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失败：理解19世纪德意志国家发展的一个视角12

19世纪德意志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就是自由主义的最终失败。19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运动在德意志一度取得了蓬勃发展之势，然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当年的自由主义者却纷纷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理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自由主义在后发国家中所遭遇到的特殊困境。

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始于启蒙运动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二者的影响下，1806年普鲁士开始了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运动。1830年到1848年，是德意志自由主义最有活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除了最保守的势力之外，官僚、政客甚至形形色色的思想家，都把自由、民主挂在嘴边，许多邦国也都开始了宪政改革。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潮则是1848年革命。500名德意志自由派代表齐集法兰克福成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制定了《联邦宪法》，并准备成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君主立宪制的德意志国家。在那一刻，自由主义者离实现自己的理想，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法兰克福议会却以失败而告终。被法兰克福议会推选为德意志皇帝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屑地拒绝了自由主义者送上的皇冠，议会也最终被普鲁士军队强行驱散，自由主义者四散而逃，法兰克福议会的失败也就成为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标志。

法兰克福议会失败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没有办法解决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问题。自由主义是从英、法这样的国家传入德意志的。对于英、法来说，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建立宪政体制；而对于德意志来说，自由主义者却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那就是既要建立自由的政体，又要完成国家的统一。自由固然是现代政体的基础，但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自由就只是空想而不能真正落地。然而正是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了其软弱无力的一面。自由主义者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自身并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实力，用当时《十字架报》嘲讽的语言来说，自由主义者“没有金钱，没有土地，没有法律，没有权力，没有人民，没有士兵”，只是“被扔掉的人民主权论的破产投资者”而已。

对于德意志的发展来说，1848年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所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德意志的历史由此转到了另外的方向。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平森有这样一段评论：“如果自由派民主主义不能实现德国统一，如果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不能实现所有德意志人的最高目标，那么，这就意味着自由派民主主义失败了。而如果统一可以靠武力，靠挥舞刀剑战斗，靠阴谋、外交手腕和战争来取得，那么，这些政治行动的手段就是正当的，因为它们实现了这个高尚的目标。”

俾斯麦基于实力的“铁血政策”便由此登场。在著名的“铁血演说”中，俾斯麦毫不客气地说：“普鲁士在德意志的地位将不取决于它的自由主义，而取决于自己的力量。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可以沉湎于自由主义，但不会有人让它们发挥普鲁士的作用。……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将不是由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失误，而是要用铁和血。”俾斯麦说到做到，以三次战争的方式干净利索地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而容克贵族也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将自己置于时代最显赫的地位。

也正是在容克贵族所取得的空前胜利中，自由主义者一步步地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变成了容克势力心甘情愿的追随者。自由主义的喉舌《普鲁士年鉴》曾是俾斯麦政策的坚定批评者，然而当普鲁士取得了对丹麦战争的胜利后，它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不愿低估业已取得的成就，因为命运已注定我们的民族计划要由另一派人来完成。”“我们的目标是国家统一，或者采取意思一样的另一种说法，是普鲁士国家权力的扩张。至于通过什么道路达成这一目标，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而普奥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年鉴》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如果德意志需要在统一和自由之间做出抉择，它必须依据自己的历史和处境，无条件地选择前者。……无论是要走征服的道路，还是走独裁的道路，甚至在军事独裁面前，它都不应畏缩不前。它必须心甘情愿地追随专制的领袖，如果这个领袖能使德意志得到国家的完整、得到生存、得到与别国平等的地位，从而得到自己的前途的话。”

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往往是从外部传入的，因而通常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很难凝聚起广泛的政治力量。与此相反的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诉求却往往是社会各阶层最大的公约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就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目标的挤压。更重要的是，在后发国家，即使是自由主义者，往往首先也是民族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主义往往既是原则和理念，也是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目标显然有更大的优先性。当自由主义无助于达成民族主义的目标时，人们就很容易接受更有助于达成目标的手段，哪怕这一手段与自由主义的理念是相悖的。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后发国家的自由主义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19世纪德意志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