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核垄断的丧失与西方战略困境

1949年9月3日，在阿拉斯加沿岸和苏联边境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一架配有远程监测设备的美国“气象侦察机”检测到大量非正常的放射性粒子。经过进一步探查，美国人很快确认，他们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苏联在上周某个时候引爆了一个核装置。

在尼采看来，这标志着苏联对西方的威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危险的”阶段。[93]

尼采不久前刚刚进入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并担任副主任。在“遏制”战略的主要设计者、国务院头号“苏联通”凯南的领导下，政策设计室在华盛顿决策圈内口碑甚佳，有“一批深谋远虑的思想者”之誉。不过凯南此时已有去意。自艾奇逊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以后，凯南就意识到自己在国务院的作用已经到了尽头。他打算离开政府，回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继续从事自己擅长和钟情的研究与著述工作。按照凯南的说法，他与艾奇逊在性格上有冲突，艾奇逊对他和查尔斯·波伦这些熟知苏联问题的职业外交家始终不能给予完全的信任，在艾奇逊领导下的国务院，自己已经变成一位“宫廷弄臣”、一只令人生厌的“思想牛虻”。[94]

实际上，政策分歧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早在1949年5月巴黎外长会议开始之前，凯南就提出，西方应该理解苏联的安全关切，在军备建设上有所克制，并认为美国有可能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与苏联就德国的中立和非军事化等问题达成协议。相反，艾奇逊认为完全没有妥协的可能。他甚至断言，“依靠俄国人的合作与善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而美国如果放弃对德国的责任，将付出“高昂代价”。因此他主张尽力扶植西德，使之成为欧洲复兴的引擎和对抗苏联的前哨。[95]尼采以及约翰·麦克洛伊（John J.McCloy）、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等都支持艾奇逊的立场。凯南此时已陷入孤立。1950年元旦，尼采正式接替了凯南的职位。

自1949年秋季以来，美国外交必须面对几乎同时出现的两大事态：苏联核爆炸和国民党正在失去整个中国大陆。在尼采看来，这意味着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美国该如何应付这种形势？凯南认为，在中国问题上，美国无论怎么做都已无法影响事态的发展，最好是静观其变，至少暂时如此。在苏联试爆核武器的问题上，既然美国的核垄断已被打破，就不宜在战略上继续依赖核武器，而应积极推动核裁军，最好是与苏联就国际原子能控制问题重开谈判，必要时也不妨单方面裁军，这样不仅可以纾解苏联的安全担忧，也有助于避免核对抗和核战争。凯南甚至认为，就促进美国对外政策而言，核武器可能已变得有害无益。核武器的存在对整个世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应尽早抓住时机予以销毁。[96]同时凯南也不赞成美国维持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力量，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依靠更多的外交技巧。

在尼采看来，凯南的观点虽然颇有说服力，也很吸引人，然而却是片面和不现实的。艾奇逊曾经参与实施有关国际原子能控制的巴鲁克计划，对凯南的主张更是感到惊讶。[97]关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艾奇逊的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核优势地位会逐渐丧失，美苏差距肯定会缩小，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必须设法恢复常规力量均势。按照尼采的说法，艾奇逊甚至认为，“如果苏联打算入侵西欧，美国光靠核武器不可能阻止，即使攻击苏联本土也无法阻止这样的行动。”[98]

尼采本人的看法实际上较为折中，他认为，由于当时的地缘环境和政治气氛对西方不利，短期内要恢复欧洲常规军事力量的平衡相当困难，美国应设法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核优势，同时致力于常规力量建设直到实现平衡。[99]

1949年8月，就在美国获悉苏联核试验成功的几周前，尼采首次奉艾奇逊之命，代表国务院参与由参联会主席布莱德利率领的北约军事小组，赴欧洲考察西方的常规防务需求。[100]这次欧洲之行，使尼采对全球战略环境和西方的安全政策有了更具体、更全面的认识。

尼采发现，西方正陷入某种战略上的两难困境。自1948年以来，美国军方一直奉行一种基于美国核垄断、代号为“半月”（Halfmoon）的所谓“触发线”（tripwire）军事战略，目的是依靠对苏联本土的核打击来反制苏联利用地面部队的显著优势进攻西欧。用布莱德利的话说，这实质上就是后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逻辑。[101]然而在尼采以及许多美国军方人士看来，随着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这种战略将逐渐失去原来的效用，甚至成为一种危险的选择。他们估计，在1954年左右，美国的核威慑将被苏联的核报复能力所抵消，于是苏联可以利用其常规优势，或在世界各地逐步蚕食，或对西欧发起全面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只剩下两种同样糟糕的选择：毁灭或者妥协。用核武器来回应常规进攻很可能导致自杀性的核战争；而奉行绥靖政策又等于甘拜下风，将鼓励更多侵略行为，助长盟国失败情绪，使西方最终仍然不得不摊牌，而且是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摊牌。

当1947年7月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化名“X先生”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时，对于“遏制”苏联“扩张”这个基本目标，美国决策层已经形成共识，分歧主要在于采用何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就军事战略而言，在“NSC-68号文件”出台之前，主要有两种主张。以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由于美苏关系日益恶化，必须保持更加强大的军事态势，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作好充分准备。福里斯特尔认为美国当时的核垄断地位可以提供“若干年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可以乘机弥补与苏联在常规军事能力方面的差距；而以国务卿马歇尔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欧洲复兴是当务之急，认为苏联的军事威胁虽然严重，但相对于战后欧洲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混乱局势而言并非首要问题，因为欧洲如果积弱不振，苏联即使不用武力也有许多可乘之机。[102]

杜鲁门尽管认为有必要做好军事准备——事实上，杜鲁门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防务预算比过去和平时期的历届政府都要高——但考虑到重整军备耗费巨大，加上战后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率和公共债务，在战后初期他始终将平衡预算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按照杜鲁门的要求，1950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仍然以144亿美元为最高限额。军方无法说服杜鲁门增加国防预算，又必须设法弥补美国军事能力的明显不足，结果只能选择更多地依赖核武器和战略空军力量。例如国防部很快就决定放弃一些轻型和中程轰炸机项目，将节省的资金用于发展具有核投射能力的B-36远程-洲际轰炸机。约翰逊为了迎合杜鲁门和国会控制预算的需要，甚至将陆军和海军裁员10万人。[103]

但苏联拥有了核能力，对美国原本以核垄断为前提的军事战略近乎釜底抽薪。在尼采看来，美国有两种可能的战略选择。一种是坚持现行军事战略与军备计划，继续依赖核报复能力，但同时要向苏联清楚地表明，即使它也拥有类似的核报复能力，对西方任何形式的攻击都将遭到核反击。这样也许有可能最终形成“相互确保摧毁”（MAD）的局面，从而产生一种威慑力使苏联认识到，其敌对行动将严重得不偿失，尽管美国也面临同样风险。在尼采看来，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战略不仅缺乏灵活性，而且风险巨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不仅可能由于误判或误解而增加战争概率，还可能动摇“遏制”战略的基本原则，因而难以令人信服。由于“最后手段”之外的报复性核打击会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严重违背战争手段上的“相称性”原则，因此不仅难以得到国内外舆论支持（这方面美国面临的困难可能比苏联更大），还可能损害美国和西方在冷战中的“道德优势”，并最终降低苏联发生内部变革的可能性。

因此，尼采认为，美国的战略选择显而易见：想要避免要么选择冲突升级与毁灭、要么采取绥靖政策或孤立主义的两难困境，唯一的办法是大力扩充常规军力、建立起一个前沿防御体系。这种选择有三个好处：第一，这将提高西方灵活反应的能力，能够针对不同形式的敌对行动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而不必轻易诉诸核武器或者导致核战争。第二，前沿常规防御将有助于显示美国维护西方安全的决心和西方军事能力的可信性，从而增强联盟内部的凝聚力。第三，这还可以表明美国仅仅把核武器当作最后手段，从而有助于占据道德制高点，维护“自由民主国家”的国际形象，为遏制战略的实施和“转化”苏联的长远目标创造有利条件。[104]

很显然，尼采以及许多军方领导人此时所倡导的这种战略观点，主要是基于对苏联军事“能力”而非实际“意图”的理性分析，是从“最坏假设”出发所做的风险评估和应急考虑。而这恰恰是尼采的上司乔治·凯南所不能赞同的。

凯南的观点与此前他在“长电报”和《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所持的立场相比，已经有了明显变化，与遏制战略的官方表述、即他亲自参与制定的NSC20号系列文件也拉开了距离。“NSC20号文件”指出，苏联的根本目标是“主宰世界”，只要俄罗斯继续由苏维埃政权所主宰，美国面临的危险就不会减弱。苏联只信奉实力的逻辑，和解姿态只会损害西方的安全。而且，苏联所拥有的能力是“危险和直接的”，美国最合乎逻辑的选择就是做好军事准备，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保持军事优势，“以便迫不得已时能够发动战争”。[105]

但大约从1949年开始，尤其是苏联原子弹爆炸之后，终其一生，凯南都在告诫美国政府，过分专注于苏联的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而无视苏联行为的根源与动机，很可能会夸大苏联威胁的性质，关上和平解决的大门。出于对苏联社会的亲身体验以及对苏联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凯南相信，苏联对西方的敌意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关切，而这与它过去屡遭西方入侵的历史经验有关。苏联的战略是防御性的，它更关心的是如何捍卫自己的边界，而不是扩充自己的领土；在敌对行动上它更倾向于政治颠覆而不是公开入侵；它只有在确信不会遭到有力抵抗的情况下才会寻求军事扩张。总之，西方所面临的主要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威胁而非军事威胁；需要努力的方向是加强外交、振兴经济、巩固西欧非共产党政权、维护联盟内部的凝聚力。[106]因此，在凯南看来，尼采等人成天鼓噪要通过扩充军力来遏阻多半永远不会发生的苏联“闪击战”，是一件相当古怪的事情。

尼采和凯南所代表的这两种战略观念之间的分歧，随着杜鲁门政府围绕是否要研发氢弹所展开的争论，逐渐公开化，成为决策当局无法回避的一个议题，从而为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