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北方民族，文化重塑

自西晋至隋三百年间的中国北方，民族交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汉、匈奴、羯、氐、羌、鲜卑各族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了血与火、情与爱的故事。

第一节　一般大势

公元280年，西晋结束了三国分裂局面，一统天下。可惜，这个政权十分腐败，自相残杀，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在西晋短暂统一时期里，天灾人祸相继，各族人民流离失所。西晋统治者压迫各族人民，弄得民不聊生，人民纷纷起义。结束西晋统治的是匈奴族的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刘渊之子刘聪相继攻陷洛阳与长安，西晋统治终结。晋朝王室移往江南，司马睿在江东重建政权，是为东晋。南北互相对峙，北方文化的主旋律表现为各民族的冲突和融合。

由刘渊推翻西晋至隋统一，北方经历了十六国和北朝两个时期。十六国时期北方呈现分裂局面，其中氐人政权前秦在杰出的政治家苻坚的率领下统一了北方，并使社会经济有所恢复。而一场“淝水之战”，使北方再次陷入分裂的局面。鲜卑族北魏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十六国的结束。北朝开始，与南方的南朝对峙。北魏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统一了北方，在文化上也开展了空前的统一与建设运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程。北魏经孝文帝改革而强盛，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对北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制度还是一般习俗，鲜卑族自身都发生了巨变。北魏后期政治腐败，人民起义连绵不绝，内部分崩离析，北魏被肢解为东魏与西魏，后分别演为北齐北周，遂有北齐北周的对峙。北齐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所建，北周为鲜卑宇文氏创立。北周厉行改革，最后统一北方各族，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再统一创造了基本条件。至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国，这三百多年的北方各族因互相融合而出现了全新的文化景观。

第二节　族群新貌

首先，所谓北方汉族无论是在体质还是文化形态上都与两汉时期有了巨大的差异。一些原来本不是汉族的群体现在加入了汉族的阵营，汉族空前地扩大。一些汉族因与各族发生婚姻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本身异质化。所以，汉族已不是原来那个汉族，而是新汉族。

其次，所谓“五胡”经过三百多年的相互接触、广泛冲突与融会，本身已发生质变。匈奴、鲜卑、羯、氐已从整体上消失，羌人除了少量部族外，主流也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这一重大的民族变局是前所未有的。两汉时期，汉王朝与匈奴的冲突尖锐，汉王朝的实力远较西晋王朝强大，无论是战争的规模还是和平的力度，汉王朝统治时期，汉匈的交流程度都远比西晋时期为深，但是，匈奴的鲜明个性却保持着，并没有因外在压力强大而屈服。那时的匈奴虽然控弦百万，英武雄健，屡窥边关，其凌厉的气势主要张扬在朔漠大野之中，并未入主中原。像刘渊这样在中原建立政权，统治各族人们，在匈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是，这种统治最终却带来了匈奴自我的改变，这是为什么？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无疑是北方世界里最为强大的政权，在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岁月里，北魏傲立神州，鲜卑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然而，鲜卑族却从历史长河中逝去。这种现象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最后，这时的北方民族融合不是双边融合，而是多民族的广泛融合。如匈奴之铁弗部，多是匈奴男子娶鲜卑女子所生，是一个匈奴、鲜卑交杂而成的新的部族，而这个部族却又要以大夏为国号，表现出崇尚汉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羌人与汉融合，可羌人也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鲜卑化倾向。北魏鲜卑族推行汉化，是北方最明显的民族融合事件。这种多民族的文化融合奠定了文化统一的基础，唐宋宏大的民族文化洪流，与这种空前的民族融合存在着内在联系。

第三节　文化动力

这三百多年间的北方，众多民族交杂，起初文化差异明显，且冲突不断，何以最终能汇成民族文化的雄浑交响呢？

这其中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仔细分析，有如下一些因素颇值得关注：

（一）北方各族的活动舞台，不是原先各自居处的故土旧疆或者穷乡僻壤，也不是仅仅在边地掠夺男女与牛羊。他们在中华民族文化舞台的中心驰骋，在中原逐鹿，故其境界和目的与昔日完全不同。这三百多年间，活跃于北方的各族人民已不是像过去那样谨守旧土，或者是一度杀入中土，掳掠一阵后便重回故土，而是将中原当作了故乡。三国时期的杀伐，使北方土地上人口锐减，西北诸郡遂有各族迁入居住。北方大族匈奴五千余户在西汉末年即南归汉王朝，汉割并州安置之，匈奴人即大举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其部落所处郡县，与一般汉族编户齐民一样，只是不输贡赋。匈奴在这种相对安宁的环境下发展很快。曹操将其分为五部，选匈奴人地位高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管理这个群体。各部大致居住在今天的山西境内。西晋建国之始，又有二万余户南归，晋将其安置在今陕西境内。284年（晋太康五年），有匈奴29300人归来。286年（晋太康七年），有匈奴各部十余万人归来。次年，有匈奴1.5万人归来。各族人民的内迁杂处成为西晋时期的重要的文化现象。

居住在中原地带的原边地各族的心态完全不同。古代中华文化的区分，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地域标准。一般说，人们把中原一带称为中、华或夏，边地则称夷，或者蛮夷。只要在中原地带，就是中国，就是华夏，而在边地，则称蛮夷。称蛮夷戎狄并不全是蔑视人。如对儒家圣人，人们一点也不忌讳他们的出身，说舜为东夷之人，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等，没有贬义。但在事关王权的时候，中国便成为权力的代表，是统治的中心。鲜卑慕容儁在建立大燕政权后，便对东晋使者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天子吧，我为中国所推，已为皇帝了。既然是中国皇帝，那就是正统的政权。而在江南的政权是不合法的。就连一般的史学家也这么看，如把东晋称为偏安政权，也就是说不是正统的政权。北方各族政权都这么认为。苻氏氐人的前秦政权的正统感很强，苻坚最放不下的是：“东南一域，未宾王化”，时刻想着“薄伐南裔”。很明显，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中华文化的主人，而东南边裔是蛮夷。北魏孝文帝主持一次关于“帝德”的讨论，因为有人否定刘渊以下至于前秦后秦等政权的合法性，中书监高闾发表了气势雄健的演说，力主北方政权的合理性，其中的一项主要依据就是这些政权建立在“中国”。高闾说：“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魏书·礼志》）明确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入主北方的政权，居于中原，定都于长安或者洛阳等历朝古都，这就是正统的王朝，就是中国，而一旦离开了这片土地的王朝，就是蛮夷，所以东晋、南宋、南齐都是僭拟伪政。这是古老而正统的文化观念。具有这种主人心态的王朝，必然要继承主流的文化。北方各族政权由于占有文化地理中心，因而对自身的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他们放弃一些固有的文化传统，都与占有中原这片特殊的土地有关。

（二）这三百多年的北方各族都有一个情结，就是对汉王朝的怀念与仰慕。汉王朝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并培育了多元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实施灵活而有弹性的制度，创造飞扬而浪漫的艺术。国力强盛，生活富裕，社会相对安定，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分裂相比，不啻天壤。西晋政权十分腐败，北方各族政权没有认同感。除了东晋的司马氏继续扛晋的旗号，北方十六国没有谁再建一个什么晋政权就是一个证明。西晋统治者对各族底层民众压迫深重，十分不得人心。汉王朝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时间把它令人不愉快的一面冲淡了，所以它是令人神往的。就像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所向往的周礼一样。

刘氏匈奴所建立的政权为汉政权，而政权的主体是匈奴的屠各部的成员，他们对政权的名称为“汉”没有什么异议，这说明刘渊称“汉”是明智的选择。当时的矛盾主要不是汉匈矛盾，而是晋王朝与各族民众的矛盾。尽管在军事上，刘渊的军队有摧枯拉朽之势，但他们感到自己缺乏感召力，需要一种文化资源去整合晋王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刘渊这样说：“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当年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冒顿，约为兄弟，这是真实的历史。至于刘渊是否冒顿之后，实难确定，有学者指其为假托，或有可能。然而，刘渊坚持是汉氏之甥不移，正代表着当时的普遍文化取向。晋王朝已不得人心，汉王朝是一个过去的辉煌，缅怀它，是对社会繁荣、国力强大的时代的向往，并不一定是向往做一个汉族。从刘氏匈奴汉政权对汉人反有排斥这一点可以看到当时普遍崇汉的实质。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以汉为名的政权还有成汉，为巴氐人李雄所建。并不因为有一个“汉”字，就与东晋这样的汉政权十分友好。李雄成汉政权反倒被汉人政权东晋消灭了，这再次说明，建立以汉为名的政权只是表达对两汉王朝辉煌岁月的向往，可能有一点让汉族民众的心理得到安慰的动机，但不是一开始就是汉化政策。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除了明确带有“汉”字以外，其他所谓赵、魏、秦、燕等，都有一种对先汉各部族的崇拜趋向，这都是周代的诸侯国而不是蛮夷戎狄的部族名称。选择这些国名，大多与当时各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也有对文化传统崇拜的意思。

（三）北方各族是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中华民族有一份文化遗产，自上古各族人民开创，于秦汉时期基本定型，这就是先秦两汉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文化典籍。在当时的世界，没有一个文化种类能与这种文化资源匹敌。这是民族的共同遗产，在汉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运用，因而汉王朝是这一遗产的最全面而直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这些先秦两汉的典籍也便成了汉王朝文化的代表。它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无论是儒学经典、诸子百家之书、史家撰述，还有辞赋乐府，自汉王朝流传下来的这些典籍成为后代王朝和民众的共同遗产。这些典籍主要是先秦典籍，但经过秦火之后，这些典籍主要在汉代经过重写而流传，所以，把传统文化典籍视为汉遗产也很正常。汉王朝自己也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堪称经典。当时北方民族对汉典的崇尚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在中原之地的高水平的主流文化的崇尚，是对文化传统的崇尚。北方民族的领袖对汉文经典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使他们在占领了中原故土的同时，把文化传统也真正继承了下来。

北方各族政权继承文化传统是通过阅读汉文经典来实现的。匈奴人刘渊自幼喜欢《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其爱读《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史记》《汉书》等，诸子百家之书也无所不观。刘氏一门，究通经史、诸子百家、诗文赋颂，并擅长书法。他们对汉典的精通程度远比西晋的皇帝深。鲜卑慕容氏的皇族精通经学，懂天文，亲自到学校教育子弟，并编写教材《太上章》《诚典》，宣扬儒家文化。氐人苻坚博学多才艺，即位后，一月三临太学，使周孔微言不坠。赫连勃勃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学，当着刘宋的使者口授回书，令舍人书写，使得南宋的土包子皇帝刘裕也自叹不如。北方各族政权为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由于各族政权对汉典的普遍崇尚，于是在自我的身份确认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对汉典传统的皈依倾向。各族政权在表达他们的身份时，将文化身份作为种族身份的标志，事实上是将自己的种族身份隐去。各族统治者纷纷在汉典的传统故事里寻找自己的族源，于是，中华民族的阵营急剧扩大。匈奴刘渊认为自己是汉之外甥，赫连勃勃称自己是夏禹之后，鲜卑慕容氏认有熊氏为始祖，而拓跋氏则宣称自己是黄帝后裔。事实上，各族统治者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族源跟传统汉典所记载的伟大帝王接轨联宗。

传统的阴阳五德终始的历史观对北方各族政权的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它们不仅在族源上努力与德治传统接轨，在政权性质上也十分讲究循着五德转移的模式进行形象识别，表明政权的正统与传统。汉为火德，火生土，魏即是土德，土生金，则晋为金德。慕容儁建立的燕所行的德是水德，旗帜尚黑。为确定北魏行什么德政，孝文帝在朝廷上举行了大规模的讨论会，一种意见是承晋金为水德，一种意见则是承前秦火德为土德。讨论会水平之高，对传统之精通，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孝文帝自己也是一个专家，其对周秦经典的熟悉程度，当时的南朝皇帝是很难达到的。所谓的汉化政策实际上是对一个伟大传统的皈依，是对一种文化欣赏崇拜的必然结果。

北方各族人民在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背景下走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文化共同体。北方民族融合的历史，生动地说明：文化是民族的形成与维系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