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
第二次科技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的新发展和新变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新的挑战。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怎样进行社会主义运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面对这些现实问题，当时力量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潮，引起了理论争论和组织上的分裂。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它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就。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是合法的斗争手段，经受住了“非常法”的考验，在帝国议会选举中所得选票和议席数量不断增加，1890年获得1 427 298张选票和35个议席。正因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越来越看重议会选举。1891年10月公布的党纲草案、1893年科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选举权》的决议和1894年法兰克福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等都详细具体地规定了议会斗争的方法，而逐渐淡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些老资格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主张用改良的方式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最早这样做的人叫福尔马尔。福尔马尔1850年生于一个官僚家庭，1877年参加爱森纳赫派，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1891年6—7月间，他在慕尼黑演说中宣称议会斗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将工作重心放在争取眼前的改良上面。福尔马尔的这种主张不仅得到了与他观点相同的大卫·舍恩兰克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赞许。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这种情况引起了恩格斯的担忧。1891年3月，他在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中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不亚于君主国”[72]。同年6月，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表示，要痛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
然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争论最大的还是伯恩施坦，因为他不仅主张改良，而且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的主张不仅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大影响，而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1896年秋天开始，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了《空想社会主义——折衷主义》《区域理论和集体主义的界限》《英国农业状况的新发展》《空间和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德国工业发展的现状》等五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伯恩施坦提出，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不同于《共产党宣言》发表的那个年代了，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能够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致力于社会改良和反对暴力革命。1898年1月，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提出：“有了总目的，运动本身及其在朝着这一目的方向上的进展就是主要的事情，至于人们如何设想这个发展的最终目的，那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了。”后来，这句话被简化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1898年，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了一套旨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的改良主义理论。哲学上，伯恩施坦用康德主义来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庸俗的经济史观”，提出“回到康德去”。在政治经济学上，伯恩施坦提出，交通工具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信用制度的完善以及各种垄断组织的发展等可以提高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资本主义已经不再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危机，社会主义有和平实现的可能。在政治学说上，伯恩施坦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发展和普选制的完善，国家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管理机关。因此，社会党人应该放弃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转而通过合法的改良活动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无论是改良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都是一种挑战。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就首先发生了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针对福尔马尔的立场和观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态度。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后，1898年10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大会就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被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老麻雀”的海涅为伯恩施坦辩护说，谈论最终目的的次数多少，只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人们不应该对伯恩施坦的这个命题提出异议。被称为“无产阶级之鹰”的女革命家卢森堡，则用激烈的言辞抨击伯恩施坦及福尔马尔、海涅等人的改良主义观点，甚至提出“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围绕修正主义的争论也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运动。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出任资产阶级共和派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工商部长。米勒兰入阁在法国社会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实践中的修正主义或实践中的伯恩施坦主义。以饶勒斯为代表的赞成入阁的一派认为，米勒兰是在法国共和制受到威胁时加入资产阶级共和派内阁的，因此，他的行为虽然欠妥但可以接受。以盖得、瓦扬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社会党人不应该加入资产阶级内阁，“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会使社会党变成一个内阁党，其结果是自取灭亡。更何况这个内阁中还有曾经参与镇压巴黎公社的加费利将军。两派的针锋相对使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混乱之中。
在1900年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米勒兰入阁问题被作为一个专门议题提了出来。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论，大会形成了两个决议草案。其中，费利和盖得的决议案提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这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要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考茨基的决议案则指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而只能认为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特殊手段。……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做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与会代表就这两个提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支持费利和盖得决议案的代表认为，考茨基的决议案是对入阁派的妥协，应该坚决制止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米勒兰的举动意味着阶级合作、阶级投降。支持考茨基决议案的人则认为，米勒兰入阁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策略问题，第二国际没有权力对一个社会党的策略问题做出裁决。修正主义派则对两个议案都不满意，饶勒斯提出，米勒兰入阁是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产物，并且有可能扩展到“具有实际议会制度的一切国家”。经过激烈的辩论，大会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案。这种结局同德国党内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样，都反映出面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社会民主党应当如何对待传统的革命和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1904年召开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3年通过的德累斯顿决议确定为社会主义策略的国际准则，没有再就修正主义问题展开专门性的讨论。
然而，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引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分化，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首当其冲，然后扩展到整个第二国际。尽管在福尔马尔的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倾向，但更明显的分裂出现在1898年斯图加特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分成了两派，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的多数派和支持伯恩施坦的少数派。前者的主要代表有倍倍尔、蔡特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考茨基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伯恩施坦、福尔马尔、大卫、沃特曼、海涅等。
米勒兰事件出现后，社会民主党人的分化扩大到第二国际。从1900年的巴黎代表大会起，第二国际内部实际上也分成了三派，即支持米勒兰入阁的修正主义右派、反对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以及介乎于这两者之间的中派。右派主张通过和平议会道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左派则强调通过革命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以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和奥地利的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中派，在理论上仍然坚持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必然会导致革命的到来的同时，强调在现阶段的西欧并不具备发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社会主义者应该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为最后革命的到来做好准备。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派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尖锐对立加速了社会民主党的公开裂变，而这又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
一战爆发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于1914年8月3日讨论政府要求议会批准军事拨款法案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员都投了赞成票。但在议会12月2日第二次投票表决军事预算拨款法案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声明赞成这项军事拨款法案，但李卜克内西独自一人投了反对票并发表了反对军事拨款法案的声明。李卜克内西因此在表决辩论时被剥夺了发言权，1916年初又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杂志《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月刊》（简称《国际》）第1期在柏林出版。蔡特金、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等人因创办《国际》杂志而被称为“国际派”。1916年1月，“国际派”召开秘密的全国代表会议，组成了以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的名字命名的“斯巴达克派”，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起草的纲领《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任务的指导原则》，选举蔡特金、李卜克内西、梅林等人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这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在组织上已经独立。
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有左右两派，还有以考茨基、哈阿兹为代表的中派。中派与右派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有分歧。1915年3月，哈阿兹等28名中派议员在议会第三次军事拨款表决时弃权。1916年3月，18名中派议员因在帝国议会中拒绝支持政府的紧急军事预算法案，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认为是“变节行为”，被取消了议会党团成员的资格。这些中派议员决定用“社会民主党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单独组成议会党团。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中派和左派（斯巴达克派）一起与右派发生激烈冲突，反对右派提出的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并且组成党内反对派。1917年4月，中派和斯巴达克派组建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上的裂变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其他社会民主党身上。在右派投票赞同本国政府参加战争的同时，左派则采取各种手段反对战争以及党内支持战争的右翼领导人。就左派而言，除了德国的斯巴达克派之外，还有荷兰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荷兰的论坛派、保加利亚的紧密派、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小组、团体和国际主义者等等。战争期间，这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1915年9月，他们在瑞士伯尔尼附近一个叫齐美瓦尔德的小山村召开了第一次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声明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右派领导破坏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大会决议，提出了要将争取和平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联系起来。1916年4月，国际社会民主党人又在伯尔尼附近的另外一个小村庄昆塔尔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批驳了社会和平主义，谴责了第二国际执行局的机会主义立场，重申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有持久和平的观点。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之后，右派的核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左派的核心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改良主义，要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践行自己的社会主义诉求。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后来演变成共产党。各国左派都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在1918年至1921年间陆续建成共产党，奉行布尔什维主义。
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多样性是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的时空差异性相适应的。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比西欧慢得多，而且带着极其浓厚的东方专制色彩。经过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俄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但是，它在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化大工业的同时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其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速度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在经济上，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和宗法式经济形式与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并存。政治上，沙皇的封建专制统治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资本主义代议制远未得到真正的确立，人民缺乏最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在社会生活方面，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和社会矛盾的相对缓和；相反，工厂中封建式的企业管理使俄国工人饱受类似西欧工人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所受到的各种残酷剥削和压榨，工人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19世纪末，俄国工人的工作时间比西欧工人的长，工资却比后者低。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为了获得原料和劳动力而对农民进行无情的剥夺，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和瘟疫。
因此，俄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复杂程度要远远大于同一时代的西欧诸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俄国社会显示了极大的革命潜能。民粹派运动失败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创办了旨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社”，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迅速传播。但是，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俄国化的是列宁。
1903年7—8月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建立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但从这时起内部就存在着思想和主张、战略和策略都根本对立的两派，只是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皮。在1905年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由于这些分歧而各自召开自己的大会或会议。前者制定的斗争策略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孤立资产阶级，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后者制定的斗争策略是：俄国的革命和过去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一样，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不应与农民接近以免吓跑资产阶级，通过和平议会道路改良沙皇制度，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1912年1月，布尔什维克单独在布拉格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将孟什维克开除，从而结束了两派同处一党的局面，党名因而也改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73]布拉格会议也标志着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从党纲、党章到形成的过程和方式，它都是后来各国共产党的标准模式，实际上也是后来形成的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民主社会主义是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其理论基础就是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派在帝国主义的性质、时代的主题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本原则、斗争的基本策略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也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有和平实现的可能，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走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这种民主应该是代议制民主制。
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欧一些国家的社会党、工党相继进入内阁，在与资产阶级和平共处、全面合作的过程中，形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希法亭、鲍威尔等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提出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阶级均衡论”以及“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观点。他们认为，进入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一战之后，金融资本统治的形成以及国家权力的加强抑制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将变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因此，社会党人应该广泛地参加各级资产阶级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社会改造。与以往的修正主义理论相比，这一时期的理论突出强调了国家已经不再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组织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专门机构，是社会主义者可资利用的工具，从而在理论上完全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在实践中，他们强调在社会改良活动的推行过程中应该遵循和平、民主、渐进的原则，坚决反对暴力的变革方式和任何形式的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