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轰炸调查：“绝对武器”的相对性

1944年9月，在战争看上去已进入最后阶段之际，美国政府成立了一个“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研究战争期间对德日的空战以及后来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打击的具体效果。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弄清楚战略轰炸对敌方的战争能力与战争意志的实际影响，从而帮助预测战争何时能够结束。因为，自“反攻日”（D-day）[54]以来，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许多人都曾以为，在1944年年底之前可望结束欧洲战争，但由于9月份盟军在荷兰东部的阿纳姆遭到重创，这种乐观情绪顿时烟消云散。

为保证调查的客观性，委员会主要由事先不熟悉战略轰炸问题的政府文职人员和工商学界等社会人士组成。[55]美国军队则负责提供必要的行政人员和后勤保障。委员会设主席和副主席各一名，并根据具体分工设主任若干，其人选均需经总统批准。尼采最初任主任，协助委员会主席富兰克林·德奥利尔（Franklin D'Olier）进行调查活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后来又担任副主席。

1944年11月4日，尼采等人前往伦敦、巴黎等地，开始了初步的调查并为最终进入德国境内作准备。在巴黎，尼采会见了欧洲美国战略空军负责人斯帕茨将军（Karl Spaatz）。此外还见到了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在尼采后来回忆录中说，他发现艾森豪威尔处理行政事务极有效率，但对一些战略问题的判断却“肤浅”“幼稚”得令人吃惊。例如，艾森豪威尔主张，既然粮食是德国人的一种基本需要，战略轰炸的重点便应该是摧毁德国农场的粮仓！在尼采看来，粮仓被毁几天之内就可以重建，何况德国粮仓成千上万。[56]

尼采的最初一项工作，是调查和评估美国陆军航空队（AFF）大规模持续轰炸德国轴承制造工业的效果。他发现，许多航空队将领都认为战略空中力量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但战略轰炸的代价相当高昂。据参与制定和实施轰炸施韦因富特地区轴承工厂计划的安德森将军（Orvil A.Anderson）介绍，仅1943年10月份的一次空袭，美军就派出291架飞机，其中20%被击落，返回的战机8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每名飞行员必须完成30次飞行任务才能被替换回国，而一次任务的平均伤亡率高达9%，因此生还的机会极小。

为了解战略轰炸行动的具体步骤，尼采还去第40联队基地实地考察，并与基地指挥官卡斯尔上校（Colonel Frederick Castle）在一个屋子里住了一星期。在调查人员离开两个月后，这位给尼采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来早就有资格当将军的老飞行员，也在一次行动中被敌人击中，机毁人亡。[57]

到1944年年底，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数量已相当庞大，有大约800名军队官兵和300名文职分析人员，并在华盛顿和伦敦两处设有总部。直到1945年春，随着盟军再度转入攻势，委员会的现场调查小组人员才得以进入德国境内，开始实质性的调查工作。

尼采在“欧洲胜利日”（V-E Day）[58]这天来到德国。他发现，德国的城市和乡村，境况截然不同。大城市几乎完全沦为废墟，乡村却基本上完好无损。尤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德国人民看上去友善、健康，并无营养不良的迹象，衣着也明显比英国人更体面、干净。经济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交通系统被严重破坏。德国人的处境总的来说很艰难，但并非毫无希望。

美国人希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集中打击某个规模不大但至关重要的工业环节，是否可以有效遏制一国的战时生产机器？调查人员在德国收集的大量证据表明，对轴承制造厂的轰炸并不曾使德国的任何一项成品制造被耽搁一天。德国人总有办法迅速恢复生产。在弗伦斯堡，尼采等人还对德国战时生产的主要谋划者、希特勒的军备部长兼私人建筑师阿尔贝特·斯皮尔（Albert Speer）进行了长达10天的讯问[59]，甚至从苏联人控制的东柏林将斯皮尔的主要统计专家罗尔福·瓦根菲赫尔（Rolf Wagenfuehr）绑架过来审问。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对方能够恰当利用各种时机，通过疏散或建立地下设施等方式修复设备或转移厂址，空袭并不能达到上述目的。[60]

1945年6月7日，奉陆军航空队指挥官阿诺德将军（Henry H.Arnold）之命，尼采等人回到华盛顿。两天后，他们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目标小组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加强对日空袭问题。显然，美国军方是希望吸取在德国实施战略轰炸的经验。

尼采认为，调查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对德国炼油厂、化工厂和交通系统的轰炸取得了显著效果。对炼油和化工业的打击不仅导致德国燃料枯竭，也使其无法生产爆炸品；对交通系统的破坏使德国工业产品滞留在车站，至关重要的煤炭运输无法进行。这最终使德国战时经济陷入停滞。因此，尼采主张，只有以石油、化工、钢铁、电力和交通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为战略轰炸的重点，才有可能对敌人的战争能力构成最有效的打击，因为这些基础工业一旦被破坏，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恢复。斯皮尔本人在审讯过程中也承认，这正是他过去最担心的问题。总之，摧毁敌人的基础设施是赢得现代战争的关键，这是尼采等人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61]

但联合目标小组原有的对日空袭方案，与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在德国的调查结论大不相同。因此，尼采受命起草了一份新的对日空袭战略计划。他在其中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是：

日本的海上运输已被切断。剩下的运输手段只有铁路网和海岸运输线，尽管后者正在被我们的潜艇和水雷迅速瓦解。集中空袭这些至关重要的运输线，包括铁路以及连接本州和九州的关门隧道（通过使用新近研发的能够准确命中目标的滑翔炸弹），可以切断日本本土诸岛之间的联系，拆散敌人的活动基地。……封锁交通线将产生足够的效果，从而不必再去轰炸城市工业区。[62]

据尼采自述，这个空袭方案被参联会所采纳（也有人认为军方并不完全赞同尼采的方案[63]）。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尼采关于日本将在11月份左右投降的估计并未得到认同。不过这一切很快就变得不再重要，因为此时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选择：美国一直在秘密实施的“曼哈顿计划”以及在新墨西哥上空升起的蘑菇云。

尽管核爆炸的负责人肯尼斯·班布里奇（Kenneth Bainbridge）在爆炸成功后对奥本海默感叹“现在我们都成了该死的家伙”，奥本海默本人也曾表示“如今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64]，但魔鬼已经被放出。美国科学界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可以通过制造和使用原子弹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不必再派若干军机去轰炸若干处工厂、铁路或城市，而只需派少数几架飞机、携带几颗炸弹，就能一次性解决问题，这对决策当局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尼采在获悉此事后认为，即使没有原子弹，日本在几个月之内也很可能投降。按照尼采的说法，由于参联会一致主张尽快实施进攻日本本土的计划，4月份刚刚上台的杜鲁门总统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对广岛和长崎使用原子弹，要么下令进攻九州和东京。杜鲁门最终选择了原子弹。[65]杜鲁门在宣布这个决定时心里颇不踏实，他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责任。感谢上帝让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承担这个责任。祈求上帝指引我们按照他的方式和目的使用它。”[66]

这个决定，为现代战争史和战略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杜鲁门要求继续调查对日空战的效果。调查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打了退堂鼓。尼采是少数几个坚持到底的人。

1945年9月初，尼采等人抵达日本。他立即注意到，战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一座座城市被空袭夷为平地，交通几乎完全瘫痪。日本人民、特别是农民阶层情绪低落，对前途茫然不知所措。

尼采首先去盟军最高司令部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到，并讨论了空中力量在太平洋战区的作用问题。两人观点不尽一致，初次见面话不投机，但后来逐渐有了交情。麦克阿瑟一度希望尼采担任其经济顾问，但尼采做事讲求实效，担心官僚机构的内耗会使自己一事无成，因此提出若干条件，生性傲慢的麦克阿瑟却不容讨价还价，此事遂不了了之。在尼采眼中，麦克阿瑟性格复杂，“自负、多疑”，从不把华盛顿的文职高官放在眼里，但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其杰出的领导才能和战略意识在美军高级将领中也少有人能够匹敌。[67]

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究竟产生了哪些效果？这是战略轰炸调查的重点之一，也是当时美国国内媒体的热门话题。有些评论认为，原子弹具有无限的威力，堪称“终极武器”或“绝对武器”。因此调查人员必须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两颗原子弹的实际效果，为人们正确理解核武器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

据尼采回忆，在长崎，如果仅从现场情况看，核武器的确有巨大威力。例如，距核爆炸的“地面零点”（ground zero）[68]约2000米以外的房屋，虽然没有倒塌，但瓦面屋顶明显受到强烈的热辐射的破坏。他还注意到，附近有一些汽油桶，凡有遮蔽物的油桶，表面油漆都保持原来的颜色，完全暴露在外的则被烧焦。更多的信息来自对幸存者的采访，其中有些情况令尼采颇感意外。例如，长崎的铁路在核爆炸48小时之后就恢复运行。钢筋混凝土制成的建筑物安然无恙，“耸立在灰烬之上”[69]。城内的机车车辆大部分被摧毁，但铁轨受到的破坏相对较小。据了解，广岛核爆炸时，有一辆火车正好经过该市。坐在敞开的车窗旁边的乘客较少受到碎玻璃之类的物体的伤害，但由于直接受到辐射，许多人因此患病死亡；相反，坐在紧闭的窗户旁的人，尽管多数被玻璃划伤，但由于车窗的屏蔽作用，基本上都得以幸存下来。此外，在爆炸中心下方，一些植物很快又重新生长。城市周边地区的工厂几乎未受影响。调查人员还发现，即使是直接受爆炸冲击的区域，躲在简易防空隧洞的人最后也安然无恙（遗憾的是广岛的空袭警报在核爆炸发生约10分钟后才拉响，当时只有大约400人得到防空掩体的保护）。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原子弹的毁伤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常规武器一样主要限于地面目标。[70]

尽管作为战时预防措施，广岛和长崎在遭到核打击之前已有部分人口撤离，但伤亡仍然惨重。广岛死亡人数在70000—80000之间，其中有四分之一是被强行征募的朝鲜劳工。长崎有35000—40000人死亡。但尼采指出，这并非日本遭受的伤亡最严重的空袭，实际上，仅1945年3月美国陆军航空队对东京的一次燃烧弹袭击，就曾导致83600人死亡，近16平方英里的城市范围被摧毁。因此他认为，“原子弹的作用，在于将许多常规炸弹的爆炸力合而为一，从而大大增强单颗炸弹的效能。”[71]尼采后来还指出，“老实说，在[德国城市]达姆施塔特看到的场面比广岛和长崎更令人震撼。”[72]

这就是说，在尼采看来，核武器只是又一种武器，与常规武器并无本质区别，不过杀伤力大小不同罢了（尽管这种“量”的区别并非无关紧要）。20年后他还说过：“那种规模的武器，其效果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73]有意思的是，后来那些主张核武器“常规化”的人也总是强调，原子弹不过是“更大的炸弹”（the bigger bomb）而已。

据尼采自述，上述发现连同其他一些调查结果，影响了他对战后美国军事体制调整问题的看法。为战后美国防务体制改革提供参考，这也是杜鲁门政府给调查委员会的一项使命。尼采认为，必须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敌人最终也会拥有同样强大的毁灭性武器，因此，战后美国的军事体制和军备建设至少必须包括三个基本内容：首先，在国防领域大力推进研发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和技术成果；其次，全面改进情报收集和分析系统，避免重蹈珍珠港事件的覆辙；最后，在国防部的集中领导下，面向基于现代技术的武器系统，加强各武装力量的密切协作。为此国防部应下设三个部门或军种，并明确界定各自的使命。

然而，围绕战后美军各军种的整合、特别是各自的作用和使命问题，各部门之间尤其是空军和海军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空军希望全权控制所有陆基空域，且不愿承担战略防御的责任；海军不愿被排除在战略核武力量之外；陆军则不愿提供近空支援。在尼采看来，这些主张都是出于狭隘的本位主义。

尼采等人建议，应该明确规定，海军部的任务是奉命控制和利用海面、水下及其上空，且应被授权使用一切最有助于完成任务的武器系统和基础设施；陆军部的任务是根据指令控制大陆块，同样应有权使用一切最有助于完成任务的武器系统，包括近空支援力量；战略力量部（department of strategic forces）则负有两大使命：一是对敌国中心地区实施纵深战略打击并保护本国中心地区免受此种打击；二是通过逐步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从而获得整体上的制空权。该部门应被授权控制所有战略力量，包括未来开发的载有远程导弹的潜艇。[74]

回到华盛顿，尼采立即向正在着手有关三军整合的立法工作的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格仑瑟少将（Alfred Gruenther）、谢尔曼海军上将（Forrest Sherman）和诺斯塔德将军（Lauris Norstad）等人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这几位军队领导人一致认为，尼采的建议从军事角度看大致是合理的，但由于各军种的反对意见根深蒂固，这在政治上却未必行得通。1948年，美国各军种就各自的作用、使命和掌握的武器系统勉强达成一项妥协。但在尼采看来，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职责不明、各自为政，始终是战后美国军事体制的一个痼疾。

尼采是太平洋战争最后调查报告的主要起草人。1946年7月，《太平洋战争总结报告》公开发表，同时公布的还有许多相关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原子弹爆炸效果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尼采力图避免片面强调海基或陆基空中力量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认为，两者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得出结论：当日本舰队被瓦解，日本空军也只能采取自杀性攻击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即使没有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打击，美军进攻日本本土的必要性也极小。[75]换句话说，核轰炸是不必要的！核武器并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不能真正影响战争力量对比的天平。不过，考虑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报告强调，美国必须采取有效的民防措施，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改进情报能力，以避免珍珠港事件重演，改组军事体制，使军事力量得到集中、统一的指挥和控制。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在和平时期保持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随时遏阻可能的进攻者。[76]

尼采很看重这份报告，其价值在他看来不亚于凯南后来的“长电报”，因为它不仅有助于理解这场战争，也有助于理解未来，理解核武器、核时代及其对美国军事体系提出的新要求。他把报告寄给了几乎所有国会议员，他还联系了许多出版社，希望它们能够出版。但令他颇为意外和沮丧的是，基本上都杳无音信，没有几个人对此感兴趣。[77]

很明显，参与战略轰炸调查是尼采政治生涯或者说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是他首次具体、深入地了解现代战争和现代军事技术的破坏力，特别是首次接触核武器问题，并亲身体验其实战效果。许多调查委员会成员如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Galbraith）对调查结果常常感到震惊，因为空袭给双方造成了毁灭性灾难，但对战争结果却影响甚微，有时甚至毫无意义。[78]尼采也经常有此同感。但总的来说，这个经历促使他更多地思考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他认为，从调查结果中，可以找到战后核威慑观念的某些根源。但自那时起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问题是，威慑一旦失败该怎么办。[79]尼采后来谈到，他们当时就认为，美国在制定应急政策时必须意识到，尽管在核时代出现了许多变化，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并未完全过时”。[80]换言之，美国必须保持强大的、随时可用的军事实力，而不是仅仅依靠核威慑。总之，在尼采眼里，核武器固然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并不是什么“绝对武器”或“终极武器”。尼采在广岛和长崎的实地考察使他产生了一个（几年以后才公开表达的）观点：“对于基督徒来说，核威慑理论是难以接受的”。但与战后他追随的两任国务卿马歇尔和艾奇逊一样，他同时也相信，必须依靠军事力量来抵制苏联的权势。美国的安全政策既要立足于战略威慑以避免核战争，也要着眼于打赢常规战争，甚至在遭到核打击之后，也要有足够的核报复能力和常规战争能力来进行有效反击，提高自己的存活率，哪怕是在废墟上取得最后的“惨胜”。

尼采在二战期间的经历，构成了其外交战略思想的早期背景。从《太平洋战争总结报告》中，不仅可以看到尼采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早期思想轮廓，甚至不难发现他后来主持制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的某些先兆。[81]事实上，报告所提出的体制改革问题，很快就被国会于1947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所吸纳。到了1950年，随着冷战的加剧，报告关于有必要全面加强国防力量的观点，也引起国会和行政当局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