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多元并举，辉煌起步

第一节　前文明时期的古老人种

生活在亚洲大陆上的中国人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在远古旧石器早期，这片大陆上就有直立人在活动。

云南元谋发现的直立人门齿化石、头盖骨化石和下颌骨化石，是我国最古老的直立人遗存。元谋直立人是南方古猿纤细型向直立人过渡阶段的一种形态，他们能够使用较为粗糙的石器，其体态尚带有猿类特征，而直立行走及脑容量的增长，使他们逐渐跨入人类种属的门坎。他们生活在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前。

陕西蓝田的直立人生活在距今115万—60万年以前，就所发现的头骨来看，蓝田人头骨骨壁较厚，额部后斜，前额低平，平均脑容量为778毫升，与现代人差距较大。但他们能够使用石制手斧及刮削器。

北京人的出现代表了中国古人类划时代的进步。他们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距今大约五十万年。北京直立人头顶比较低矮，前额较扁塌，颅骨顶部与底部之间呈圆弧形过渡，没有枕骨圆枕，却在中部有一块突出的枕外隆突，门齿粗壮，呈铲形状。其平均脑量为1075毫升，男性身高约为1.62米，女性身高1.52米左右。他们除了能够使用丰富的石器外，还能使用天然火。

在智人阶段，即旧石器中期的古代先民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早期智人比直立人头盖骨更薄，脑容量更大，动脉枝更复杂，颧骨更加突出，眉嵴较平直而非前突弧状，与欧洲、非洲以及西亚的早期智人明显不同，已经表现出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大荔人、丁村人、马坝人和长阳人等都是这一阶段人类的代表。

大约距今五万年前，人类进入了晚期智人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境内的古人类已经基本属于蒙古人种。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直系祖先。山顶洞人、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安图人和丽江人等，已经具备了蒙古人种的大部分基本特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脑容量、脑内动脉枝以及智力水平已经与现代人接近，面部形貌和现代人相差无几，如颅骨变高变薄，头骨宽度上移，额部丰满，眉弓变矮，吻部后缩，牙齿变小等。他们的工具变得较为细致，石器丰富，骨角器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骨针和工艺品及装饰品。

大约从公元前一万年开始，我国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期。从工具上看，主要有磨制石器、陶器，精美的彩陶也出现了；从产业上看，原始农业、畜牧业产生了；从社会制度上看，先民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并开始迈向父系氏族社会。宗教信仰也十分丰富，艺术创造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新石器时期的先民是中华民族的直接祖先。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有丰富的遗存，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分别代表了北方粟作农业与半地穴居所村落文化、南方稻作农业与干栏式居所村落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也异彩纷呈。

大约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开始，先民进入了铜石并用时期。这时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加强，文化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后代的许多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均能在这一时期人们留下的遗迹中找到踪影。其代表性的文化有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在那里，文明的曙光开始照耀大地。那时期不同区域的先民，直接繁衍了后代中华各族人民。

前文明时期的古老人类是中华各族人民的祖先，这说明中华文明：第一，历史悠久，时代古远。第二，多元生成，遍地开花。尤其是在新石器时期，东西南北均取得了独特的文化成就，为多元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第三，这些多元的群体表现出相对的一致性。从人种学上看都是蒙古人种，说明我们的先民在生物学意义上大体同一，有共同的血缘基础。而文化上也表现出大陆文明的统一特征。这为一体化建设在多方面做好了准备。先民们在文化和生理方面的统一性说明，各群体间的交流是历史的实在，也是民族走向融合与发展的动力。

古老的人种演进为中华民族的孕育提供了基本的生理前提和文化前提。

第二节　传说时代的族群

新石器时期后期，尤其在铜石并用时期，历史发展状况通过传说保留了下来，结合考古资料，我们能大致勾画出那个时期古老族群的基本情况。传说中的帝王大体上是不同族群的领袖与祖先。

从伏羲、女娲到炎帝、黄帝，再到尧、舜，这段历史扑朔迷离，而此时的族群关系也十分复杂。古今学者对此有多种理解，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司马迁据《大戴礼》等文献，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是一脉相承的，即五帝属同一统绪，为同族。此说影响很大，以后的史学著作大多沿袭其说。当代一些史家认为黄帝及其后续诸帝统治下的万国与诸侯是一种联盟关系。五帝下的群体掌控核心权力，在联盟中起到主要作用。这个联盟长期主导整个大陆主要区域的社会生活。

（二）今人蒙文通的江汉民族、河洛民族、海岱民族“三民族说”。他认为，上古时期，民族众多，她们各有所自。江汉之族，共工氏主之，来自女娲、炎帝系，蚩尤、鲧也属此类；河洛之族，黄帝之后主之，颛顼最著；海岱之族，伏羲之后，太昊、少昊统治其间。这种将地域与民族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是分析多民族历史的一种新视角。

（三）今人徐旭生的“三集团说”。他在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古代三集团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华夏集团即炎黄集团，是炎帝和黄帝的后代，它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沿黄河散布于中国的北方和中部一些地区。东夷集团为太昊、少昊和蚩尤集团，活跃于山东、河南以及江苏的运河以东地区。苗蛮集团祝融氏出于颛顼，谓之三苗，但颛顼不属苗蛮，欢兜也是其中领袖，其中心在湖南湖北。

我们认为这段历史中的族群关系可以氏族外婚理论来解释。

在氏族生活中，一个氏族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它必须与另外一个氏族组成婚姻联盟才能使氏族社会得以维持和发展。这就是人类学中的两合婚理论，它强调在氏族发展过程中，两合婚姻联盟是必要的，单一的氏族是不能存在下去的。而图腾外婚制度也有力地说明，没有单独生存的氏族存在，他们必须是成双成对的。据此，帝王的单线传承模式，不同区域的某一氏族独自经营或者同一集团的不同派系共同经营的解读模式，便难以成立。三皇五帝的单线传承就不如两两联盟更能反映传说时代的实在。

就现有传说和考古材料分析，我国传说时代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合婚的氏族联盟。他们或者呈代际关系上下传递，或分立各处各治一方，但两个氏族总是以两合的形式如影随形地相伴在一起。在考古资料中，在仰韶文化中就已存在的蛙与鸟的结合图案，一直延续到马家窑文化中，证明以蛙为图腾的氏族与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具有联盟关系。在陕西宝鸡出土的鸟鱼相衔图、陕西武功出土的鸟鱼相衔图、四川三星堆的鸟鱼相对图案，都是图腾外婚的证明。

在传说中，氏族的两合联盟呈代际和区域关系排布，存在着高度统一性。伏羲、女娲是最古老的一对联盟，最初活跃于陕、甘一带，于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均有表现。他们是传说中的第一代联盟。他们的后代遍布神州大地，很多还袭用他们的名号。中原、西南和东南一带都能见到这一联盟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在陕西一部演为少典氏和有蟜氏，诞生出新的一代，即炎帝和黄帝联盟，他们各传八代，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一支，他们所建立的道德伦理规范为后代广泛继承。我们看到他们的后裔不断东移，颛顼和帝喾的联盟进入河南一带，把仁爱与和平的精神传承下来。颛顼对古代宗教进行了整理，并由此而建立了新的秩序，影响十分深远。他们的直系后裔是尧、舜联盟。尧、舜的婚盟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共同主持联盟事务也是显著的事实。他们的事业进一步东移，在今山东、江苏、浙江一带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其政治伦理体现出的崇高境界更成为神圣的楷模，深为孔子及其后儒所仰慕。

传说时代的四代主要联盟：伏羲-女娲联盟、炎帝-黄帝联盟、颛顼-帝喾联盟、尧-舜联盟，构成了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和种族谱系，是早期中华民族的文化奠基者。如果说中华民族有一个中心为后世广泛继承，那肯定是由这四代联盟所奠定。后代各族人民认同他们为祖先，主要是认同其德治文化。民族的统一性源于文化认同，已成为历史的实在。中华民族不是种族集团，而是文化集体，这是我们认识中华民族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其他的联盟大都与以上联盟有密切关联。鲧与禹是一对联盟，鲧为尧所分化的一支，其图腾为三足鳖，禹为长蛇氏族，联盟所体现的标志是龟蛇一体的玄武，这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他们之间有父子关系，与鲧禹联盟并不矛盾。禹父为鲧，反之鲧族子女之父也来自禹族。鲧禹既是首领名，也是氏族名。由于禹族的励精图治，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成为三代文化的直接奠基者，而禹王因其自身的辉煌业绩，也成为新一代精神领袖，并作为社神广受崇拜。许多族群因此将他认同为自己的祖先，进一步扩展了文化统一的空间。

南方的重与黎的联盟，是尧舜联盟南浙两湖流域的结果。而在西南，黄帝族后人与嫘祖（蚕氏族）的联盟以及与彤鱼（彤鱼氏族）的联盟还在继续。东部的太昊少昊也在继续其事业。他们与四大联盟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关联，在边缘地带与其他氏族融和。

传说时代的族群与文化为夏商周三代的民族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夏商周族群关系

建立王朝标志着中国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夏商周是三个王朝，也是三个族群。他们之间既是并存的，又是前后相继的。他们之间有文化差异，但从本质上讲是统一的。依《史记》记载，他们都是黄帝族的传人，三者应是一家。所谓三代，实际上是势力消长的另一种表述。而所谓王朝与后代的专制国家是不一样的，它大体上是一种以盟誓为基本手段建立起来的联盟。夏主天下时，商族与周族属之；而商主天下时，周族与夏族属之；周主天下，夏族之杞与商族之宋等依然活跃，只是处于权力边缘而已。

在这种并存状态下，在夏商时期，他们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地理分野。大体上，夏商居东，而周处西。由于每个族群都有复杂的成长历史，他们之间虽有地理之异，实际上交流密切。夏商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境内，相互关系密切，相对而言，周最初则显得孤立一些，文化相对落后一些。直至统一天下后，接收夏商文化遗产，才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夏为龙族，为禹长蛇之族发展而来，故夏王多乘龙者。夏之治所在河南登封。“夏”意为大，则夏有大国之义，也有中土之义，而所谓华夏即是中国。这个概念意义极为深远，后来的中心与四方格局即是此时开始奠定的。龙成为夏族的基本文化标记。

商为鸟族，神话有所谓玄鸟生商，说商祖契乃其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一般认为，这是后世凤的基本来源。夏商文化构成了中国龙凤文化的基本格局。

商族文化颇多浪漫色彩，商人好祀鬼神，并创造了发达的青铜文化。我们现在所知的文字主要是商代文字，可见其文化水准已经很高。但商文化继承了夏的遗产，并自称是大禹之后。商不毁夏社，实际上还在祭祀夏禹，明显地表明文化的一致性。商朝国家的边裔有着非常多的族群生息，他们与商族存在复杂的关联。

周为巨人族的后代。周灭商，但其文化兼有夏商之长，并制礼作乐，开创又一新局面。文王本生于东夷，后移于西部。但周主宰国家后，便不再是夷狄，而是中夏。中夏、华夏本是地域之名，只是该地域较为特殊，是文化中心区域和政治中心区域。于是，在周代文化观念中，形成了关于族类的中国（华夏）与蛮夷戎狄的族群观念。华夏为周族及其盟友，居天下之中。部分派往他方，以变四夷。西戎大抵为氐羌之族，是炎黄后裔。北狄据称为黄帝之后，始均为其祖。南蛮为重黎氏后，尧舜苗裔。东夷则二昊之后。这种族群格局从种族上讲没有差异，都是一脉所传。周强调中夏的主导，又承认文化的差异，力图建立一种和谐的族群格局。

东周时期的百家争鸣，诞生了儒道等几大文化派系，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分封制度下的地域特色也成为后世区域文化的基本标志，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秦文化等，在华夏文化内部也构成多元局面。

三代族群的交融已经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的产生作好了文化准备。

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孕育出健康的胚胎。一体多元的雏形基本铸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