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思过的张献忠——文昌宫记行
文昌君是谁？
2010年7月17日，在绵阳富乐山宾馆讲完课之后，朋友说，饭后出发，今晚住大庙。我似懂非懂，以为大庙不过是一个地名，跟着大家就上路了。
沿108国道北上，过梓潼县城不远，在一段上坡路的右侧看见一座飞檐斗阁、红墙灰瓦的古建筑。
门前石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曲山大庙”。
横匾高悬，大书两个金字——“帝乡”，好大口气！
不过，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哪朝皇帝出自于梓潼。正在疑惑，只听得一阵鞭炮声，在院墙内升起一股硝烟。还没来得及询问缘由，紧接着又是一阵鞭炮、一股硝烟。朋友笑道：“高考刚刚发榜，这几天都是来还愿的，过几天还要热闹。要知道，这里可是文曲星的祖庭啊！”
弄了半天，此帝非人间的皇帝，却比皇帝还牛！文昌帝君的老家，当然可以称“帝乡”。只要稍通文墨的读书人都知道文曲星：天上的教育部长，主管考试。《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一旦中举立刻被当作文曲星下界，身价暴涨。四大菩萨和弥勒佛都有各自的祖庭，文曲星当然也该有。
大庙门前的布局极为奇特。跨出门槛就是公路，西高东低。几乎可以肯定，先有庙，后修路，否则，绝不会在庙前连插根旗杆、放个石狮子的空地都没有。看起来，近代修路的工程师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假若多绕点路，就有可能保留下大庙的历史原貌。
大庙南北纵深有限。正殿、桂香殿、天尊殿，沿着台阶步步升高，紧凑得让人感到几分压抑。由于大庙背后就是郁郁葱葱的青山，逼得其他殿堂只好在浓郁的柏树荫中左一间，右一殿，依山傍势，向两侧发展。显然，初期的文昌庙绝无今日的规模，否则，怎么也得找块比较开阔的地方，将中轴线拉长一些。
有关文昌君最权威的记载见于《明史》的《礼志》，“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据考证，张亚子，羌族，阵亡于东晋宁康二年（374年）。当地人感念其忠勇，设祠纪念，久而久之，成为梓潼地方的守护神。无论天南地北，地方性的保护神很多，可是，很少有哪个神能够像张亚子这样在死后飞黄腾达。
大约张亚子阵亡五百年后，公元755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杀进长安，唐玄宗仓皇逃难，入蜀途经七曲山，追封张亚子为左丞相。
公元875年，末代帝王唐僖宗被黄巢撵出长安。逃跑路线和120年前他的先祖一样，沿川陕大道入蜀。过七曲山时，唐僖宗加封张亚子为济顺王，并把自己的佩剑挂在大庙之上。他希望张亚子作为梓潼地方的神灵能在危急之中帮他一把。
宋朝的道士把张亚子拉进了道教神仙谱。宋真宗（998-1022）崇信道教，封张亚子为“英显武烈王”。
宋光宗（1190-1194）加封张亚子为“忠文仁武孝德圣烈王”。
宋理宗（1225-1265）再加封为“神文圣武孝德忠仁王”，在圣旨中明确授予张亚子主宰文运科举的职能。人们不禁奇怪，宋理宗是不是吃错了药，乱点鸳鸯谱，任命一个羌族武将担任教育部长？且不说老子、孔子、孟子等先贤圣人，就是孔夫子门徒三千，怎么会找不到一个人来管教育？
仅仅50年后，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敕封张亚子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世称文昌帝君。张亚子去世一千年后登上了帝君之位。和张亚子的经历类似的只有关羽。关公和张亚子几乎同时在宋朝被封为王。不过，关羽晋升帝位比张亚子晚了270年，直到明万历年间（1590年）关羽才被晋升为“协天护国忠义帝”。
明清年间，未见朝廷对张亚子有何封赠，不过，那已经不重要了。文昌君已经从一个梓潼地方的小神变成了横跨道教、佛教和儒家三界的神灵。
道教引经据典证明他就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大圣大慈九天开化梓潼帝君”，送给张亚子的圣号长达254个字。近来，有人以背诵圆周率为荣，可以一口气背下来小数点后几十位。莫名其妙，背诵那么多位数有什么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请他们来背诵文昌君的圣号，背诵的字数越多，文昌君越喜欢，没准一高兴就能保佑他考上大学。
佛教不甘示弱，说张亚子是“证果定慧王菩萨”，“释迦梵证如来位”。乖乖，成菩萨了。
儒家就别提了。天下读书人哪个不知道主管文运、功名、利禄的文昌帝君？
不管你信不信，张亚子，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武将在天上掌管全国文化教育，而且还是终身制，没有任期届满、鞠躬下台这一说。
外行怎么能够领导内行？主管文化教育，当然要有学问。绝对不能小看张亚子的学问，他著作等身，文昌经典系列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劝善，例如，《文昌帝君阴骘文》，强调对人和善，乐于助人。还有《省心录》《大洞仙经》等，教诲人们要和谐发展。
第二类是鼓励学习，例如，《梓潼化书》《清河内传》《救劫宝经》《劝学文》等，教导人们要尊师重道。在《文昌帝君功过律》中告诉人们要敬惜字纸。
第三类属于养生，例如，《治瘟宝箓》《紫阳宝箓》《化书》等，谈治病救人，养心强体。在七曲山还有一座瘟祖殿，供奉的瘟祖据说是张亚子的化身，收瘟摄毒，包治百病。
神仙世界就是人间的镜像。在1500年漫长的时间里，民间、皇家和文人共同造出了文昌帝君。
在最初的500年中，梓潼百姓请张亚子保护地方，建祠膜拜。民间造神，源远流长，反映了远古以来人们对自然的畏惧和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凡是自身解决不了的矛盾就交给神。就是没有神也要造出一个神来，在精神上才有所依托。
在第二个500年中，主要是皇家给张亚子封官晋爵，抬上帝王宝座。皇家造神的目的很明确，维护政权。特别是在君王落难之际特别希望得到超自然力的佑护。从唐僖宗、宋徽宗一直到困守南京的洪秀全，打了败仗，穷途末路，胡思乱想，请鬼兵来帮忙。反正无论封死人什么爵位都不必花费金钱，更不担心这些鬼神谋反篡位。
文昌帝君的第三个500年，主要是文人在造神。张亚子的著作接连问世，成为主管文化教育的最高权威。张亚子的著作是从哪里来的？古往今来，总有一些人抄袭剽窃，沽名钓誉，可是当年替文昌帝君操刀执笔的文人很是大公无私。他们使用“天启”、“降笔”等多种方式替文昌帝君著书立说，自己宁肯藏在幕后当无名英雄。写书的人心里明白，托梦一说可以骗骗别人却很难骗自己。明明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跟文昌帝君何干？
神格之争
张亚子和关羽，一文一武，两位帝君，声名显赫。不过，和关羽不同，文昌帝君的神格曾经引发多次争议。关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武功卓绝，神勇异常。《三国志》有他传。经过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渲染之后，家喻户晓。崇拜关公，就是崇拜忠义，从来没有人挑战关公武圣的地位。可是，历来文人相轻，叫读书人崇拜张亚子，难度不小。在隋唐之前，史书上根本找不到张亚子的记录。张亚子的著作多数属于道经，在儒家经典中极少露面。尽管他的著作数量很多，但是缺少著作年代，没有文献索引，内容杂乱，不成系统。
在明朝永乐年间，霍州学政曹端发难：“梓潼主斯文，孔子更主何事？”
明孝宗的礼部尚书周洪谟说：“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免；其祠在天下学校者，俱令拆毁。”也就是说，礼部尚书认为文昌帝君的职守和礼教不合，不承认张亚子在学术界的地位，让他回梓潼去当地方神，别进学校的大门。
朝廷主管大臣已经把案子断得斩钉截铁，如果你是张亚子的辩护律师，该说些什么好？
天下还真有能人。有位翰林学士王鏊站出来反对，他说：“文昌，先天之孔子；孔子，后天之文昌也。”如此辩护，玄之又玄，水平高，真高。让人无话可说。
清代康熙年间，理学家颜元指出：“文昌帝君，司天下士子科名贵贱以欺弄文人，可谓妖矣。”此言一出，马上遭到一群文昌帝君信徒的驳斥，他们列举了文昌帝君的许多圣迹，证明文昌帝君有洗心、励志的功德。这些圣迹来无踪，去无影，如何检验考核？从康熙争论到雍正，众说纷纭，最终，朝廷礼部下令：“文昌之神不见经传，诚为淫祀，行文禁止。”
按说，政府明令禁止，文昌宫理应拆毁，文昌经典理应销声匿迹，可是文昌文化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依然在民间流行。对于读书人来说，自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是他们进入上层社会的主要阶梯。按照惯例，考生自称是主考官的门生弟子。文昌帝君在元代（1316年）正式成为主管科举之神。元、明之后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都是文昌帝君的学生，怎么可以不拜老祖宗？读书人的梦想是考取功名，只要文昌帝君和科举联系在一起，他们就一定崇拜掌管着录取大权的文昌帝君。如果整个群体都在顶礼膜拜，即使有人不以为然也改变不了潮流。
到了乾隆年间，有位大学士朱珪刻写、编撰多种文昌经籍，直接奉献给皇上。乾隆下谕：“文昌帝君主持文运”，“允宜列入祀典”。这场争论持续了几百年，最后，由乾隆皇帝拍板定案：文昌帝君作为主管文化教育的神灵列入朝廷“中祀”，仅次于祭祀天地社稷的“大祀”。从此，文昌宫越来越多，数量甚至超过了孔庙。
其实，拜孔子和拜文昌帝君并不矛盾。如果按照职能来区分，孔夫子是老师，张亚子是主管招生的教育局局长。如今，家长们最清楚，什么时候要给老师送礼，什么时候要拜访教育局局长。孔子和文昌帝君，哪个放在前头是检验学风的一个标准。
正是因为人间有需要，人们以张亚子为原型创造了文曲星。借神灵名义写文章，最好选择一位完全没有文章的神灵。否则，必须模仿他的文体、文风，弄不好就会穿帮。张亚子完全符合造神的条件。他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武将，谁都不知道他生前是否写过文章。在民间造神过程中，无论是谁都可以自称梦见了文曲星，领取最新指示，颁布于世。佛教的经典多数是从外部翻译过来，道教先天不足，缺乏足够的经典和佛教抗衡。只要有人声称发现了文曲星的最新指示，马上照单全收。道教协会真的应该好好整理一下道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天聋地哑与考试弊案
若要识别佛教庙宇中供奉的神灵，多少有些困难。大雄宝殿上端坐的是横三世还是竖三世，是卢舍那佛还是弥勒佛，一般人还真的分不清楚。可是，识别文昌帝君特别容易，因为他带的两个随从非常特别，左天聋，右地哑。天聋持玉玺盒，表示治政；地哑持铁如意，表示治兵。按理说，文昌帝君重用聋哑人，残疾人协会应当给予表彰。其实，文昌帝君此举出于工作需要，和优待残障人士并没有多大关联。文昌帝君主持科举考试，考卷必须保密，录取名单在没有公布之前，也要保密，自然不能录用多嘴多舌的人。用聋子、哑巴做随从，说明古代考试制度很重视公平、严谨。
考场作弊，由来已久。在北京雍和宫对面的国子监中保留了当年考场的模型。考生进入考场要搜身，严禁夹带任何小抄，严禁内外沟通。制度之严，远远超过当今考场。即便如此，还不时揭发出考场弊案。在清朝爆发顺治丁酉科，康熙辛卯科、咸丰戊午科三大考场弊案。主考官暗中卖题，内外勾结，营私舞弊。案发之后，不仅作弊者要杀头，连主管大学士、一品大员都要受到株连，被砍头、充军。
近年来，考场舞弊的报道层出不穷，利用手机、高科技来舞弊屡见不鲜。可是被揭发之后，可曾听说过枪毙了哪个教育局局长？别说杀头判刑，连撤职查办的官员都寥若晨星。如此法纪松懈，难怪学风腐败，无法无天。
神仙与凡人不同，他们的坐骑也非常奇特。文殊菩萨骑青狮，普贤菩萨骑白象，观音站在南海龙鱼背上。文昌帝君的坐骑叫白特神兽，远看是一匹白马，近看，马头、骡身、驴尾、牛蹄，四不像。白特可不简单，不仅行走如飞，还很有学问，懂得各派学说，也许是天天在文曲星身边，不学自通。最重要的是，白特不会说话，从不泄露考题。据说，它可以驮着文昌帝君从殿后的“风洞”轻易地往返长安。
我很好奇，探问风洞是怎么回事？导游小姑娘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我教书所在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有座北美最大的风洞实验室。风洞有30多米长。如果要盖高层建筑或者要制造新型飞行器一定要先做风洞试验。用人工模拟出各种风流，用电脑记录在风压下的各种参数。香港的中银大厦等建筑就是在这个实验室做的风洞试验。我的同事们很以这个风洞实验室自豪。国内代表团来访时，我不知道领路参观了多少次。来到七曲山，我才知道，中国人早就有了风洞，而且这个风洞实验室的长度有好几百里，从梓潼一直到长安，绝对是世界第一。从七曲山进去，呼的一声，就到了长安。
魁星踢斗，独占鳌头
在阵阵鞭炮声中，我们参拜了文曲星大殿。文昌帝君正襟端坐，接受各方香火。香烟缭绕，庄严肃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文昌帝君面前香火如此兴旺，远胜于其他神祇。每年高考之前，许多家长和学生不远百里、千里，赶到大庙来烧香，求文昌帝君保佑。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定要来还愿，放上几挂鞭炮。为了防火，在文昌宫大门右侧用青砖围起个小院子，地面上堆积的鞭炮纸屑足有一尺厚。
另一殿中供奉关公。关羽是三国人士，张亚子生活在晋代，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大略可以视为同时代人。两人在宋代先后封王，随后张亚子在元代封帝，关羽在明代也登上帝位。
关公殿侧有个小舞台，横幅上写着“七曲山大庙文昌洞经乐团”。可惜不是演奏的时候，无缘聆听。据说，云南丽江的纳西古乐和梓潼的洞经同出一源。
绕过洞经舞台，有走廊通往供奉魁星的百尺楼。走廊两侧挂满了一面面锦旗，甚为热闹。“感谢文昌帝君，有求必应，佑子成才”，“文曲高照”，“朱笔点英才”，等等。落款不仅有信徒姓名，还注明考取的校名，有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我看了一圈，没有发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否被盖在众多的锦旗后面，不得而知。看起来，文昌君有分工，他老人家主持全局，把招生的任务交给了魁星。
有人说魁星就是文曲星，也就是文昌帝君，恐怕不对。理由是：魁星生日为农历七月初七，文昌君生日为二月初三。此外，文昌君白面长髯，仪表堂堂，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模样。可是魁星长得尖嘴猴腮，青面獠牙，蓝睛赤发，奇丑无比。
魁星右手高举朱笔，点中谁，谁就榜上有名，没点到的，名落孙山。他左手执“富贵花”，插在谁头上，名利双收。从正面看，好像魁星只有一条腿，实际上魁星采金鸡独立式，右脚踩在鳌头上，叫作独立鳌头，左脚后翘，叫作魁星踢斗。汉字讲究象形，魁字不就是一个鬼，伸出腿来踢个斗吗？
导游小姐说：“看仔细了，在魁星右膝盖上有个方孔金钱。”
我问：“这有什么用？”
导游小姐撇了下嘴，不屑回答。
同行者说：“那还不明白，搂上魁星大腿，可就要发大财了。”
难怪在魁星座前，香火特别兴旺。浑身上下有这么多的好处，魁星再丑也有人爱。
有人问：“如果给魁星烧香有用，大家都来进香，状元只有一个，叫魁星如何录取？”
“谁烧得多，就取谁。”同伴们打趣说。
“那还考个什么？公平吗？”有人抱怨。
有人傻乎乎地问：“假若给魁星烧了香，却没考上，怎么办？会不会向魁星索赔？”
“合同呐？拿合同来，收一赔十。就怕魁星懒得和你签合同。”
众人大笑。抬头看看，魁星好像也笑了。
科举考试从隋朝一直延续到光绪年间。废除科举之后开始推行现代考试制度。考试给予所有人一个平等的机会。只有公平竞争才能挑选人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哪怕是在穷乡僻壤，只要参加考试，就有机会脱颖而出。即使考试制度有一万种弊病，却万万不能没有考试。
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天荒地废除了考试，异想天开地推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据说考试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工具，结果，开后门成风，鱼龙混杂，怨声载道，乱成一团。如果各级官员都变成魁星，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没了章程，还不乱套了？
面壁思过的张献忠
据统计，全国至今还有文昌宫300座，在台湾就有20余处。梓潼大庙是文昌宫祖庭，自然地位崇高。和所有的文昌宫不同，在这里有一个面壁思过的张献忠。
明末农民大起义，陕西定边人张献忠和李自成一起参加高迎祥的义军。高迎祥战死后独立成军。和李自成分分合合，几度接近火拼。李自成兵强马壮，打下北京，推翻了明朝。张献忠自知斗不过李自成，带兵南下，转战进入四川。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国。他跑到梓潼，见大庙中的主神叫张亚子，很高兴，“你姓张，咱家也姓张，咱家与你联了宗吧！”张献忠尊张亚子为“始祖高皇帝”。把七曲山文昌宫认作家庙，称太庙，塑像于风洞楼。
仅仅两年之后，1646年，清肃王豪格带兵平定四川，张献忠败亡。
明史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钦定的明史和民间传说都认定张献忠杀人如麻。我查了一下，在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张献忠入川之后“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张献忠屠杀数字被夸大得离谱了。万历年间（1578年）蜀中人口只有310万。明末全国人口还不到一亿。在这里，“六万万”也许是“六十万”之误。明史由大学者张廷玉主编，康熙、乾隆皇帝都做过批示。怎么会犯这等低级的错误？
究竟张献忠有没有在四川大量屠杀平民百姓？
人们就这个问题争来争去，大致上有三派。
第一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凡是农民起义就是正确的。即使杀人也是革命的需要。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领袖，不可能屠杀百姓，即使杀了，那也是镇压阶级敌人。
第二派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推断，若有屠杀必定是清朝鞑子干的。张献忠压根儿就没杀。都是清朝统治者造谣、嫁祸于人。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有问题。如果是清兵干的，为什么嘉定、扬州有记录，唯独四川没有？
第三派认为张献忠屠蜀确有其事，不过数量没有那么多。不管杀多杀少，屠杀百姓总是不对的。
从史料来看，四川确实在那个时期人口骤减，以至于以后要动员移民，湖广填四川。
看起来张献忠在四川确实大开杀戒。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把张献忠写成仅次于李自成的二号革命英雄。连姚雪垠也说“城中男女老少和投降兵丁，除杀死的以外，大约还有两三万人被砍断右手。刑场上的断手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究竟张献忠杀了多少人，说不清楚，具体数字并不重要。海牙国际法庭断然不会受理几百年前的案子。历代农民起义很多，但是枉杀无辜的并不多。唐末的黄巢、明末的张献忠等杀人如麻，臭名昭著，替他平反，没有任何意义。歌颂屠户，可能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屠刀会落在自己的脖子上。
也许张献忠大屠杀放过了梓潼，毕竟他的“家庙”在这里。倘若如此，当地百姓说不定对他有几分感激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蜀中百姓还真的被张献忠杀怕了。张献忠死了，依然是凶神恶煞。供奉他的塑像，能够驱邪。拆掉他的塑像，说不定会招来什么大祸。谁都不敢碰。张献忠把这里当作供奉祖宗的“太庙”，当地老百姓尽可能维持原状，只不过把横匾上“太庙”的太字挖掉一个点，从此叫作大庙。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98年。1742年，来了一位绵州知州安洪德，他看见张献忠的塑像，怒不可遏，破口大骂：“这个猪狗不食的东西，有什么可怕的，砸了！”
1988年“全国第二次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绵阳、梓潼召开。人们讨论要不要恢复张献忠的塑像。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既然是农民起义的领袖，那就是好人。亲不亲，阶级分。可是，张献忠屠川的史实又该如何解释？讨论来，讨论去，没有讨论出个结果。还是梓潼旅游部门的人聪明，张献忠是历史名人，和梓潼有关，不妨请他出来做个广告，扩大景区的影响。不过考虑到他错误的严重性，不适于正大光明地接受祭奠，安排在偏殿背后，叫他面壁思过。
来文昌宫的人可别忘了探望一下张献忠。绝无仅有，天下无双。
雷公庙、紫云斋
据说，梓潼七曲山最初是雷神庙。文曲星张亚子来了之后，雷公搬到山顶去了。
登顶，站在雷公庙前，极目远眺，南边是富饶的天府盆地，往北看，郁郁葱葱，群山巍峨，山间仿佛飘动着一根蜿蜒的腰带，那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雷神尖嘴、圆眼、披发，背插双翼，形象凶恶。在多神文化中，民众并没有非常确定的选择。见神就烧香，见佛就磕头。可以不信，不能不敬。所以，许多人敬鬼神而远之。就是心中不信也不说，省得惹麻烦。
雷神庙的茶水极好。在斜阳余晖中慢慢品来，别有一番情趣。
七曲山文化底蕴深厚，处处有典故传说。宋高宗在绍兴十年（1140年）下旨修建梓潼神庙，敕封庙额为灵应祠。夜宿七曲山庄的紫云斋。楼前有块石碑记载道：“文昌灵应祠建在紫云岩，此屋正好建于紫云岩下，浓荫绿裹，紫气东来，云雾缭绕，到此犹入仙境一般。”
紫云斋外屋的书架上有本书，《中华文昌文化》，1996年在这里召开了一次文昌文化国家研讨会，此书乃会议论文集。中华文明五千载，博大精深。进入21世纪之后，各地纷纷设定了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传承什么，如何传承下去成了一个问题。
捧卷阅读，不觉夜深。
201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