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再谈“世界文学”——《对话达姆罗什：世界文学与翻译》一文述评[1]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张婷
摘要：2014年达姆罗什在香港城市大学世界文学研修班中接受采访，再次探讨了世界文学的本质内涵和阅读方法。面对翻译学对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挑战，达姆罗什依然承认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但也勾勒出一个无法被翻译学替代的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在达姆罗什的阐释中，世界文学不只是通过翻译获得新颖性或进入跨文化流通的作品，而是由世界文学系统的诸要素构成的存在。达姆罗什用多个案例展示了世界文学的本体属性和阅读方法，具备异域生存潜势的作品在新的文化空间中生长并具备了“世界性”，经过翻译或者读者的多重阅读体验，其内在的超越性本质在超然解读中获得了意义归属。世界文学在达姆罗什的再定义中呈现出一种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融合，它是稳定的世界性和动态的生成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采访的最后，达姆罗什指出世界文学与翻译学、后殖民主义和国别文学研究的差异性和合作空间，强调了文学本体研究与世界视野的结合。
关键词：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 翻译学 世界性 世界文化场域 多重阅读
世界文学是什么？近十年国际比较文学界应对各种对“世界文学”独立学科身份的质疑，对世界文学进行再定义，使其内涵和范畴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文学不仅是各国别、各民族文学经典作品有形的集合体，还被认作是文学作品在世界各语言文化之际的阅读和传播模式。目前有影响力的世界文学讨论已经“超越了世界文学的文学品质层面，而是将关注点投射到民族文学间的动态关系”[2]，世界文学也“从一个乌托邦假想到一种审美现实、阅读方式、评价标准和国际视野”[3]，获得了一种具有多样性、动态性、生成性和全球性的本质内涵；其范畴不断扩大，它跨越时空，囊括了与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相关的诸多诗学要素。
在积极推进世界文学概念重构的学者中，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系主任、文学教授大卫·达姆罗什的努力不容忽视。他致力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全球推广，2003、2014年先后出版《何为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理论》从学理上进行概念的厘清；之后又推出《如何阅读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学》[4]，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教研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此外，达姆罗什教授还通过哈佛大学积极倡导并建立世界文学研究协会（IWL），每年在世界各地举行为期四周的研讨会，重点讨论世界文学与翻译学科的互动关系，研究不同语种的翻译文学在建构世界文学中的问题。
本文述评的对象就是2014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的世界文学暑期研讨会接近尾声时对达姆罗什进行的采访。该研讨会素来关注翻译“从语言学层面，或者作为一种文本产品和文化概念，如何为世界文学提供养料”（p.95），而对达姆罗什的这则采访则试图将这个话题继续深入下去。本次的采访人是来自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的翻译学在读博士Jessica Trevitt。而实际上他们的对话并不局限于翻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Trevitt不断地对达姆罗什言辞中的前提假设、隐含论断进行追问，使其对世界文学存在的实践形态和研究范式的认识在对话中深刻而生动地呈现了出来。
一、世界文学与翻译文学：命运的逆转
翻译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引起比较文学者的重视，与近二十多年来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关。著名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和苏珊·巴斯内特看到翻译文学在跨文化交流实践中具有的创造性价值，提出文学翻译的文化重构作用，由此重新审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企图挑战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例如，巴斯内特认为翻译已然成为独立的学科，而比较文学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它拒绝承认文学在不同文化交流中实际遭受的政治与文化话语的干预；而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与权威、权力的博弈，多元系统理论则揭示出这种博弈的自身规律。[5]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比较文学虽有价值，但只应看做是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6]很明显，随着翻译学科独立身份的确立和逐步壮大，比较文学的地位看似岌岌可危。然而，这一情形在比较文学建立独立学科的初期却恰恰相反。Trevitt向达姆罗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暗示出，早期比较文学者根本无视翻译的作用，彼时的翻译文学显然从属于源语作品，而世界文学学界普遍承认翻译文学的重要性也仅仅是近几十年的事。
达姆罗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示了世界文学学者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他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否定翻译文学或翻译学；从他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了早期比较文学者的偏见和局限，以及达姆罗什对翻译推动世界文学建构这一事实的充分肯定。达姆罗什娓娓道来：在他的学术生涯伊始之时，“一个所谓正宗的比较文学者，必然拥有一口漂亮的法语或德语，而且他们很少触碰翻译文学，不论是耶鲁还是其他大学的比较文学系，翻译研究的课程几乎看不到。”（p.96）。他指出，翻译与世界文学“迟来的爱”这些年却悄然展开[7]。事实上，比较文学与翻译之间并非从未有过交集。达姆罗什以创办于1877年的《比较文学杂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份杂志由比较文学先驱雨果·梅尔兹·德·洛姆尼兹和塞缪尔·布拉赛创办，虽然他们的初衷是以多语言来介绍和讨论国别文学，但最终却集中使用了德语、匈牙利语、英、法、意语和拉丁语的译本（p.96）。他们还曾连续10年大力推介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的作品，并将其译成了多国文字。由此看出，比较文学和翻译文学从来都是同步发展的（p.96）。而早期的比较文学者似乎故意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使他们探讨的文学作品是翻译文本，也权当讨论的是著作的原文。
Trevitt尖锐地指出，早期比较文学者对翻译文学的刻意忽视，源于其拒绝承认翻译文学独立自为的性质，始终将之看做作品原文的附属物。而这一点也正是传统翻译观的认识误区。她接下来提到当代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和巴斯内特对翻译文学的再定义，前者认为翻译文学是独立而具有自主性的文本，后者则通过对翻译“文本性”的再强调发起了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借此，Trevitt向达姆罗什提出，世界文学是否也应当被定义为“通过翻译而获得了新颖性和独特性的作品”（p.97）？
达姆罗什并没有直接肯定Trevitt的定义。显然，世界文学也不可能被这么简单地定义。不过，达姆罗什还是强调了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他首先借助韦努蒂的理论和翻译理论范式转型的大背景，表达了比较文学对翻译文学全新的理解。翻译文本不再是原文的附属物，相反，当翻译文本进入一个新的“文化场域”[8]，则使作品在新的读者群中获得新生（p.97）。这一点也符合达姆罗什一贯秉持的著名观点，即“世界文学就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书写结果”[9]。但达姆罗什关注的不仅是翻译某部作品的具体过程，或者如乔治·斯坦纳[10]似地将翻译看做一种阐释。更进一步地，达姆罗什试图理解这些翻译作品如何融入新的文化空间，并在新的文化系统中发挥功能。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文化系统，达姆罗什在此次采访中主要提到的是读者群，提出应该考察目标文化读者群在接受翻译文本时，呈现出哪些不同的层次和亚群体。此处，达姆罗什虽然借用了翻译学文化派的理论，强调文化及其影响下的翻译行为对文学的协调和操控作用，但他并没有空洞地阐述理论，抛出一大堆新奇的概念或论断，而是以具体的作品来探讨翻译文学及其读者群在构建世界文学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达姆罗什举出的第一部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哈德良皇帝回忆录》，其作者是出生于比利时、长住美国而用法语写作的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这部历史小说一开始受到法国和比利时批评家的极大关注，但由于是法语作品，一直被美国读者忽略。达姆罗什注意到，这部小说看似在谈论罗马帝国，但书中对罗马帝国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描写，其实影射的是美国社会的非主流人群——黑人或者如她一般的法裔移民。美国评论家最初忽略了这部看似写古罗马实则影射当代美国的作品，这并非由于他们向来轻视其他族裔的作家。达姆罗什谈到，美国人对俄裔流亡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就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这却并没有发生在尤瑟纳尔身上，原因就在于她是用法语写作的（p.99）。几年后，《哈德良皇帝回忆录》被译成英文，才总算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呆了五个月。接着，达姆罗什以纳博科夫对尤瑟纳尔进行互识和互证，他指出，
这个特例从两个方面让我们看到翻译和世界文学的互动关系。如Trevitt所说，一方面，正是这部历史小说被译成了英文，美国人才开始去关注它；看来，翻译的确推动了文学在世界的流通。另一方面，这本小说“虽然用法语写成，但从内容上看，它却一开始就是‘美国的’”，它并不受具体国家领土的限制（deterritorialised），它是一个“用法语发出的美国的声音”（99）；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假设是源语文化与翻译文本的渊源使翻译具有了价值，但是在这个特例中，源语文化却变得非常模糊”（pp.99-100），相反，是翻译使之在目的语文化中获得了归宿。显然，由于某些作家本身的身份流变性和复杂性，其作品很难被某一种语言或某个国别、时代所限制。处于身份和文化边界的作家尤瑟纳尔，利用历史上的边缘人群暗写当代美国社会的边缘族裔，而这一主题因其英译文本才获得了真正属于它的观众。这种具备“跨界身份”的文学还有其他许多表现形式；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它们都处境尴尬，如邵毅平所察：“诸如古代东亚的汉文学，日据时期的朝鲜、中国台湾的日语文学，都跨国跨民族而不跨语言；但这类文学源语国的文学不管，各国的‘国语文学’也不管，或管而打入另册，像个没娘或后娘的孩子”，他戏言，“而（这类作品）身份不免暧昧，处境实在可怜，比较文学来管一下如何？”[11]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当这些身份“不够明朗”的文学经过翻译的重构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视野之中，它们可能在更大的读者群中找到其自身的意义归属。正是“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使其文本意义真正地敞开，这恰好体现出世界文学超越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而独具的价值，也确证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存在必然性和学科意义。毫无疑问，翻译此时发挥了关键的媒介作用，它促使这些具备异域生存潜势的作品在新的文化空间中生长并具备了“世界性”。
二、世界文学：本体与方法的统一
那么，是否可以断言，世界文学就是那些“通过翻译获得了新颖性和独特性”而被纳入世界视野的作品？这个论断其实是将翻译的作用无限放大，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不少比较文学者不仅深表赞同还干脆将条件或手段取代事物本身，得出“翻译学应当取代比较文学”的谬论。达姆罗什显然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从后面的谈话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世界文学的本质属性包括两个方面，即文学作品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其独特的阅读模式。
首先，达姆罗什用较大篇幅回答了“世界性的文学”这一概念。他提到《世界文学文选》的主编Martin Puchner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有一种文学是“为世界而写，也属于世界的”（p.100），这种文学可以称为“世界性的文学”（worldly literature）。它们可能一开始属于“民族文学”的范畴，尚未进入世界文化场域进行流通，但一旦有读者和批评家揭示出它们与其他民族文学之间潜藏的联系，那么这种文学就变成了世界的，成了“世界性的文学”。也就是说，在比较文学者的视野中，它“属于世界、为世界而写的”本质在被发现的过程中成为“世界文学”。
这里，达姆罗什援引的例子是研究中日文学的韦布克·德尼克，她将日本文学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与罗马作家与希腊文化的渊源做平行比较，看到一个地区的文学并不一定只局限于其本土地域之内，而其本质之中或许就带有“世界性”，是全球不同地域在历史中发生相互影响而自然产生的结果。在这个例子中，“就算其作者根本不承认听说过这个‘他域’，但这样的文学亦为世界文学”（p.100）。也就是说，有些文学可能根本就还没有开启迈出去的旅行，其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世界的”属性。达姆罗什通过认知学的经典母题“背景与前景的互换”（figure-ground reversal）来说明这一点：世界文学并非总是一国文学的“走出去”，换一种眼光，它即成为他国文学的“走进来”（p.101）。Trevitt则进一步从语言的角度补充道，世界文学之中有一种需要以“流通”为条件，它们必须通过翻译走出去，而另一种则“突出世界性、为世界而写”（p.101）。所以，世界文学并不总需要翻译去实现其存在，它也可以是用民族的语言为世界而进行的书写。也就是说，从文学文本的意义属性来说，其本质上是否具备交流性、跨文化性、世界性是其进入世界文学阅读实践的先决条件，而这在翻译发生以前就已经生成了。
其次，当具有“世界性”的文学进入流通领域之后，它则必须要经过读者对其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的超然解读”（detached involvement）[12]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Trevitt接下来的提问就主要关注世界文学的读者体验问题。他首先提到达姆罗什（2003）勾勒的一种“双重”阅读模式——在阅读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读者往往既会发现一些与其知识结构“相像”的部分，也会发现一些“不像”的部分，甚至还有一些是两者之间“像也不像”的部分（p.101）。那么，世界文学的阅读是否会呈现不同形式的“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达姆罗什回应道，不论是源语文本还是翻译文本，世界文学的这种“双（多）重性”在读者所处的“独特性”（singularity）的阅读情境中，都会呈现出“变异性”（alterity）的特点（p.102）。
首先，无须翻译的源语文本是可能在读者的重构中成为世界文学的。这类作品可能在内容中存在着“前民族经典”的影子，而与读者的现时语境产生了差异性。通过阅读这样的文本，读者感到了与“自文化”（ideoculture）[13]有较大时空距离的“他者文化”，而正是这种“双重性”，实现了读者将这类文本带入“本群文化”的“再书写”或“重写”\
（reinscription）（p. 102），从而赋予它“世界性”。此处达姆罗什用到的例子是澳大利亚作家琼·伦敦的小说《吉尔伽美什》。这是部英文小说，达姆罗什阅读时无须翻译文本，但其内容却将他带到了一种异质性之中。
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丈夫和兄弟受到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的感召，前往伊拉克奔赴其“英雄梦”，却将她和孩子留在澳大利亚艰难度日。对达姆罗什来说，这样的一种澳大利亚，虽然与他同样说着英文，但“比起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笔下的东京”来说却显得更加遥远和陌生（p.101）。而与此同时，达姆罗什同时还在读一本《伟大的美国小说》，这部作品由菲利普·罗斯创作，讲述的是一个来自巴比伦的名为吉尔·伽美什的棒球手的故事。很明显，这使得在阅读琼·伦敦的《吉尔伽美什》产生的变异性之上又增添了新的一层“双重性”。
而阅读翻译文本，则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的“双（多）重性”。达姆罗什和Trevitt首先谈到了古典文学翻译获得的“现代性”。达姆罗什指出，英译文学的历史并不久远，可能最早的英译作品是收录在《朗文世界文学选》（2009）中由威廉·阿切尔翻译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作品。由于语境和思维方式不同，翻译家用现代英语译古典文学时，必然使其获得现代性。达姆罗什举出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例子：
除此之外，Trevitt还补充道，世界文学的翻译中还有一种常见的“三重”阅读，那就是并非基于源语作品的转译。他援引的是19世纪中国译者以日译本为基础的西方文学翻译，这其中经历的两次翻译旅行，使作品在不断地被重写（palimpsest）中获得新的层次（p.102）。而倘若读者谙熟其中的中介语言，那么在他的阅读体验中，就能看到原作从英语译入日语、再译成中文的过程里不断增加或变异的意义层次。
达姆罗什和Trevitt这里谈到的几个例子，有跨语言的也有不跨语言的，但它们都具备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本身就带着“世界的”属性，本质上它们具备超越特定时空、文化或语言的潜势，然后它们在具备跨文化、跨语言、跨时空视域的读者体验中，进入由源文化和东道文化“双折射”所形成的“椭圆形文化空间”，在这样的张力场中实现其“世界性”，形成了“世界文学”的物质本体和体验模式[14]。虽然达姆罗什本人曾在《何为世界文学？》中谈到，世界文学“不再被视做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经典体系，而被认做一种既适用于个别作品，又可用文学整体的阅读和传播模式”[15]，但很明显，从最近的这次采访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排斥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可以被触摸的实体存在，世界文学也不仅仅只是一种“阅读模式”；相反，世界文学在他的言辞中呈现出一种本体论与方法论统一的存在：具有世界属性的文学进入多重的阅读体验之中，既构建起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体系，又实现了世界文学的阅读模式。而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使达姆罗什2003年的那句话显得符合逻辑：他在强调了世界文学作为一种阅读模式后继续道，“这种模式既可以用于既成的经典体系，又能够用于新发现的经典阅读中”[16]，而如果他彻底否定世界文学本身包含一个经典文本体系的实体存在，那么又何谈“用于既成的经典体系”呢？当然，无法否认的是，这个经典文本体系必然也在阅读体验的变化之中呈现出一定的流变性，它是稳定的世界性和动态的生成性之间的对立统一。
三、立足文学性的世界视野
世界文学的实体存在是那些跨越国别、民族、文化、时代、语言的具有“世界的属性”的作品，它们在读者的世界性视野、跨时空视域中获得意义，它是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文学动态生成的结果。诚然，世界文学和跨文化传播学、翻译研究、后殖民研究一样，都关注意义文本在全球多元背景下于不同文化的博弈中呈现的流动、传播和变异等问题。那么，世界文学和这些学科有什么区别？世界文学该如何发展才能获得一个更具自主性的未来？
达姆罗什提到，在这个多元融合的年代，他力图做到翻译研究、后殖研究、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合作非常重要。此外，他在采访的最后提出，世界文学理论家应和了解不同语言的专家和真正“懂文学”的学者加强合作。一方面，合作的态度显示出世界文学学者应有的胸怀和眼光；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达姆罗什这里强调的几个合作要点，与比较文学近几十年遭遇的学科危机有一定关系，他希望世界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能够规避一些问题。
首先，他强调了与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合作。我们知道，比较文学在英美大学英文系日渐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固着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它基于民族文学的理论建构和应用。而世界文学也遭到类似的攻击。例如艾米丽·阿普特在其《反对世界文学》一书中，以语言之间的“不可译论”为依据，批判世界文学企图用英译文学建立起来的世界文学体系不过是一种“绝对而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另一种以“全球性”为名的中心主义。但阿普特在批驳世界文学的时候，很少参考巴斯内特、韦努蒂、斯坦纳和萨皮罗等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论著，也忽略了文化转向后的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活动对“单一现代性”的消解，及其对世界文学的影响。而世界文学要避免成为阿普特所批判的那样，则需要充分借鉴后殖主义和当代翻译理论，去“建构一种另类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17]。
其二，达姆罗什也强调了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的差异性。Trevitt注意到，达姆罗什经常使用“世界的”概念，而很少用到当今翻译研究等领域非常时髦的“跨民族、跨国家”等术语。显然，在达姆罗什心目中“世界的”高于“跨越的”概念。对此，达姆罗什用到翁达奇《安尼尔的鬼魂》这本小说来说明[18]，跨越国家/民族的文学只是世界文学的一支，跨文化研究者往往很少使用“世界的”概念，是因为它们所关注的是作品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传播过程”（p.104）。也就是说，在跨文化研究学者眼里，文化的交流、传播、接受、影响等史实高于文学性。后殖民主义研究者也类似，如阿特里奇就认为他们过分解读文学文本中暗藏的全球权力关系的流转和结构，而往往无视文本中细微的、具体的美学特征（singularity）。而这与达姆罗什理想中的以文本为基础的世界文学阅读自然是有巨大差异的。
最后，达姆罗什强调，世界文学者要与通晓不同语言的专家和真正“懂文学”的学者进行合作，其实是强调了世界文学的文学属性。达姆罗什此语与80、90年代以来西方比较文学的倒退有关。彼时的美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将其带向了重理论与文化研究、轻文学本体的歧途，而“始作俑者雷马克对美国的跨学科研究的泛化现象深感遗憾，认为它们把比较文学拉向了倒退，应恪守以文学为中心”[19]。那么，如何以文学为中心？达姆罗什提出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真正“懂文学”的学者。从其整个采访所举的几个例子我们都看到，他是一个以文学文本为主体并能够亲炙原作的学者，而只有这样才不会背离文学研究的本质。所以与“懂文学的人”合作，这并不难理解。那么，他为何还要强调与通晓不同语言的专家合作？达姆罗什在采访中，不是充分肯定了翻译于世界文学建构的重要意义吗？他为何要强调阅读源语文学的重要性？
此处，我们不得不暂时回到早期比较文学者对翻译文学的偏见。无可否认，翻译文学使那些具有“世界性”的文学被纳入世界文学读者的阅读视野，促进了世界文学的构建；但翻译从其实践的目的性来讲，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意义成品供目标读者所飨，这其中除了创造性生成的部分，还有因不可译而流失的部分。如Stanley Corngold所说，比较文学者往往遭遇到一种文本间的“撞击，一种必然的尴尬，它因为要勉强地寻求类比物，而不得不抛弃一些东西，这种抛弃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翻译。翻译就是一种抛弃”[20]。如果说，阅读源语文学和翻译文学让读者看到意义的流转、消失与再生，这是一种敞开，那么只能读翻译文学，则必然遭遇一种遮蔽。能游走在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便能经历一场语言之间的意义探险，借用Corngold的隐喻，此探险中最大的收获则是发现一只尚未成形的怪兽。这只“怪兽”显然是翻译文本掩盖了的、处于语际转换间隙之中的意义。Corngold进而借用德里达的语言去描述这样一只怪兽：它是“怪胎一只，是形态未聚、尚在发育的婴儿，它有着可怕的魔性”，而“正是这样一只怪兽——可以比较却无法翻译的——是比较文学需要保护的对象”[21]。对于达姆罗什理想中的世界文学来说，通过与多语言的文学专家合作，将翻译所遮蔽的文本意义敞开，去探寻那语言转换中“形态未聚”却能开启“世界性”的“魔性”也将是其最终的使命。
对话促成意义在言说双方的互动中生成。这篇发表在The Translator杂志上的《对话达姆罗什》，以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开始，在翻译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建构、世界文学的本质属性和阅读模式、世界文学的学科合作与其未来等话题中逐步深入，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共生关系。伽达默尔说，“翻译是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从翻译作为一种理解、解释、言说的角度来泛化地理解翻译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文学是离不开翻译的；而翻译文学也客观上营造了世界文学的生存空间——语际交流产生的世界文化场域。但这样的一种共生并非意味着它们可以相互取代。从这个对话来看，达姆罗什并没有将世界文学简单地定义为“通过翻译而获得了新颖性和独特性的作品”，而是强调了世界文学本质上的“世界性”。到底什么是“世界性”？在本对话中，达姆罗什更多的是通过一个个的案例去指向“世界性”。解读这几个例子我们看到，这其中有通过翻译使超时空文本获得当下意义归属的《哈德良皇帝回忆录》，有文本诞生以前就已经被历史基因决定了“世界性”的日本/罗马文学，还有带着“前民族经典文学”印记而使现代文本陌生化获得异质性的《吉尔伽美什》，也有带着主角回家的旅加作家翁达奇的《安尼尔的鬼魂》。如果一定要给“世界性”一个定义，那么达姆罗什所指的“世界性”包含了作者、文本、流通、读者诸方面。世界文学的作者必然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多种语言和文化影响的，其写作的文本自然地透露出隐含作者的身份模糊性和流变性，这也直接导致了世界文学文本的超时空特质及其进入世界文化流通领域的可能性；而不论是否翻译文本，世界文学一旦遭遇读者的双、多重阅读，则必然获得一种世界性的意义归属，它由文本来源时空赋予的意义和目标时空的意义共同构成，读者“超然地融入”（detached engagement）[22]文本之中构建一种“他者的现代性”。世界文学从本质上就是这诸多要素的有机结合。“世界文学”到底是一套经典文本还是一种阅读方式？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成问题。具有“世界性”潜势的文本通过跨时空、跨文化或者跨语言的阅读体验才能成为世界文学，这是本体通过方法而获得存在，所以，世界文学就是一种“超越的可能性”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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