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化的结构与属性

文化研究，不仅要考量广义文化的宽阔背景，而且也要研究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联系。把握文化涵有的各种因素的内在关系及其所形成的结构，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关于文化的结构，目前学术界通常将文化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精神文化层面。精神文化又称意识文化、观念文化或心理文化等，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思想、审美情趣、宗教感情、民族心理或性格等纯意识领域，也包括音乐、绘画、文学、诗歌等理论化和对象化意识领域。二是物质文化层面。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是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人类从事一切文化创造的基础。这是广义的文化。这里所说的物质文化层面，主要指精神、观念、意志、情感的物化形态，或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中的文化内涵，包括人类为满足生活和生存发展进行的物态创造活动及其文化产品。三是制度文化层面。制度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建立各种社会关系规范的总和。既包括反映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也包括各种具体制度，如家庭、婚姻、宗教、经济、政治等制度；还包括风俗、习惯以及其他种种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制度文化则主要指文化发展、文化生活如何制度化以及上述各种制度所体现的文化性质、文化功能及其他多重文化内涵。

文化结构中的三个层面是互相渗透的整体。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项根本特征。文化代表了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它推动人们的智慧、情感、意志从自发状态向自觉状态不断提升，使人们的精神发展与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制度的再生产融为一体。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这是文化的两个基本属性。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并进行文化的活动。物质生产方式不同，先前文化积累和外来文化资源不同，每一代文化活动必然深深打上本时代的烙印，他们的文化保存和文化创造都不能完全脱离既定的历史条件及其所提供的可能空间，这就是文化所具有的时代性。维科将历史时期区分为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资本主义以前是迷信和权威支配一切的宗教文化统治，故属于神权、英雄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使人们进入科学、理性和人性自由的时代——人权时代。这种时代划分方法只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时代划分方法。文化作为人类的社会活动是由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社会共同体民族创造的，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差别，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法国艺术哲学家伊波特里·丹纳在其著《艺术哲学》中对民族特性阐述道：“你们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从他们出现到现在，逐一考察；他们必有某些本能某些才具，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露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这便是原始的花岗石，寿命与民族一样长久，那是一个底层，让以后的时代把以后的岩层铺上去。”这是因为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凭空创造，它只能在先前世代积累的基础上，通过批判、转型而前进。文化的民族基因贯穿于民族语言、文字及各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中。文化的民主性使之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民族性和时代性也是相互关联的，如严复《原强》中说：“夫今日中国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则经数千年之层递积累，本之乎山川民土之悠殊，导之乎刑政教俗之屡变，陶冶炉锤而成此最后之一烧。”说的是民族性会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一般而论，物质和制度文化层面较富于时代性，因而是比较活跃的因素；精神文化层面更多地表现出具有民族性，因而变化起来比较缓慢。

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相互凝聚与整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和精华，能够激发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能够引导民族进步、推动国家社会发展的精髓思想。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继承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也是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融会，传统精神构筑了民族精神的基石和主体，而时代精神则展示了民族文化的特色与活力，是民族文化积极适应于社会历史发展所富有的时代气息和与时俱进、朝气蓬勃的文化意识和风采。

民族精神指民族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毋庸置疑，民族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优秀部分，也有落后部分；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在旧时代曾经被视为糟粕者，在新时代可能被视作精华；历史上积极的东西，后来很可能转化为消极的东西。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含有良莠的二重性，这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人类文化正是在社会矛盾运动中，也是在文化自身的矛盾运动中，通过自身的批判、改造和扬弃，而实现自我更新与自我完善，在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