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四海一统，九州攸同

第一节　文化根本的确立

战国后期，地处西北荒野、一向被中原视为西戎的秦国励精图治，广纳贤才，终于成为“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并于公元前221年扫平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集权的封建帝国。随后，秦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措施，以巩固统一形势。继秦统一中原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王祚最久的朝代，历时四百余年。汉朝继续实施卓有成效的巩固中央集权的政策，成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巩固发展的重要阶段。

秦汉时期，中华文化主体的基本形成，得益于秦汉统治者的诸多措施：

（一）汉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指出：战国之时，“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各国的文字虽基本相同，但字形繁简和偏旁位置却有较大的差异，对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当不利。秦朝建立后，李斯受命统一文字，他以秦篆为基础，制定小篆，写成范本，推行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行文字的统一。汉代流行隶书，当时称为今文，而小篆及先秦的其他文字则称为古文。以后历经东汉、三国和东晋书法家的改进，创造出楷书这一通行至今的书体，汉字实现了规范化。汉字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媒介，在传播华夏的辉煌文明、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统一方面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力。

为配合文化统一，厘定和统一字义、词义的工作也同时展开，早在先秦，即已开始有辞书、字书的编撰。传世至今的第一部汉语词典《尔雅》即于战国开始编撰，最后完成于西汉。两汉时期完成的字典辞典代表作还有扬雄的《训纂篇》以及他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所著的《方言》，东汉刘熙的《释名》，许慎的《说文解字》。大量字书、辞书的编撰，顺应了全国政权统一后各地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同时也促进和加强了这种时代的统一大势。

（二）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有感于思想领域诸说并行，一些食古不化的读书人以古非今，散播裂土分封的言论，妨碍国家统一，遂断然采取了焚书的措施，并下令禁止私学，只允许“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尽管统治苛暴的秦王朝很快就自食其果，在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人民起义中被埋葬，但是自秦开始的统一行政、统一文化的措施却被各朝各代所遵奉和强化。汉初暂行黄老之术，到汉武帝时，经董仲舒、公孙弘等《春秋公羊传》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鼓吹和政治实践，“天人相与”的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大一统”的政治主张、“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以及“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的施政准则得以确立，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实现了儒法的合流，树立了孔孟学说的统治地位，奠定了民族认同的基础。

（三）移民浪潮的开始。秦汉统一全国后，中原地区的人口流动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移民浪潮。首先是流动范围大大地拓展了，不再是一个诸侯国内部的转移，或是从一个诸侯国迁往邻国，周游天下的侠士和辩士毕竟是零星的和小规模的，而秦汉时期在统一王朝的疆域内，长途跋涉数千里、历时数月的移民行动则不在少数。其次是迁徙规模大，动辄上万人，浩浩荡荡地移居异地。每一次移民实际上都是一次文化的转移和传播，最终使全国各地的文化差异缩小，共同点增多。在王朝的军队里，我们能见到各族战士的身影。

由于这些措施的推动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秦汉统治区内初步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秦建立后即“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采取一系列措施经营国防。继起的汉朝在此基础上在各个方向又有所开拓，从而确立了东自辽东，西及帕米尔高原，北起长城，南至百越，纵横各数千里的广袤疆土。以长城为界，其整个南部都成为秦汉人民活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民从事男耕女织的小农经营，和其他游牧民族之间具有鲜明的界线，形成“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史记·匈奴列传》）的格局。在这个广阔的疆域内统一度量衡、修驰道、统一车轨宽度、统一货币，这些措施有利于秦汉统治区内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一个建立在各地区互补交流、密切合作的基础上的经济实体初步形成。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吸引，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得到推广使用，地区方言也因长期交融而日益接近。儒家伦理规范深入人心，成为指导人们言行的共同准则。宗教观念则以敬天祀祖为核心，同时也相信万物有灵，对各种宗教信仰兼容并包。居处则往往合族而聚，重视家族宗法，形成根深蒂固的同姓同宗的宗亲观念。概括言之，即是《中庸》所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凡此种种，都表明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和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已然成型。

第二节　汉族族称的确定

先秦时期，中原的主体民族称为“夏”“华”“华夏”，或以王朝名称之。在华夏族内部，诸侯国之间则互以国名区分。秦始皇统一诸夏后，区域内的属民被他族呼为“秦人”，因其自认居天下之中，亦称中国人。

“汉”作为族称源自汉代。由于汉朝存在了四百多年，在我国历史上和民族关系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族称不仅用于指称汉朝，也成为这一族体的通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甚至逐渐取代“夏”“华”和“华夏”而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汉”最初是用来指称秦亡后趁机崛起的义军中的刘邦一支，由于他被项羽分封到险峻的汉中为汉王，故其军队以汉军为名，及至刘邦扫平天下，建立政权，便以汉为其王朝之名。从此，在汉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都广泛地使用“汉”这一名称，如汉军、汉兵、汉吏等，此时的“汉”尚与汉王朝政权有较密切的联系，打上了较深的王朝名称的烙印。汉武帝之后，又出现了“汉人”“汉民”之类的称呼，例如，公元前101年（武帝太初四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复征大宛，围攻宛城，城内贵族杀死其王向贰师将军请和，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平帝时，中郎将平宪奏称：“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地。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到了东汉，“汉人”和“汉民”之类的称呼愈来愈多起来。公元33年（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书提到，“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公元136年（顺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书建言：“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和汉前期相比，这时的“汉”已经不知不觉地转换成了人们共同体的标志，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渐趋淡化，纯粹作为族称之“汉”已经呼之欲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汉民”之类称呼不但没有随汉朝政权的覆灭而退出历史舞台，反因为入主中原的民族成分更加复杂，而时常见诸时人的言论和典籍。隋唐及以后的历朝，除以朝代指称人民外，“汉人”“汉民”也始终被沿用。如南齐王融在上世祖武皇帝的疏状中称，“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匈奴，备诸觇获”，以汉人与匈奴对称；又如，《水经注》中说，“吐京郡故城，即土军县故城也。胡汉译言，音为讹变矣”，以汉语与胡语并举。大唐不但被称为唐朝，且可被称为汉朝。可见，“汉”已成为稳定的族称，广泛地被各民族人民使用来作为他称或自称了。

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因其在我国境内分布最为广泛，人口最为众多，文化最为先进，自然成为我国的主体民族，对我国历史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对于汉族这个强大的族群，以一般的民族概念是难以解释的，它的文化复合程度，族群的交融程度，与现代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存在很大差异，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共同体。汉族内部的差异，在有的时候远远大于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汉族是一个以汉字文化为基本交流工具、以汉字经典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文化共同体。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文化得以长盛不衰的一种保障。

第三节　汉匈和亲

对匈奴的战与和，是秦汉民族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匈奴族发源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是先秦时期的北方诸族相互交往融合并吸收周围各族人民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强大族群。莫顿任联盟首领时首次统一了广袤的大漠，控地东尽辽河，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以长城为界，与中原王朝相抗礼，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从而结束了中国北部边疆各族群长期不相统属的分散局面，成为秦汉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政权。时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强胡”即是匈奴。

鼎盛时期的匈奴和中原王朝屡有争战。西汉前期，在对匈奴的战争中一度处于劣势。直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空前强大，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条件，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汉武帝连续发大军出击匈奴，使匈奴遭受重创。尤其是公元前119年的战役，把匈奴的势力彻底赶出了河套及其以西地区，“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抛开匈奴与秦汉的争战，友好往来也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在双方绵长的交界地上，中原人民和匈奴人民之间物质产品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从未中断。这一过程中，发达的秦汉文化居于优势地位，双方交流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匈奴对中原文明的吸收和移植，如“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自呼韩邪单于之子复珠累单于始，谥号皆加“若鞮”。匈奴族本没有文字，但同时，匈奴与汉朝之间又有大量的书信往来，显然，这些书信只可能是用汉文书写，一些典籍和文物为此提供了佐证。生产技术上秦汉对匈奴影响更大。在和农耕民族长期比邻而居的过程中，匈奴也逐渐产生了农业，吸收引进了许多优势的生产方式和工艺，比如匈奴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的丰富的畜牧经验，就被汉人所借鉴，为汉地的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所谓“自古凉州畜牧天下饶”，凉州的成就与毗邻的匈奴是分不开的。休屠王的儿子金日归附汉朝后，以丰富的养马经验博得汉武帝的赏识。

人是文化的最活跃的载体，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人的接触，人民的错居杂处则是文化融合的较高形式，其结果不但是带来了文化的传播，还能够产生血缘的融合，消弭了民族之间的种族界限，促进民族间的认同。历史上有大量的民众脱离自己的种族，加入到另一边的种族中去，他们不自觉地担当了文化使者的职责，为先进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大漠自然环境恶劣，人类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灾荒时节，为生活所迫，往往有大批的部民背井离乡，其中很多就流落到南方的中原地区，融入汉人的洪流中。还有一部分，由于内部的矛盾激化，或在部落争斗中失利而亡奔中原。此类事例，史不绝书。《汉书·匈奴传》《史记·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都记载了大批归附而受封的原匈奴王侯。汉人流入匈奴的原因也很多，他们或是被匈奴劫掠而去的边民，或是辗转被贩卖到匈奴的中原人民。仅汉文帝三年到昭帝元凤三年百年时间里，匈奴在边塞掳掠的汉民就多达十万以上。匈奴还从他族购买了数量可观的汉人奴隶。公元78年（永初三年），南单于一次归还所抄汉的穿井、筑城、治楼、冶铸等技术。

当然，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原在输出文物制度的同时，也从匈民及羌族掠卖转入匈奴者万余人，被劫卖至匈奴的汉民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另一部分是汉匈战争中的战俘和降卒，仅有案可稽的就超过十万人。三是自愿逃入匈奴境内的汉民。每逢中原战乱，都有大批人民避走大漠。汉时侯应上表指出：“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匈奴中乐，无奈侯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显然是屡禁不止。

汉匈和亲是汉匈历史上值得浓墨渲染的一笔。双方通过缔结婚姻结为姻亲，密切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战争，加强了双边的友好往来，为生产的恢复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唱千古的佳话。汉匈和亲历史上有好几次。和亲政策最早是刘邦于公元前198年确定的。平城战败后，汉高祖采纳了建信侯娄敬的对策。娄敬认为：“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久远子孙为臣耳。”据此，他提出三个对策：其一是嫁长公主与单于，用嫡长公主的尊崇地位满足匈奴单于的荣誉感，确立汉对匈奴在姻亲关系上的上游地位。其二是送给单于大量的物品，用丰厚的物质利益诱使单于放弃穷兵黩武的掠夺政策。其三是输出中原的精神文明，以期逐渐熏陶匈奴从性贪暴进至温良儒雅，明辨长幼之序、甥舅之礼，以强化和亲的效果。

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于是派娄敬为使者与匈奴缔结姻亲，并每年送给匈奴大量的絮、缯等物，这是汉匈第一次和亲。继任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先后向单于冒顿、老上、军臣遣送公主，奉送财物。公元前53年（宣帝甘露元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入汉做质子，甘露三年亲自到长安朝拜汉宣帝，归附汉朝。汉元帝竟宁元年，呼韩邪请求与汉室通婚，元帝应允，即以宫女王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呼韩邪以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因为匈奴人认为，“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呼韩邪单于又上书汉元帝，表达愿为汉王朝戍守边疆的诚意，建议汉朝裁撤边塞吏卒，以省减人民的徭役负担。出塞后，王昭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积极为汉匈和睦作贡献，她的亲属也为此奔走呼号，如她的侄儿王歙、王飒分别被汉廷封为和亲侯和骑都尉展德侯，充当汉廷和单于之间的使者。王昭君的大女婿须卜是匈奴重臣，他曾为促成双方继续和亲而积极奔走。由于汉匈双方人民的共同努力，这次和亲之后，汉朝“边域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匈奴人民也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太平盛世，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

王昭君被视为民族友好的象征受到人民世世代代的歌颂和怀念。面对艰险的出塞之路，面对荒远的大漠，她毅然地挺身前往，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巩固了汉匈两族的和平，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六十余年的安定局面。同时，她将南方先进的文化技术引入大漠，推动中原文化向漠北地区传播，扩大了汉匈两族经济技术的交流，进一步消除了双方的隔阂，在历史上功不可没。有道是：“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第四节　文物交通，泽惠天下

“六王毕，四海一。”秦统一中原六国后，继续向四周的所谓的“蛮夷”之地开拓，先后将百越的大部、西南诸族的一部分纳入帝国的版图。汉继秦而兴，在继承秦帝国原有版图的继承上又有很大的拓展。尤其是汉武帝时，开疆拓土达致鼎盛，北逐匈奴，收复秦河南地，置五原、朔方等郡；降服匈奴浑邪王，置河西四郡，开通西域；东北灭卫氏朝鲜，建四郡，后并为两郡；东南平东瓯、闽越，置会稽郡；灭南岳置岭南九郡，又打通西南夷，置越眷、武都、犍为等郡。公元前68年（宣帝地节二年）在西域置护鄯善以西使者，护南道；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在西域的匈奴日逐王降汉后，以郑吉为都护建立西域都护府，节制西域诸城邦。少数民族奉中原统治者为天子，史书解释说：“君天下曰天子，天子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至此，四方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和中原王朝建立了一定程度上的臣属关系，纳入帝国的统治疆域之中。

广大地域范围内统一政权的建立，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也为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进行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民族融合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秦征服岭南后，在那里推行郡县制度。为了加强对岭南的控制，秦始皇调五十多万将士长期驻守岭南，又从内地征发赘婿、亡人、贾人、贫民入岭南，与当地土著杂居。至秦末迁入岭南越人区的中原人民不下六七十万，和当地土著越民约七八十万的规模相去不远。这数十万中原人民后来大多落户于岭南，成为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先锋，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苍梧、郁林、交趾、合浦、九真、日南7郡，共有编户25000户，计1372000余人，郡县编户，绝大多数是汉民，可能包括少量汉化的少数民族。东南越区较其他民族地区开发得要早，发展程度要高，与此不无关系。

中原人民的向外迁徙不限于东南，几乎向各个方向都有，移民戍边是最主要的方式。移民主要是屯田将士，如在西域出于守备边疆的需要，派驻大批军卒屯田，同时还招募内地人民屯垦。汉民在西域屯垦，既解决了一部分汉民的土地问题，又使西域空闲的耕地得到开发，是一举两利的事，所以也受到西域的欢迎。有些西域民族首领主动提出邀请。公元前77年（元凤四年）鄯善王向汉昭帝请求：“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

在西南方，武帝时为开凿西南夷道而征发到西南的汉民就有数万人，加上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人数众多，所需物资数量庞大，仅巴蜀地方财政尚不足以供给，为此，武帝采取徙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招募内地地主、豪商等到西南屯田，所获谷物留供当地吏卒使用，豪民则获得凭证，据以到内地府库领取钱钞。二是将内地犯人、奔民、谪民等驱赶到西南屯垦，有的甚至整个家族都被迫迁徙。如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也有破产农民应募而来。三是驻守郡县的郡兵。到边疆屯垦的军民很多就和当地族群人民长期相处，互通婚姻，逐渐融合。史载，巴氐蛮夷君长“世尚秦女”。秦时法律明文规定：少数民族人民和秦人结合所生的子女，法律上视为秦人，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民族间的往来与融合。

弘化礼义。随着大批汉民迁徙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混居杂处，互通婚媾，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除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物制度被引进边疆地区外，中原的精神思想也播扬到这些“化外之区”，改变着少数民族的社会伦理规范和落后的生活风习。在秦汉政权直接管辖的民族地区由中央派遣官员推行教化，帮助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在秦汉政权无法影响的地区，则主要是通过双方人民在交往中的熏染，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也是长期的，但因为是双方人民的自愿选择，反而更显根深蒂固。汉朝派驻西南的地方官员纷纷兴办学校，大力传播中原文明，此类记载史不绝书。岭南有两个郡守更是因兴教办学而被广为传颂，有口皆碑。一个是九真太守任延，他在任期间，“教民田器，垦辟，移书骆越使民知父子之性、夫妇之道”，致力于弘扬儒家伦理。另一个是交趾太守锡光，“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史称“岭南风化始于二守焉”。由于中原文明的先进性，西南各族人民也虚心向学，涌现出许多熟读儒经、知书达礼的饱学之士。东汉末，烊钶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乃至有蔚然成家者，名显一时。东汉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陈元世习《左氏春秋》，与大儒刘歆同时而自成一家，与桓谭、杜林、郑兴等俱为时人所重。

从历史上看，汉族与游牧经济为主的西域之间的互补，比汉族与同为农耕经济的南部诸族之间强得多。汉族与西北地区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自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得以开通。从此后，它就成为中原和西域乃至和整个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正是通过它，中原的冶锻、养蚕、丝织、农耕、凿井等先进生产工艺和辉煌瑰丽的文化艺术传播于西方，汉文书写的文档通行于各国，于阗国的钱币铸上了汉文。通过它，草原上的牲畜良种引进到中原，游牧民族热情奔放的歌舞丰富着汉族人民的生活，博大精深的佛教也在汉地生根开花；通过它，中原和西域不仅在文化上相互吸取，同时也在血缘上水乳交融，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胚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孕生、发育、成长。

秦汉时期，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形成了，中央与边地的和亲创造性地发展出来，民族管理制度也日益健全，为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民族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