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与“第三资料库”
人文社会学科的科研有三个资料库。它们的发现有一个历史过程。首先引起学者重视的是“第一资料库”——书面文献资料，运用古书文献进行研究，汉学、宋学、朴学大致如此。直到晚清王国维等“新派学者”，开始利用“第二资料库”——考古文物资料，用地下发掘出的文物来与文献对照研究，使历史有了实证，是一大进步。但文物是死的，它们是如何使用的呢？还需要打开“第三资料库”才能研究清楚，这“第三资料库”就是活在民间的民俗、民间文学等等无穷无尽的文化宝藏。
民间文化——“第三资料库”是19世纪人类学、民俗学家们首先开发出来的。他们发现：美洲、非洲的原始人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文化都保存在民间文学与生活习俗之中。
由于民间文学最真实、最全面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最直接、最深切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它记载着人民自己的历史，总结了劳动斗争、社会斗争和日常生活的丰富经验，是人民自己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为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它有关的学科计有：哲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美学乃至农业、气象、水文、地理、医学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论著中都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民歌、传说和史诗中的材料，作为有力的论据。例如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写道：“如果‘普鲁士人’站到正确的观点上，那他就会看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34]马克思所说“织工的那支歌”即是西里西亚织工所作的《血腥的审判》（译文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一书，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小丛书”版），这首民歌把资本家称作“刽子手”，把工厂叫“受苦刑的牢房”，同时还揭露了法官和说客的伪善面目。他们没有幻想只有反抗：“哀求也罢，乞怜也罢，千言万语都是枉然；要是不满意，就去你的——反正前面就是鬼门关。”对于在资本主义初期残酷压榨工人的那些吃人不吐骨的“野兽”们，工人说道：“就像奶油在烈日下，马上融化得不见痕迹，你们的金钱和府第，终有一天会完全消失。”马克思正是把这首民歌作为历史的铁证来说明德国工人的阶级觉悟，有力地反驳了《普鲁士人》所坚持的“德国工业不发达，工人运动也不如英法”的陈词滥调。
恩格斯在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引用了《荷马史诗》的很多材料来论证希腊国家产生的过程、“一夫一妻制”的产生及其特点，乃至当时手工业的发展水平等等。在同一书中，还引用了日耳曼古代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材料来说明中世纪妇女的从属地位，引用了古斯堪的纳维亚民间歌曲、《喜尔得布兰歌》等等来阐述氏族制度的情形。至于对摩尔根等人类学调查记录的神话故事、民歌等，则更为重视。
列宁曾经对民间文学的巨大科学价值惊叹不已。他在看了关于俄罗斯手抄本民歌、传说的材料之后说：“这是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的学者，所有讲师和教授们，就只会研究那些哲学小册子，研究那些突然想过哲学瘾的冒牌知识分子写的毫无意义的文章，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创作，可是他们忽视它，没有人知道它，谁对它也不发生兴趣，也不写文章评述它……难道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之中竟找不到一个愿意研究这一切和对这一切写出有系统的论文的人吗？这件事必须要做。因为许多世纪以来，人民的创作反映了各个时代他们的世界观。”[35]由于旧时代的历史文献很少能正确反映人民的世界观，所以民间文学特别可贵。这是研究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资料。
毛主席在阐述哲学的深奥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时，引用了不少民间传说、寓言、笑话、谚语乃至神话的材料。如《矛盾论》中分析“矛盾的幻想同一性”时就以神话为例写道：“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36]这从哲学的角度科学地阐明了神话思维的特点，同时也深刻而清晰地说明了哲学上的“矛盾同一性”问题。这是研究人类童年时期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以上的举例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伟大的革命导师们如何重视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他们都从民间文学的内容出发，从政治、哲学等角度来利用民间文学资料，进行科学研究。
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是历来的学者们非常重视的。因为劳动人民的各时代的生活在民间文学中有最真实、最全面的反映，而这些，却正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们所不愿意记载或不可能了解的。“五四”时期，北大校长蔡元培和许多进步教授在中国首先打开了“第三资料库”，有许多民间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发表在《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国学季刊》等刊物上，引起学界极大重视。郭沫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把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37]
我们知道，研究史前社会的历史，几乎全部依靠口头文学的材料，通过神话传说的“折光”来了解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例如从洪水传说可知古代各国曾发生洪水的事实，从神话中伏羲兄妹结婚的故事可推想远古婚姻制度中的某些特点。《诗经·国风》中的民歌对周代社会各方面的真实反映早已为我国历史学家广泛利用，成为权威性的史料，无须多说。在目前我国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研究中，缺少文字记载的民族的古代历史，主要依靠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来编写。这是民间文学不可替代的独特科学价值。
顾颉刚根据他对孟姜女故事等民间神话、传说的深入研究，发现中国远古的历史多为神话、传说，而且愈是后来的记载往往所记的历史愈古老，于是提出了中国古史是“层累地形成”的理论，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学派“古史辨学派”，他主编的多册《古史辨》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其中有许多对中国古代神话、传统、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的研究，于此亦可见民间文学对古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关于民间文学的历史真实性及其重要性，可以举义和团传说为例来说明。我们知道，1900年前后爆发的义和团起义，曾经给企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以沉重的打击，使侵略者认识到中国和印度不同，是灭亡不了的，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这是八国联军和德国侵略军总司令瓦德西在侵占北京后给德国威廉皇帝的报告中的话。）[38]义和团英雄们的斗争情况究竟如何呢？在书面的历史记载中很难找到正面的记述，大部分史料的记述者都站在帝国主义、汉奸和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污蔑义和团起义是“拳匪之乱”，说义和团反帝斗争的结果是“惹火烧身”，引起八国联军的入侵，散布可耻的奴才哲学。他们记述的多是“平乱”的经过，有的甚至无中生有地编造义和团杀人放火的“暴行”。总之，历史完全被歪曲了，是非完全弄颠倒了，只有少数有正义感的文人对义和团起义有一些同情和支持，但对于义和团斗争的真实情况也并不很了解。然而在民间却广泛流传着义和团英勇杀敌的斗争故事，真实地、全面地记载着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历史过程。河北廊坊、安次县的农村小学教师张士杰等人曾作过调查，我也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张帆、张文、陶建基等人参加过一些调查，后编成一本《义和团故事》由作家出版社在1960年出版。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评论《义和团故事》一书时，曾以《历史的真实性》为题发表文章说：“《义和团故事》一书是对那些封建统治阶级所写的歪书的最好的反驳，从人民的立场，严肃地记录了义和团运动这一段英勇斗争的历史。”又说：“这本书搜集了四十三个故事，都是人民当中的口头传说，其中有些讲述者还是当年曾经参加过这一伟大斗争的老战士。他们根据自己的目见耳闻提供了生动鲜明的史料，这是第一手的史料，没有经过歪曲窜改的真实的史料，是来自人民中间的最可靠的史料。当然，其中有些神话，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可能的现象，但是，从这些神话中，也透露出当时人民的爱和恨，所赞成的和反对的，和善良的真诚的愿望，因此，也就恰当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39]义和团故事的例子很有代表性，它充分说明在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所记述的历史常常是是非颠倒的。要想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民间文学资料是有巨大的科学价值的。当然，民间文学毕竟是文学，它的细节常常经过夸张或艺术想象的改造而与事实发生距离，但它在本质上则是忠于历史的。正如高尔基所说：“如果不知道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40]这是不断被证实的一个科学结论。
除了历史价值之外，民间文学对研究人民群众的心理特点、风俗习惯，对考证民族源流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例如“神话比较学派”从各民族神话的相似考证古代民族的迁徙分化和文化交流，民俗学家对民间文学更是视如至宝，千方百计地设法搜集。西方民俗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在民间文化中，民间文学口头传承又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只要看看20世纪90年代翻译出版的两本“民俗学”教材就可以一目了然。曾经担任过美国民俗学会主席的邓迪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著名教授，他编的教材《民俗学研究》由陈建宪、陈海斌译为中文，改名《世界民俗学》，199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主要是以民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在“什么是民俗”一篇中作者写道：
这“口头传承”实际上就是民间文学或主要是民间文学。再看此书具体分析的章节，确实是以民间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第一篇：1846年最早提出Folklore（民俗）一词的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的一篇《民俗》短文中具体提出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正在消失的传说、地方传统或片断的歌谣”，举例时则举了“布谷鸟在民间神话中的作用”，并引用了一首关于布谷鸟和樱桃树的占卜民歌。而邓迪斯在编者按语中指出的民俗经典则是1813年出版的格林的《家庭故事集》（实即1812年格林兄弟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今通称《格林童话》）。这些都是民间文学。
原载于1953年《美国民俗学杂志》第66卷的《民俗学与人类学》一文为W.巴斯科姆所写，他认为“民俗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即文化人类学”，并说“一切民俗都是口头流传下来的，但一切口头流传下来的并不都是民俗”。为什么？他认为，对人类学家来说，“民谣和其他谣曲的歌词内容可以算作民俗，而民谣和其他歌曲的音乐就不算民俗了”。邓迪斯在编者按语中说：“许多民俗学者都认为这个定义太狭窄。”（他实际上是认为只有民间文学是民俗而民间音乐就不是民俗了，是狭窄的民俗论。）但他还是把此文收入书中。[42]
原载于1961年《美国民俗学杂志》第74卷上的弗朗西斯·李·厄特利的《民间文学：一个实用的定义》一文引述了许多民俗定义，认为民俗定义的“关键词”是“口头性”“传播”“传统”“残留物”和“集体性”，而“‘口头性’一词在民俗学中处于一种中心地位，故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传统’的同义词”。而“传统的宗教和习惯，是从民间文学中分离出来的”。[43]
《世界民俗学》一书接下来的“起源研究”一章中，七篇文章都是研究神话、传说、故事等风俗内容的；“民俗的形式”一章中的七篇，除故事、神话外又有民间音乐与谜语，仍是以民间文学为主；“民俗的传播”一章共五篇，其中四篇是关于民间故事的，一篇是讲南斯拉夫民间叙事诗的；“民俗的功能”一章共五篇，其中三篇是讲民间文学、谚语、民歌的，只两篇是讲民间信仰和游戏的，也与民间文学有一定关系；最后一部分“民俗研究文选”共五篇文章，仍以民歌、故事、笑话为主要研究对象。
曾任美国民俗学会主席的印第安纳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丁·布鲁范德写的通用教材《美国民俗学》，由李扬译为中文，1993年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共265页，民间文学占158页左右，“习惯”和“物质传统”只占不到100页，其中还包含一些民间文学的内容。所以这本书仍是以民间文学为主的。
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关系是互相交叉的，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世纪在欧美兴起的人类学，主要研究亚非澳美等洲殖民地的原始文化，而民俗学则研究他们国内“不文的民众”（主要是农民）的口传文化风俗信仰等。人类学在欧洲大陆称为“民族学”。20世纪后期，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研究范围都不断扩大，而民间文学（口头文化传承）始终是它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在西方，学者们一般并不从文艺角度研究民间文学，只是把民间文学作为他们研究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资料。所以在图书分类中，民间文学书刊分在科学类而不在文学类，从文学类中是查不着民间文学书刊的，于此可见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之大了。
近年国内又有了“文学人类学”“文艺民俗学”“民俗文艺学”的分学科。民俗文艺学即民间文艺学，显然是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文艺民俗学则研究民俗中的文艺，以及文艺作品中的民俗，也是研究民间文学的。只是一个从文艺学角度、一个从民俗学角度进行研究而已。这种研究对探讨文艺的各种艺术规律非常重要，如雅俗结合律即是一个根本的艺术规律（参见《光明日报》1987年12月15日三版头条：段宝林《文艺上的雅俗结合律》）。离开了民间文学，文艺学（文学史、文艺理论史）的研究是寸步难行的。
农业气象学者从农谚和气象谚语中得到了不少宝贵的启示，对于学习劳动人民几千年来积累起的生产经验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进行水文历史调查时，科学工作者根据“光绪三十三，黄河涨上天”的谚语结合现场考察，寻找黄河水位的涨落规律。地质工作者还根据火焰山的传说发现了矿藏的线索。这些事实今天都不会被人当成海外奇谈了。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引用了许多民间文学作品。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民间故事和谚语，表述了“时间的相对性”，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有相似之处。核物理研究似乎与阿凡提故事无关，但有一次核物理学家的会议论文集却以阿凡提的形象作封面，并引用了几个阿凡提故事。中国古典谚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烂泥（实为微生物）”启发美国生物学家林德曼提出了“生物链”理论，由此启发了“生态学”新学科的建立。一首谚语引发了一门新学科的建立，这是奇闻，却也是事实。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民间文化中有无数宝藏值得我们去开发、利用。
民歌民谣等韵文作品对于音韵学、方言学研究的重要性早已为我国语言学家所注意。罗常培曾根据北京的鼓词来研究北京话的韵辙，写成《北京俗曲百种摘韵》（1941）。赵元任、李方桂、袁家骅等人所作的各种方言调查报告，也广泛记载各地民歌、故事资料，作为方言语音、语法和词汇特点的重要证据。沈兼士、魏建功、林语堂等人早在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歌谣语言研究的论文。至于民间文学作品在修辞学上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民间口头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源头，许多修辞格是在民间文学中首先运用起来的，而民间文学的许多修辞手法（如复沓、谐音、双关、叠音、叠韵以及固定的形容词、套语、起兴、比喻和夸张等等）是作家书面文学中不常用的。修辞学研究是绝不能离开民间文学的。
当然，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绝不止以上所说的这些，各门科学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不应该夸大民间文学的作用，但也不能缩小乃至抹杀它的科学价值。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学习革命导师和学术大师们的榜样，重视民间文学，研究它，走进这个伟大的宝库中去，只要进去了是绝不会空手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