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
无法持续的盛世：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特殊困境1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第一个困境，是集体性腐败所导致的王朝政治的周期性紊乱。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表明，统治者对百姓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带来的往往是王朝的速亡。因此历史上那些明智的统治者都会以轻徭薄赋、量入为出为基本国策，避免对百姓的搜刮过度。这就是所谓的“仁政”。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往往被认为是实施“仁政”的结果。然而“仁政”的前提是君主与官僚必须进行自我约束，以“明君贤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明智的统治者一定是强调“为政以德”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中，对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来说，道德的约束力永远是有限的。缺乏权力的制约，缺乏高于王权的法律，君主可以随意地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财产。只要他愿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对于官员来说同样如此。尽管官员被要求清正廉明，但道德的自律无法约束官员的逐利冲动，无法防止官场腐败的蔓延，而官场集体性腐败的结果是统治成本的不断上升和治理效率的不断下降，最终使整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转。以道德的自许始，以腐败的结果终，这个剧情几乎在历代王朝都不断地重复上演。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第二个困境，是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周期性土地危机，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失序。
土地占有相对平均、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这是形成盛世的基础，而盛世的结果必然是士民繁庶、人丁兴旺。但是，土地总是相对有限的，盛世所带来的人口增加，必然会带来土地的紧张。再加上禀赋、机会、权力等因素的差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贫富的分化。在土地是主要的社会财富的时代，贫富分化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土地向特定人群不断集中。当土地集中由于人口的增加而进一步加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失去土地而变成流民，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社会的失序。为了应对失序的社会，王朝往往就不得不打破过去奉行的轻徭薄赋、量入为出的政策，开始实施强征，而强征又必然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于是每个王朝都挥之不去的噩梦——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传统便开始形成。动荡与破坏导致王朝更替、人口下降，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得以缓和。然而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旧王朝的鼎盛最终成为追忆，人们开始在新的王朝中期盼着又一轮盛世的出现。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第三个困境，是承平日久所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周期性衰败。
几乎所有新的王朝都是依靠武力来建立的，军队是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基础。然而一旦盛世来临，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军队战斗力的维系便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出现所谓的武备渐弛。更重要的是，历代王朝出于控制军队的需要，往往会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把军事力量纳入庞大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是导致军事力量本身的官僚化，而这又会进一步导致军队体制的僵化与内部管理的腐败化，从而使军队一步步丧失战斗力，由此历代王朝的军事力量也就很难摆脱周期性衰败的宿命。如明代的军队在明初的时候有相当强的战斗力，然而到正统年间已经“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声”（刘定之：《建言边务十事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十八），到崇祯年间更是“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熊廷弼：《严敕各镇精选援兵疏》，《筹辽硕画》卷三十），以至于“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明史》卷二百五十二，《王章传》）。八旗军在清初号称“劲旅”，然而入关之后，随着战事的减少，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其衰败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乾隆年间更是出现了检阅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的可笑场面。八旗军衰败之后，绿营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所依赖的武装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营也日趋衰败，到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身为国家正规军的绿营已经是不堪一用了。军事力量的衰败导致的是统治者失去应对内忧外患的基本能力，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盛世外强中干的真相就会一下子暴露出来，王朝也就会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