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中华之人，文化身份
第一节 一般大势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宋辽夏金长期对峙的局面，在中华大地上再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由于长期的征伐战争，在其疆域版图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各民族的不断迁徙与流动，造成了各民族杂居的格局。所以，虽然元统治者将人分四等，实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但各民族杂居的客观现实，却极有利于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这正是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明王朝后虽强令推行留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政策，却没有遇到抵抗的原因之一。在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政策方面，明采取了与元相反的政策：在对待蒙古后裔问题上，只要他们不进攻，则采取与他们和睦相处的政策；对待西南少数民族则取改土归流政策（但不彻底，直到清朝时才彻底实施）；对东北的女真族，让其在原地按原有方式生活，与其友好往来，并册封各部落的首领为明地方官员，让他们为大明守边。1644年满族建立的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作为统治者的满族贵族，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与蒙古族统治者有很大的不同，放弃了民族歧视和压迫，奉行各民族共生、共存、共同发展的新政策；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满族还虚心学习汉族相对先进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并取得了较高的造诣。满族不仅接受儒家文化，而且以之为首的各少数民族都为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版图的奠定贡献了自己的热情、智慧乃至生命。
第二节 中华诉求
由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的长期征战、迁徙及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使终元一朝各族人民的反抗不断和元末的大起义因此便带有鲜明的民族斗争色彩。在众多的义军中朱元璋所领导的一支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最终击败元统治者，与他提出的带有民族情绪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这一极富煽动性的口号有密切的关系。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指责蒙古族统治中国，是“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1369年，他又下诏“复衣冠如唐制”，强迫留居中原的以蒙古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一切依汉俗，禁止他们穿胡服、说胡语、习胡俗、用胡姓（《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卷三〇）。但是，他也特别强调指出：蒙古人、色目人虽然不是“华夏”人，但只要他们能知礼仪并愿意做大明王朝的臣民，就会把他们当作“中华之人”一样对待。正是这种看似专制、不平等，而实际上相当宽容、颇具海纳百川气魄的民族政策，使已在中原地区与汉族杂居很久，早已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自然地接受了明王朝改穿汉服、改易姓氏的政策，而不觉得与汉人有什么不同。他们不仅可以经商，与汉人通婚，而且还可以学习儒家文化，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元明之际大量少数民族汉化的情况，在明清之际顾炎武的《日知录》中也有记载：“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大量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无疑使汉民族的躯体中增加了新鲜的“异族”血液，真正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色。
既强调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问题，又正视现实的中国是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实体，所以明王朝非常注意对少数民族的安抚工作，特别是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管理工作。这在客观上密切了各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明政府与北边蒙古族的关系比较复杂。不仅蒙古族内部各部落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也经常侵犯明王朝的边境，导致双方频繁的冲突。1449年也先率鞑靼、瓦剌部南犯，明军大败，英宗被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在今河北怀来境内）。此后双方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以后还发生了土默特领主俺答汗率兵直逼北京、大肆掳掠之后又退兵西归的事件，史称“庚戌之变”（古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直到隆庆年间，由于明军事力量的加强及主动与土默特领主妥协，双方的关系才趋向于缓和。当时，明王朝对鞑靼首领进行封赐，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其他各级首领也同受封爵。此后，鞑靼与明之间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俺答汗是鞑靼的精神领袖，他对改善与明的关系贡献最大。他的妻子三娘子仰慕中原文化，贡市一直由她主持，在俺答汗去世后，她坚持与明朝通好的政策，听从明政府的建议，相继与继任的两代顺义王合婚，以巩固民族间的友好关系。为表彰她的功绩，明政府封她为忠顺夫人。在明与鞑靼友好相处的日子里，双方通过朝贡、马市等形式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汉族的帮助下，俺达汗时还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建筑城池，使呼和浩特地区成为蒙古族手工业、商业的中心。除官方的交流外，双方民间的交流、融合从没有因战争而中断过，由于战争的掠夺行为及大量战俘被带往蒙古地区，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及生产技术传播到了蒙古地区，在客观上促进了蒙古地区文化、经济水平的提高。
在西南地区，明政府建立后，即派遣使臣到西藏，命各部酋长推举官员到京。1373年，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到京，朱元璋封他为“炽盛佛宝国师”，同时任命一批地方官员。此后，明政府又通过册封各个教派宗教领袖的方式密切了双方的关系。这些地方官员和宗教领袖要定期向政府朝贡，而且朝贡（喇嘛、官商）的人数不断增加。除教派和官方的文化交流外，明政府还考虑到“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史·食货志四·茶法》），故而在与藏族毗邻地区设多处交易地点，以便双方进行茶马贸易。由于西藏地处偏远，贸易和宗教往来就成为明政府同西藏地区沟通、联系的主要方式。
对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满族）族，明朝也设定机构进行管理，从永乐年间至正统年间，设置了有名的“建州三卫”，任命当地部族首领为长官。对居住在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元代遗民，明政府也敞开胸怀予以接纳。永乐九年，明成祖应奴儿干地方首领的请求，派遣内官亦失哈等率领军队、官员在当地开设奴儿干都司（在今天黑龙江口附近的特林），下属相当数量的卫所，卫所官吏有汉族、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接受明政府的管理和调遣。明政府还先后两次在奴儿干地区建永宁寺，并两次立碑（《敕修永宁寺记》《重建永宁寺记》），记述了奴儿干都司的创建过程及相关情况。
在西南地区相对落后的苗、瑶、壮、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则根据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在相对进步的地区取流官制，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员担任当地的各级官吏，以代替原来的土司，这种改派官员的管理方式称“改土归流”；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仍保留元朝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头人为官，土司官职世袭；在某些地区则是“土流兼治”。
这些因俗而治的管理方式，表明明政府认同了中国是多民族共存实体的客观现实。
明王朝强调“中华之人”，强调重点是文化传统，它提出“中华”这个高于汉、蒙等具体民族的概念，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第三节 五族共和
清王朝的统治者是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1644年，他们以一个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后，不仅确立了“因俗而治”的民族统治政策，而且，以自己的文治武功使“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得以实施。他们平息多起少数民族贵族分裂祖国的叛乱行为，抗击外国势力的入侵，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版图的基础。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的外八庙内，有很多记载征战成果的碑文，这些碑文为我们讲述了以满族为首的八旗军队为捍卫国家统一而戎马倥偬的历史。在清代，满族人“生则记档，壮则当兵”，“当兵是每个人丁义不容辞的义务……长年的出兵打仗，对于旗人来说不仅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带来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每一次大的战役，都给旗人增添一批孤儿寡妇”（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啸亭杂录》的作者昭梿说：“八旗士卒，多效死疆场，故丁口稀少。”满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统一贡献了自己的热血与生命。随着疆域版图的扩大、国内民族的增多，清政府不仅确定了“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理藩院，其“官制体统”与六部相同（《清圣祖实录》卷四）。
随着疆域版图逐渐扩大，人们的视野、心胸也逐渐开阔，人们思想中狭隘的“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民族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淡化，满、汉文化的对峙也基本结束，代之而起的则是夷夏不分的天下一家观念的形成。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皇帝的话就表达了这种思想：“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乾隆时期，在改建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时，其门额就是用满、蒙、汉、回、藏五种文字书写的，这也是“五族共和”、天下一家思想观念的体现。而承德避暑山庄周围外八庙的建立，更显示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生共存、亲如一家的观念。
满族统治者以自己的文治武功消融了汉族对其敌视情绪。而其“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随着清军的对外开拓而广布天下，为各族人民所接受，成功地解决了以少数治多数、以落后治先进的问题，既保证了满族自身利益，又较好地处理了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原因，满族在入关定鼎中原之前，就与蒙古族结成了牢固的联盟。这种联盟以政治的、军事的利益为基础，而以血缘的婚盟牢固之。在满族入主中原之后，仍然执行着满蒙联盟的政策，双方的和亲更是贯穿始终。
作为统治者的满族，面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反复强调“满汉一体”“不分旗汉”的民族政策，并努力学习汉族思想文化，最终使那些激烈反清的知识分子，放弃了反清的念头。如黄宗羲虽然自己始终不仕清王朝，却送自己的儿子参加撰写官修的《明史》，允许门生做清王朝的官员，自己也悟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道理。清王朝稳固的统治，使他能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写出《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这样的巨著，开浙东史学研究的先河。
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大量汉族的迁入，落后的土司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潮流，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为此，清政府强力推行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同时，清政府还在西南地区设立各级各类学校，推行礼仪教化，鼓励少数民族子弟上学、参加科举考试，并扩大了在这些地区的录取份额。对地处偏远、家境贫寒的学生，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教育，不仅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移风易俗。据《清史稿·赵廷臣传》记载：由于“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儒家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政治同化作用。文化知识的普及，减少了民族纠纷，有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和稳固。
康熙第一次南巡归途经山东曲阜，亲谒孔庙。图为《康熙南巡图》。
第四节 归向传统
满族是东北地区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靠武功而平定天下。在夺取天下并巩固政权的同时，也迅速地改变着自身。他们对汉族的文化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和政策，特别是对先进的、居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化，更是敞开胸怀接纳。还在皇太极时期，就选用汉族的知识分子充当官吏，接受了儒家文化中“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的理念（《清太宗实录》卷五）。所以，不仅从康熙时起恢复了科举取士的制度，而且还不断扩大取士名额，给汉族知识分子开辟了更宽广的入仕道路。清朝的皇帝非常重视对皇族子弟的教育，不仅要求他们学习汉族的儒家文化，而且还建立了系统的教育体系，所以清代皇子中文人辈出。此外，皇族宗室及贵族子弟也要入相当的学校读书，这样，从皇室到一般满洲贵族子弟都和汉族知识分子一样读经书，写文章。他们的汉化程度很深，不仅出现了康乾这样的文治武功超凡卓绝的皇帝，而且，有清一代的文学家中，出身满族者大有人在。由于与汉族的密切接触，至乾隆时期，许多满族人的满文、满语都荒废了。
康熙帝巩固统一、奠定疆域版图的武功为后人传诵，而其汉文化素质之高，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也是罕见。他5岁读书，非常热爱儒家传统文化，凡经、史、子、集、诗、书等都用心研读。他特别尊崇宋明理学，认为：“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愈解而愈难解矣。至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朱子有功于圣人经书者，可谓大矣。”（《康熙政要》卷一六）“朱子之书，驾乎诸家之上。”1684年11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归途经山东曲阜，亲谒孔庙，行三跪九叩之礼，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在大成殿中；后来又在他亲撰的孔庙碑文中写道：“朕敬法至圣，景仰宫墙，向往之诚，弗释寤寐。”（《清圣祖实录》卷一三〇）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并命学者编纂《朱子大全》《理性精义》及《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大清会典》等著作，这些著作至今还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必备文献。康熙皇帝对汉文化的认同及潜心向学，化解了一大批汉族士大夫对满族统治者的敌对情绪，甚至取得了他们的合作。在康熙所倡导、营造的这种浓浓文化氛围中，中华文化史上涌现出了一批一流的国学大师。
清朝的皇帝中，乾隆的汉文化造诣也相当深厚。乾隆时期，满汉文化的对峙已基本结束。他9岁开始读书，14岁开始写诗词文章，至20岁时，他编辑刊出了《乐善堂文钞》。在这期间，他“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集定本·序言》）。他重视、热爱中华传统文化，重视读书人，当政后，对看不起儒生的言行给予严厉驳斥：“人不读书……有不可救药者。……至于‘书气’二字尤其贵，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又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既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乾隆实录》卷五）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又下令组织编写《四库全书》，所收之书有两个来源：一是官方的藏书，二是从民间征集而来。乾隆还亲自裁定儒家经典要居诸书之首位，并强调：“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目，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圣谕》）《四库全书》的编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保护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方面，乾隆皇帝功不可没。他喜爱汉族的儒家文化，所以也如一般知识分子一样喜欢作诗，曾说：“若三日不吟诗，就若有所失。”在承德避暑山庄的同一座石碑上，竟刻有乾隆的六首御制诗。但是，他的诗很少吟咏“风云月露”，而是“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御制诗余集》卷二《惠山园八景》诗注）。以诗记政事，符合他的性格和身份。所以，他的诗史料价值很高。
由于皇帝及皇室的影响，满族涌现出许多对儒学兴趣浓厚的学者。对儒家文化的共同归依，使一些满族官员对汉族官员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最为著名的就是被誉为“清初第一词人”的满族人纳兰性德（1655-1685；他的父亲是康熙朝核心人物明珠，居相位多年）。纳兰性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祖先是明代海西女真的叶赫部首领。他22岁时中进士。纳兰性德才思敏捷，多才多艺。19岁时就写了《渌水亭杂识》，梁启超读此书后认为，“使其永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饮冰室文集》卷七七《〈渌水亭杂识〉跋》）。1678年他24岁时，第一次刊行词集《饮水词》。（顾贞观为其取名，取意于禅家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的经学造诣也相当高。但是，三百多年来人们喜爱他的原因，主要是他的词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一反传统的词乃“诗余”的说法，认为“诗亡词乃盛，比兴此焉托”。他用心去写词，所以，他的词才能“纯任性灵，一尘不染”，正如王国维所言，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人间词话》）。同时代的师友认为，他的词集历代名家词之优点，有“周柳香柔，辛苏激亢”的特点，即使“宋诸家不能过也”。当时，他的词不仅在国内“家家争唱”，而且还远播到了朝鲜。朝鲜人对他的词的评价是：“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他的好友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纳兰性德不仅用真情、真心去填词，而且也珍视与朋友间的友谊，“好宾礼士大夫”，结交了当时一大批著名文人，包括顾贞观、吴兆骞等。与这些文人交朋友，他从不摆贵族的架子，对他们的言语不恭之处，宽宏大量；还为他们的生计、困难多方奔走，设法解决。江苏吴江人吴兆骞被称为“惊才绝艳”的一代奇才，在顺治十四年的南闱科场案中受牵连被判远戍宁古塔。纳兰性德本与吴兆骞不相识，但被其词所吸引、感动，答应友人顾贞观的请求帮助营救。康熙二十年，吴兆骞终于回到了北京，在好友为吴兆骞接风洗尘的宴席上，纳兰性德第一次见到了吴兆骞。纳兰性德的义举深受汉族士大夫的赞誉，被传为佳话。
纳兰性德的词传世至今的约有350首左右，这些词可以说是他的真情告白。现录其与爱妻暂离别及其妻去世后的悼亡词各一首，以示其词的“凄婉处”与“宋诸家不能过也”的独特魅力。
——《寻芳草·萧寺纪梦》
——《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能为此词者，汉人有几个？
满族在对国家实施管理的这段时期里，不仅自身归向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他们和各族人民一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
明清统治者开始以共同文化确定国家成员的身份，将文化的认同与国家的认同联系起来，使中华民族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呈现出全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