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NSC-68号文件”与“军事国家”的形成
如前所言，尼采主持制定的“NSC-68号文件”，是整个冷战时期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议的一份战略文件。它不仅对美国的全面遏制战略作了最系统、最完整的表述，而且确立了冷战大部分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奉行的基本原则。因为，西方与苏联的关系，尽管至少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在不断恶化，但到1950年为止，这场敌对与竞争还主要限于政治与经济领域。但“NSC-68号文件”却认为，这种局面如果长此以往，西方将成为最后的输家。如果要有效制约、或者按照凯南的说法要“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西方就必须拥有规模庞大并且随时可用的军事力量。
“NSC-68号文件”的设计者们还认为，到50年代初为止，美国仅仅拥有核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很可能是暂时的，而且也无法用来有效应付更为普遍和实际的常规战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冲突，因此北约还必须建立起基于常规军力的前沿防御体系。尼采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面临的近期与长远问题。首先，这将使美国和西方不再单纯依靠核威慑，而是能够采用更为灵活、多样的手段应对苏联的各类挑战，包括防止其他地区再发生类似于朝鲜那样的局部战争，从而摆脱要么毁灭要么妥协的两难困境；其次，这将有助于打消北约盟国对美苏全面战争的恐惧，同时增强它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最后，这将为苏联及其集团的内部瓦解从而赢得冷战的最终胜利打下长远基础。总之，在尼采看来，面对极权主义、压迫和暴政，“自由世界”的军事实力，是西方民主活力、社会多样性以及思想、道德和力量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随着“NSC-68号文件”的实施，国防预算迅速增加。1950年春“NSC-68号文件”起草完成时，杜鲁门政府的军事预算在130亿美元以内，不到总预算的1/3和国民生产总值的5%。当“NSC-68号文件”被正式采纳后，杜鲁门政府提出了6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几乎是总预算的2/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5%。到1953年为止国防预算提升了将近四倍。这固然与美国卷入朝鲜战争有关，但此后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在整个60年代，国防开支始终占GNP的8%以上。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军事开支一直占总预算的40%以上。与此同时，以1951年《共同安全法案》为标志，美国对盟友的军事援助数额也急剧上升。总之，自50年代以来，军事开支一直是美国资源的首要消费。此外，美国军事人员的规模在50年代初一度高达人口比例的23‰，越战期间仍保持在14‰—18‰左右。[226]随着杜鲁门政府冷战新战略的全面展开，美国还更新了战略与战术核武器生产设施，建立起围堵中苏的海外空军基地链，加强了隐蔽行动和心理战能力，加快了北约军事一体化和重新武装德国的进程，美国的欧洲驻军也增加了4个师。1951年，美澳新安全条约、美日安保条约也几乎同时缔结。
因此可以说，“NSC-68号文件”为冷战的军事化提供了蓝图。美国从此开始充当“全球警察”[227]的角色。
在美国决策者看来，“NSC-68号文件”所触及的是冷战的一个根本问题：苏联的意图与能力及其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至关重要。就苏联的意图而言，究竟苏联只是另一个追求传统安全利益的“正常”民族国家（而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华丽的包装），抑或是一个奉行侵略性的、扩张主义和磐石般统一的意识形态，决意采用一切必要手段颠覆“自由世界”、谋求全球霸权优势的“非正常”大国？对此，“NSC-68号文件”得出的结论是：苏联的计划、“基本企图”或“大图谋”（fundamental/grand de-sign），就是“彻底颠覆或强行摧毁”苏联阵营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的政府。[228]
尽管尼采相信，对苏联政策的应对措施过度或力度不够都有可能导致冲突，但他主张，与其像珍珠港事件前那样措手不及，不如做好充分准备，防患于未然。在他看来，奉行军事强硬路线至少可以打消对手的侥幸心理，避免苏联因为误判形势而铤而走险。他相信事实会证明报告对形势的分析是准确的。但报告提出的建议是否会被杜鲁门采纳，尼采最初其实并无把握。事实上，尽管报告提出的结论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已经转化为实际的政策，但直到1950年9月杜鲁门才正式批准“NSC-68号文件”。[229]
很显然，在这个时期，至少从表面上看，与凯南所批评的正相反，尼采及其同僚所设计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尽管强调了苏联拥有大规模常规力量和核武器这个事实，但主要却是基于对苏联对外战略意图，尤其是所谓全球霸权“大图谋”的主观判断，只不过这种判断在凯南看来过于武断，是对苏联“真实意图”的歪曲和臆测。尼采等人认为，美国冷战战略的前提应该是苏联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会做什么，而不是它实际上想做什么。出于对苏联体制和对外行为的基本性质以及核武器作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固有本质的认识，他们更倾向于考虑应付最坏的情况，更愿意接受对苏联意图的极端化揣测，以“宁信其有”的“威胁预期最大化”原则来设计冷战战略。[230]因此，他们强调军事准备优先的原则，而军事准备既包括战略核威慑与全面战争能力，也包括常规、局部战争能力，从而不仅导致凯南所担忧的冷战“思维的军事化”，[231]也导致冷战进程本身的“军事化”，使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严重的安全困境。
在安全战略方面，西方世界在美国的领导下形成了全球遏制战略。其目的是阻止苏联共产主义的蔓延——首先在欧洲、然后在亚洲、最终在全世界的蔓延。在20世纪40代末50年代初形成的这种美国全球战略，是靠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联盟体系围堵苏联及其东欧和亚洲大陆的盟友，以阻止苏联发动一场军事进攻和避免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整个欧亚大陆对苏联和中国的遏制，旨在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常规军事力量与核武力量来实现；在第三世界，则倾向于更为间接地争夺当地精英和大众“心灵”。美国经常依靠对外援助、反叛乱和使用隐蔽的准军事行动来提携亲美政权。美国也采用广泛的经济制裁来实施对苏遏制。在处理东西方关系中，美国还使用外交和其他非强制性政策手段，并交替使用威胁与压力，对美国决策者所认定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面临的重大挑战做出反应。
在国内安全方面，尽管有“麦卡锡主义”制造“红色恐怖”的前车之鉴，美国政府并未放松意识形态管控。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在五六十年代所进行的大量调查，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对民众的监控活动，都成为防止苏联“破坏”“颠覆”“渗透”的必要措施。
美国国内“冷战共识”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此后历届政府的冷战战略，在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世界领导地位，遏制苏联扩张，维持战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现状，避免热核战争的基本目标上，与杜鲁门政府不会有任何区别。而且，尽管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策略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所不同，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局部调整，但只要确信苏联威胁继续存在，美国就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充分准备。因此，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政治、经济、社会诸层次国家资源的充分动员，广泛的海外联盟与前沿军事存在，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保持数额不等但始终空前巨大的军事预算，以支撑美国及其盟国全方位、高水平的军事准备态势，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就此而论，“NSC-68号文件”的基本目的还是达到了，遏制战略在此后数十年的变迁，均未在本质上突破上述底线。
总之，战后以来，由于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外交权势集团与对外政策精英相信，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面临自立国以来的首次严重外部威胁——苏联共产主义的挑战，因此，国家安全压倒了民主政治，获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先地位。在整个冷战时期，国家安全一直是首要考虑，支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他价值都退居次要地位或从属地位，从而造成了一个令许多普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即国家安全与美国式民主政治理想及公民自由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由于确信苏联威胁具有全球性质，美国的国家安全还需要依据全球安全形势来确定。美国领导人相信，由于欧洲列强的衰落，只有美国有能力应对威胁，美国必须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于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进入冷战之后，美国国内军事体制与国家安全机器的规模和权力急剧扩张，美国逐渐变成了一个与“黩武主义”有着不解之缘的“军事帝国”或美国人所说的“国家安全国家”——这种状况及其背后的战略与安全观念，直到越南战争失败之后才真正受到质疑，但已经积重难返，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