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世界反响

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前景将是影响和塑造未来世界的重要力量。大国崛起首先冲击的是国际社会固有的利益格局，进而最终影响其权力格局，导致国际体系的变迁。从过去30年甚至60余年来看，中国在经历一个不断向东亚乃至全球加大其影响力的过程，而且这个进程正在加速。由于中国崛起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国际秩序的转型几乎同步，中国的发展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影响全球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的中国崛起之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全面融入世界，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对东亚权力格局、利益格局的影响尤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针对中国崛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负面回应多源于与此密切相关的东亚国家也证实了上述判断。

在各种国际论坛和研究报告中，出现了关于中国崛起的多种声音：有人放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并对世界构成了冲击、挑战与威胁，四处宣扬“中国威胁论”；有人宣称表面繁荣的中国实际危机四伏，面临崩溃，宣扬“中国崩溃论”；有人为中国崛起的前景喝彩，认为中国为区域和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提供着发展的机遇，推崇“中国贡献论”和“中国机遇论”；还有人宣称强大起来的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宣扬“中国责任论”。[32]正如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国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对经济利益的期待与对金融危机的担忧并存，有关中国影响力的尖锐警告与有关中国崩溃的预测并存，对中国民主变革的看法与对当前现实的讽刺并存。”[33]概言之，“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贡献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有的西方人士认为，中国崛起面临的很多困难几乎无法克服。在他们看来，中国面临的重要困难是：人口负担太重，提高人均收入的难度极大；自然资源严重缺乏，生态环境恶化，无法满足经济高增长的需要；教育水准太低，劳动力素质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求；缺少政治制度的保障；地区差距扩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的未来充满变数，即使避免中国陷入混乱，中国的成功也不会持久。[34]极端者则强调这些困难不仅不能克服，而且会无限扩大，最终导致中国崩溃。[35]他们认为，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巨大能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走向死胡同，同时国企改革、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中国高增长难以为继。即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伴随着经济飞速增长而出现的贫富差距、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差距的无限扩大等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等情势，也将导致中国走向崩溃。此外，还有关于中国因国内政治斗争而崩溃的数度流言。“中国崩溃论”以耸人听闻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而达到顶峰。章家敦（Gordon Chang）预言中国即将崩溃的理论基础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中央政府的投资，而中央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庞大的财政预算赤字，长此以往，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撑不下去；第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看利大于弊，但是却必须承受短期的经济阵痛，在应付“入世”挑战方面不容乐观；第三，中国共产党目前正值第三代到第四代的权力转移期；第四，“9·11”事件后，国际经济气候进一步恶化，导致中国出口量减少。这几个因素同时出现，如果中国政府无法及时拿出对策，就会在十年内崩溃。[36]最新一波的“中国崩溃论”来自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他在2015年3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断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速度将超过许多人的想象”[37]。

关于“中国崩溃论”，笔者不欲多加评论。在我看来，尽管其中某些看法走向极端，但确实也指出了中国崛起面临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以客观、冷静的眼光看待。面对一个大国的迅速崛起，外界的各种议论并不奇怪。不管这些议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可以作为前进道路上的警语。至于某些捕风捉影之谈，事实已经证明了它们的错误，中国的崛起进程亦将继续证明它们的错误。集中精力做好国内事务，让事实证明一切是最好的应对之策。

相比而言，“中国威胁论”却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谨慎应对的。“中国威胁论”可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美国排华浪潮，其理论阐释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始作俑者是《海权论》作者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944年，英国驻华大使向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司令魏德迈提出，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将对世界构成威胁，肯定将迅速危及白种人在远东乃至最终在全世界的地位。应当指出的是，英国大使提出“中国威胁论”时，中国还处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威胁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为固有霸权利益和强权政治服务的。新一代“中国威胁论”是伴随着中国第四次崛起而来的。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从国力角度论证中国将是一个潜在的敌人，开冷战后“中国威胁论”之先河。1992年，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提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45%。[38]199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购买力平价对各国进行排序，中国GDP被提高了四倍。1993年5月31日，《时代周刊》载文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2020年将超过美国，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威胁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影响原有贸易格局和利益划分。[39]自此，西方舆论一改冷战时大谈中国的贫穷落后，1994年美国正式提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官方立场。[40]这些观点为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发端提供了导线。

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间。1992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Ross Munro）发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把中国的经济强大、政治影响力上升进而军事力量扩张的前景层层推演，把中国描述为威胁亚洲的力量。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宏文，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论证了中国威胁。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间，诱因则是台海危机及由此而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香港的回归意味着自由民主世界将受到专制制度的威胁”等言论在当时不绝于耳。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芒罗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更是集上述论点之大成。[41]“中国威胁论”第三次甚嚣尘上则是在1998—1999年间，美国先后出现了《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中国政治献金案等，美国国会和媒体把中国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势力。爱德华·廷珀莱克（Edward Timperlake）和威廉·特里普利特（William Triplett）合写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书更是大肆渲染，矛头指向“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这一敏感问题。[42]第四波“中国威胁论”泛滥于2002年，美国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题为《美中经济关系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年度报告，美国国防部公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问题的年度报告》，首次公开指出中国军事力量不仅对台湾地区，还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对中美经贸关系大加挞伐，公开否定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当然，“中国威胁论”不仅来源于美国，日本也是“中国威胁论”的重要策源地，其他某些国家也由于种种原因提出过“中国威胁论”。[43]第五波“中国威胁论”滥觞于2010年前后，以中国实行咄咄逼人的政策（Assertive Policy）为借口，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转而寻求依赖其新增长的国家实力而为所欲为。[44]

概括起来，“中国威胁论”主要有经济威胁、军事威胁、政治文化威胁、意识形态威胁、战略威胁等论调。某些人士认为，中国的经济威胁不仅来源于中国引致世界贸易赤字增加，还来源于中国对世界的环境威胁。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成为超越其他亚太国家的力量，并对周围区域施加更大的控制，中国的行为将变得更加蛮横。[45]中国的经济战略目标是获得高科技或军民两用技术，最终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比尔·格茨（Bill Gertz）甚至说：“中国政府在1997年确立了一个大规模偷窃美国技术的计划。”[46]1999年的《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军事和商业技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经济活动被视为对美国的经济威胁，因为这有可能反过来促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的军事威胁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中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中国的军费增加等。某些人士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追求亚洲霸主的目标[47]，中国迅速发展的进攻性导弹能力正在改变东亚地区的战略形势，破坏地区和全球稳定，从而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48]中国的政治文化威胁指的是，中国拥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对其他国家给自己带来的历史屈辱心怀冤屈，难以与人为善。[49]亨廷顿指出，冷战结束后，中国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50]从意识形态角度看，中国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强国，其国内民族主义的上升和反美宣传可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威胁，中国的民族主义是支持区域内领土扩张的。[51]当然，中国更是一个战略威胁，因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实际上，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战略家就中国是否会成为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安全威胁及其区域利益威胁争论不休。[52]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断言，中国是否成为民主国家无关紧要，仅仅是正在迅速发展这个事实就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与美国冲突的道路。这是因为，国际体系是崇尚弱肉强食的，在这个体系内，所有国家都将把经济力量变成军事力量并不断增强，从而取得支配地位。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出现一个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他强调指出，任何国家都期望成为区域内的霸主，控制并防止其他国家侵入其后院。[53]中国作为战略威胁的具体体现是，它巩固了传统的军事联盟关系，同中亚地区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起类似于联盟的战略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国极力拉拢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泰国，以便重新划定地缘政治界线，占据在亚太地区周边发挥影响的立脚点。从阿富汗到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中国帮助修建电信网、发电站、公路、港口和机场，并取得了矿山开采权。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经营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油井，同时大力投资蒙古、尼泊尔和南太平洋岛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与付诸实施集中体现了中国以经济手段巩固地区影响力的强烈意愿。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并与美国、西欧诸大国以及周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减少美国或其他大国阻止中国崛起或妨碍它在本地区和全球大展宏图的可能性。因此，米尔斯海默断言，中国不能和平崛起。[54]

“中国威胁论”的泛滥，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心理作祟，充分暴露了某些大国不愿意看到中国顺利崛起的意图，某些论调也可能会是采取战略行动的舆论准备，我们应对此加以警惕。当然，中国崛起引致国际权力格局、利益格局的演变，既得利益大国对此有所怨言，阐明其立场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对“中国威胁论”加以冷静剖析和严格区分，该批判的要针锋相对，该协商的要坦诚相待，该改正的要勇于自新，既坚持原则，又要体现出包容心、宽容度和建设性。

实际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威胁论”。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框架逐步搭建和丰富起来。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和总结，中国在2005年12月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把中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55]。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可以说，“经济威胁论”和“生态威胁论”已经因中国的积极经济政策姿态得以缓解，被雄辩的经济数字和中国积极推进的经济合作所部分瓦解。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带动了世界繁荣的脚步，对世界经济和东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稳居首位。由于东亚地区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中国加大对外经济援助、减免贫穷国家的债务等行动也表明了中国这样的愿望，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被世界视为贡献与机遇，而非威胁。经济发展导致军事扩张的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21世纪，武力扩张不再是一个国家获取财富、争取利益的可行途径。因为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技术、资金、管理人才和国家财富。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教训，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追求国家利益，都不可能走军事扩张之路。中国不需要，也决不会重蹈过去那些大国对外扩张的覆辙。而且，中国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学思想，素来“不以兵强天下”[56]。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繁荣并不总是能够或立即转化为军事战斗力，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如地理条件、民族精神、指挥才干、战术能力等。[57]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崛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世界性的影响。中国崛起是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造与弘扬，是现代制度建设与传统文化的结合。[58]中国秉持开放的文化心态，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些战略观念及其推行有效地消解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部分误解。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确实有威胁世界的资源，但反华人士的错误在于，将拥有此类资源等同于有使用这些资源的意图。[59]对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就需要集中关注如何面对社会显现的诸多问题，如何保持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与此同时，中国必然高度关注如何确保领土完整和实现国家统一的核心议题。这意味着，中国需要的是和平与善意。进一步说，这不仅是当前的需要，而且是长期的需要。

应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我们要积极加强“中国贡献论”和“中国机遇论”的声音，提高舆论宣传能力和国际形象塑造能力。中国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促进上。当前，没有中国的积极推动作用，世界经济繁荣已成奢谈。其一，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在于保证13亿多人口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以上的人口，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其二，中国经济增长是亚洲经济的重要动力，对世界经济也是积极因素。其三，中国参与世界分工体系，促进全球市场要素的优化配置。其四，中国在国际经济机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是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连接纽带。其五，中国对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中国在短短30余年让6.6亿人快速摆脱贫困，这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国际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数量和占世界总量比重大幅度“双下降”：1981年中国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为8.35亿人，1990年降至6.83亿人，2013年降至6800万人；1981年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43.1%，2010年下降至13%；2002年中国贫困人口发生率下降至28.4%，首次低于30.7%的世界贫困人口发生率。2010年降至10.2%，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5.0%，已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60]这对世界来说具有巨大影响。其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位居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14%，仅次于美国的20.7%。[61]2001年至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未曾低于1/4。此外，中国崛起不仅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促进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中国对东亚地区安全与发展的促进更为显著。亚洲国家和地区普遍对中国享有贸易顺差，中国崛起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促动，在这个地区唤醒了一种共命运的意识，这也正是中国决策者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此外，为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种种疑虑，中国战略研究界在2003年前后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为中国确立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念基础。

早在1994年，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就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崛起更多的是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建议各国采取广泛的经济、战略和政治行动，使中国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62]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正式提出“中国机遇论”。随着中国这一最大潜在市场更加开放和成熟，“中国机遇论”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罗伯特·帕斯特（Robert A.Pastor）指出，20世纪初，大国要的是帝国；20世纪末，它们要的是市场。[63]中国作为潜力最大的世界市场，为其他大国提供的市场机遇已经成为促进大国关系积极互动的重要支柱。中国发展给东亚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一个以中国为枢纽的东亚新经济秩序渐现雏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正呈现出一个南北呼应的合作大框架，北边是经贸合作气氛日浓的上海合作组织，南边则是以经济合作为核心的“10+1”机制、“10+3”机制和东亚峰会。2003年11月，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共赢的关键步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覆盖1300万平方公里，惠及19亿人口，经济总量6万亿美元，年贸易总额超过4.5万亿美元，是世界人口最多、由发展中国家组建的最大自由贸易区。自2010年建成以来，双方对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经贸合作增长迅速，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最重要的投资和援助来源[64]，东盟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双边关系的发展，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威胁论”，证明了合作共赢的重要价值。

中国深刻认识到“中国责任论”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以积极姿态加以应对。当代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对国际社会自有担当。主动承担适度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成长中大国而言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条件、有责任对人类做更多更大的贡献，也不仅是因为全球治理时代要求所有大国共克时艰、应对各种全球性危机，更是因为负责任的态度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中国坚持追求“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定位，其理念建构具体体现在新安全观、互利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上；在实践上，中国加强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参与，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强调分享、共荣、双赢，避免零和，积极提供全球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增加对国际组织的物质投入，从受援国转变为积极的对外援助国，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维护。与大国责任意识相联系的，是中国积极参与意识的进一步展现。可以说，在中国，国家理性已经生根，而开放主义和参与意识不可阻遏。面向未来，中国冷静判断自己的国际地位，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理性扩大国际责任，推进与各国共同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把握好能力与责任的平衡，并积极要求增加相对应的国际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