈现出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音乐的创作无疑地切合着相同的价值诉求。当我们传统的音乐形态在某些层面承载不了近现代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宏大叙事时，积极地学习借鉴其他音乐文化中的相关形式载体，并在自身传统音乐深厚的根基上拓展创新，这成为包括爱国主义题材在内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构因。

本章将从四个层面对爱国主义题材的音乐作品在多声音乐结构的手法及形态方面进行相关的分析与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