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天可汗，四海一家

第一节　开放、开明的民族政策

隋唐时代一直是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在将近三百年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政治清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民族关系融洽，当仁不让地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傲立于东方。

隋唐的辉煌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密不可分。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一时期，我国各民族之间关系之融洽是古代历朝历代中罕有其匹的。如同它的文治武功一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大交融，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此汉族非彼汉族，且各少数民族也是今非昔比了，无论血缘体质还是文化精神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民族交融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是改变了人们的民族观念，“华夷之辨”“夷夏大防”等民族隔绝状态下的陈旧思想被一种更加开放、更加博大的胸怀所取代。

唐朝史学家杜佑在所著《通典》中认为：“缅维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因此实际上“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他将造成华夏与诸夷后世巨大差别的根源归结为物质环境的迥异，即所谓的“地”与“气”。这种观点破除了相沿已久的中华与夷狄“种类乖殊”的偏见，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隋唐两朝皇室均兼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血统，在所谓华夷问题上抱持一种开阔的胸襟自不足怪。隋文帝杨坚曾说：“朕受天命，子育万方……圆首方足，皆人类也。”唐太宗告诫臣下“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因此“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寇雔”。

在处理民族事务时，隋唐统治者选择了“修文德以来之”的政策。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治国经验：“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对待各族人民一视同仁，无分彼此。薛延陀投降后，即令赎还曾被其奴役的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劳动者；对内附的“四夷降户”与汉民同等对待，“附从宽乡，给复十年”，不偏不倚，真正做到“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故归我者，则必善之”。

鉴于汉武帝穷兵黩武不仅所获无几，反而疲敝中国的后果，隋初和唐朝诸帝都较好地奉行了偃革兴文、布德施惠的方针，尽量避免两败俱伤的战争破坏，放弃对虚名私利的追逐，而代之以寻求名实相符的和睦共处。作为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面对众将提战胜之师东指高丽的请缨，高祖淡然地说：“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语述朕此怀也。”不仅不对其他政权“威之以兵”，而且主动“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这种“以仁为宗，以刑为助”（《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篇》）的方针在处理民族关系中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贞观初，岭南少数民族冯盎等叛乱，群臣中大多主张诉诸武力。太宗不许，派使持节宣谕，避免了兴师动武，使得南方平安，皆大欢喜。

唐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保障民族自治的羁縻府州制度。羁縻府州的最高长官都督、刺史均由当地民族首领担任，且职位世袭，中央只派汉官参治。羁縻府州内的财政贡赋也不必上交中央。羁縻府州对中央政府的义务只是定期朝贡和出兵助战而已。唐对于归附的少数民族人民实施轻徭役、薄赋税、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优惠安抚政策，以使“民无故而不思骚动，尽其力而各司其业”。

隋唐在文化上的成就使之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秉持兼容并包、一体待之的姿态，充分地显示了自信和从容。唐时境内大部分少数民族流行的宗教都和中原地区的不同，如北方民族多信萨满教，西北人民多信伊斯兰教，而西南地区佛教流行。其他各种宗教信仰几乎都有或多或少的信众。因此，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信众是保证民族团结的关键之一。隋唐实行的诸教并奖的宗教政策，对各种外来宗教均采优容态度。伊斯兰教于唐时由西北民族带入中土，唐时长安一百多万人口中，穆斯林近两万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一般都建有清真寺，依故俗举行宗教活动，对此政府并不干预和阻挠，反而时常资助他们举办宗教活动。其他如祅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又称明教、明尊教）、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等均在唐境得以合法传播。这种宽松的宗教政策为民族交流顺利开展创造了合宜的氛围。

唐朝对少数民族实行主动的怀柔招抚政策，将民族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合作互利的基础上，因而赢得了他们真诚的拥护。公元630年（贞观四年），西南民族首领尊请唐太宗为“天可汗”。此后，各少数民族相继奉唐皇为“天可汗”“天至尊”，并开“参天可汗道”，唐皇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主。

第二节　唐蕃和亲

唐朝与周边民族政权多有联姻，有唐一代，仅有案可稽的少数民族向唐请婚的活动就有四十余次之多，共有二十多个唐朝公主肩负加强民族团结的使命，离开烟雨京华，远赴边疆。通过和亲，唐和突厥、吐谷浑、回纥（后改称回鹘）、南诏、吐蕃、奚、契丹、宁远国等八个民族政权结为舅甥关系。这些公主以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奉献精神谱写了民族亲情的颂歌。

在这些和亲事件中，文成公主入藏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例。隋唐以前，青藏高原上尚处于多个游牧民族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状态。唐初，松赞干布统一高原各部，开疆拓土至与唐毗邻，建立了空前强盛的吐蕃政权，文治武功堪称一时之盛。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皆尚唐公主，遂遣使向唐求婚。民间流传着许多优美的传说，为这一过程抹上了浪漫的色彩。松赞干布的使臣嘎东赞在和众多的求婚者角逐中，以过人的智慧和胆识脱颖而出，为藏王赢得了公主，也为吐蕃争得了荣耀。

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辞别长安，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征途。公主入藏有大批中原工匠、乐队随从，并携带大量金银、珠宝、丝帛和作物种子、手工艺品以及各种书籍。见诸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记载的就有：释迦牟尼佛像、奇珍异宝、金玉书橱；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卜筮之书30种、经典文献360种、可治404种疾病的医方100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另有绸缎、文物、牲畜等。这不啻一次中原文明的博览会，借此机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吐蕃人民面前。文成公主在沿途还教当地藏胞垦田种植、安设水磨、编制绳索、制作甜食等技术。文成公主博学多才、笃信佛教，在她的指导和影响下，佛教在藏区兴盛起来。文成公主在中原汉族和高原藏族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此以后，中原地区的碾磨、纸墨等产品，农具制造、纺织、制陶冶金等生产技术也先后传入吐蕃。高原藏区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文成公主的功绩受到藏族人民的世代传唱，文成公主入藏以及随后的金城公主入藏已经成为汉藏两族亲密无间的友谊的象征，深深地铭刻在两个民族的历史记忆里，并构建了两个民族和谐共处的心理基础。在公元822年树立的唐蕃长庆会盟碑中对此有明确表述：“神圣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与唐主太宗文武皇帝通聘和亲，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此后神圣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中宗）圣文显武皇帝重结旧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永崇甥舅之好矣……重寻甥舅之盟，何日忘之。”

第三节　黠戛斯回归

黠戛斯是我国西域一个古老的民族，唐以前被称为坚昆、结骨、契骨等，隋唐之际始以黠戛斯之名行于世，是当时西域强族，鼎盛时期一度降服回纥，建立大黠戛斯汗国。黠戛斯与众不同的是人种，据史载和考古发掘，黠戛斯的族众分属两个种族，主体是“身悉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白种人，然另有黑发、黑睛的黄种人，他们自称“（李）陵苗裔”。考之于史，似也有案可征，李陵乃汉朝名将李广之孙，公元前99年以骑都尉统兵五千，出击匈奴，兵败而降。匈奴封其为右贤王，主剑水所出的叶尼塞河流域。因此，唐时的黠戛斯中的黄种人或即来源于当年李陵统领的汉军旧部和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他族部民。

至唐时，这些“李陵苗裔”仍以中原汉民自处，并因其姓李而与唐皇室攀亲。

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黠戛斯首领俟利发失钵屈阿栈亲自入朝，受到太宗隆礼接待。俟利发主动请求称臣内属，唐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受燕然都护辖制。

黠戛斯在唐时的回归，不仅有政治、军事上相借重的考虑，也有文化和血缘上的认同因素。黠戛斯的黄种人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原血统，唐也乐于承认黠戛斯与自己同宗，对中原血统的认同为双方的交往增添了强大的亲和力。双方还有意强化这一点，“叙同姓以亲之”，使双方关系平添了浓浓亲情。

第四节　唐诏盟誓

“在唐代，几乎找不出民族团结的事件能够舍弃盟誓的。”除了婚盟之外，唐与少数民族之间还有大量政治、军事的盟誓。比如和吐蕃就有八次会盟，公元783年（建中四年）的清水会盟和公元821年（长庆元年）的长庆会盟均于盟后勒石为碑，以贻戒子孙。长庆会盟后分立于逻些和长安的石碑至今犹在，成为汉藏世代友谊的见证。

唐和南方的南诏政权的关系跌宕起伏。云南一带初有六个部落联合体，南诏只是最南部的一个。后来在唐朝的支持下，南诏统一六部，因此南诏国建立后，长期依附于唐，为唐的藩属。南诏前后13个王中有10个分别接受唐朝封授的“刺史”“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等官职，并通过和亲与唐结成舅甥关系。南诏社会各方面都深受汉文化影响。

安史之乱后，南诏曾一度亲近吐蕃。但终因不堪吐蕃的压迫，又转而归向于唐。公元749年（贞元十年），唐和南诏会盟，双方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这次会盟的过程，《蛮书》中有详细记载“贞元十年，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谨请西弥河、玷苍山神祠监盟，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请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双方约定共击吐蕃，永无二心。此外，各自安边保民，互不侵扰。会盟后，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赐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唐与南诏四十多年的干戈化为玉帛，南诏也再次纳入唐王朝的管辖之内。

第五节　高句丽人的内迁

高句丽，出于秽貊或夫余，亦有以为出于高夷、商人或炎帝者，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西汉年间，夫余人朱蒙在汉武帝所设玄菟郡高句丽县辖区内建国，而称作高句丽。该政权从公元前37年延续至公元668年，历时705年。高句丽长时间称雄东北边疆地区，但相对中央王朝，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各政权，一直处于臣属地位，接受册封，如《通典·边防·高句丽》所说：“自东晋、宋至于齐、梁、后魏、后周，其主皆受南北两朝封爵。”唐朝建立后，高句丽又主动“上封域图”。中间一度“不臣”，致遭隋、唐征伐。如唐太宗所说：“辽东旧中国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师者四，丧律而还，杀中国良善不可胜数。今彼弑其主，恃险骄盈，朕长夜思之而辍寝。将为中国复子弟之仇，为高丽讨弑君之贼。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用将士之余力，平荡妖寇耳。”（《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

公元668年，高句丽为唐朝统一，其辖境归唐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族人大部分被迁到内地。据统计，高句丽灭亡时，高句丽族人约70万，迁居中原各地区近30万，投奔靺鞨（渤海）约10万人，散奔突厥约万余人，一部分散居辽东各地，他们大多数后来都融入汉族之中，小部分融入周围各族。仅约十万人投归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后融入半岛民族。两唐书中高句丽族人泉男生、高仙芝、王毛仲、王思礼、李正己等都有传，他们作为唐朝臣民，为唐朝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故青史留名。

第六节　有容乃大

在天下一统和各族人民和睦共处的政治环境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充分展开。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超迈前代。

唐时的强盛铸就了唐人恢弘开放的气度，在向少数民族学习中少了许多作茧自缚的束绊，而多了许多无所顾忌的洒脱；少了许多瞻前顾后的犹疑，而多了许多不拘一格的豪爽，以至有唐一代的中原文化呈现一派“胡气氤氲”的景象。西域的胡食如烧饼、胡饼搭纳等都成为唐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时行胡饼，俗家皆然”。回鹘豆、波斯枣、偏桃、西瓜、野悉蜜等作物新品种也在中原落户。与此同时，中原的艺术中也浸染了浓厚的少数民族特色，唐朝十部乐大部分是少数民族的音乐，如高丽乐、龟兹乐等。所用乐器也琳琅满目，各族乐器荟萃一堂，各展所长。号称“诸乐之首”的“燕乐”所用的乐器就有玉磬、方响、挡筝、筑、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弦、大小笙等中外乐器二十多种，唐代音乐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西域绘画的技法别具一格，隋朝的于阗人尉迟跋质那及其子尉迟乙僧是西域画家的杰出代表，“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他们带来的凹凸画法丰富和发展了中原的绘画技法，受到时人的推崇。

由于权贵们的示范作用，少数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也被中原汉地所接受。打马球、化胡妆、穿胡服均在社会上风靡一时，以至元稹《法曲》里慨叹：“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就连唐人的气质和社会风尚也浸润了胡风胡气，而展现出不同于汉晋谦谦君子之风的气象。男儿负气尚侠，追求功名；女子抛头露面，不拘古礼。

另一方面，通过文化的交流，少数民族从中原获益颇多。汉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大大改善了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在少数民族相继内附和文化互摄全面开展的情况下，唐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给他们很大的影响，许多民族政权的建设都是直接以唐朝的政治制度为样板稍加损益而建立起来的。在羁縻府州长官“请颁正朔”“请颁历行年号”的请求下，唐的历法被各羁縻府州奉为正统。

其次，车书混同。在唐境内，许多羁縻府州将唐中央文字作为其官方语言文字，在公文史籍中应用，并在社会上广为提倡。应羁縻府州长官的要求，唐派汉族文人代为表疏，在中央国子学和太学中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向少数民族地区赠送汉文典籍，在民族地区开设学校，传习儒经等，为少数民族培养了一大批博古通今、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公元754年（唐天宝十三年）下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已后，其岭南五府官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迭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仍委迭补，准其考试，有堪及弟者，具状闻奏。”（《唐会要》七五）岭南儒学之盛，已引起中央重视，由此扩大在岭南擢用的人才比例。对于岭南的教化之功，后人也多有褒赞：“爰自前代及于唐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宇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同于中夏”（《太平寰宇记》）。今天在新疆若羌等地发现了大量汉文书写的籍账、过所、市券、书信等文书，及《诗经》《文选》、典言等书籍残页，充分表明汉文化已经成为许多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语言文字的传播带来了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这就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潜移。藏传佛教即有汉地佛教的明显痕迹。东北的渤海国长期感受儒家精神的濡染，而“稽古有文，颇极一时之盛”。西域高昌王朝俨然是汉文化在中亚的一个样板，其王热衷儒学，不仅于坐室画鲁公问政于孔子像，而且兴办学校，以民族语言讲授《毛诗》《论语》《孝经》等；高昌国民还普遍崇信汉地传入的道教天帝神和佛法，无论是生活习俗还是意识形态都深度汉化了。

唐代的民族政策以宽容和谐为主流导向，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民族团结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