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告别的革命：法国政治历史中的不妥协传统9

近代以来法国的政治史，就是一部充满动荡的历史。1789年之后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出现了两个帝国、两个王朝，还有两个共和国。巴黎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起义、革命、政变的舞台。

同样是西方国家，近代英国的政治演进呈现出的是温和渐进的特征，通过光荣革命的形式建立起了稳定的宪政，而法国的政治演进却是以反复的动荡为突出的特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当我们今天重读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在反复动荡的背后，是法国政治中所存在的由来已久的、与英国政治中的妥协大异其趣的“不妥协”传统。

近代政治发展的本质，是建立成熟的宪政体制，而宪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契约安排，契约安排则是在交换过程中交换各方进行博弈的结果。用布坎南的话来说，政治学中契约主义的范式就是交换的范式。

英国是具有强大的商业传统的国家，商业交换的原则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英国人的行为模式。商业交换的特点是各方都会从中获益，从而带来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但交换必须采取和平与平等的方式，需要一致同意，需要妥协和让步，为此就需要能够共同接受的规则，需要契约安排，而不能随意用暴力强制他人，否则必然会导致交换无法进行。这就是最基本的商业原则。

随着英国商业力量的崛起，这种建立在妥协、交换和契约基础之上的商业原则也渗入英国的政治领域，使得英国人在政治行为上很自然地采取了妥协、交换、订立契约的方式来达成目的。英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大宪章》和“光荣革命”都是如此。《大宪章》是王权与贵族之间围绕权力和利益所达成的妥协，而“光荣革命”则是英国的王权与议会之间通过妥协的方式达成的政治上的契约，从而建立起了近代宪政的体制。

与英国不同，法国形成的是强大的农业传统。无论是对贵族还是对农民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土地的产出都是相对固定的；在产出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分配过程中一方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贵族是暴力的拥有者，贵族天然地会选择依靠暴力的手段，强行在分配中占有最大的一份。贵族由此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暴力是社会的最高仲裁者，贵族用暴力维护自己的特权，而农民一旦有机会，一定也会用暴力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主子。无论是哪一方，只要拥有了暴力的手段，都一定会将自己的权利伸张到极致，中间没有妥协的余地。

法国革命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展开的：贵族绝对不放弃自己的特权，最终引发了大革命，而面对毫不妥协的贵族，民众自然也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就是用暴力来摧毁贵族的旧特权。绝对的对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法国革命必然是你死我活的过程：对手的权力与利益是得不到尊重的，通过妥协与交换来达成“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没有退让，没有宽容，没有和解，“彻底”“全部”“打碎”“决裂”成了人们最常用的口号。19世纪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就曾经说过：1792年的人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同整个旧制度决裂的彻底性；他们不仅谴责它所有的罪恶，而且否认它一切的优点。他们不想保留任何东西，他们要把罪恶的旧制度消灭得一干二净，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无瑕的制度；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不想让自己建立的新国家，对作为地基的废墟承担任何旧债。托克维尔也有这样一段评价：在前进当中备受阻挠，但又敢于无法无天地纵情发展的法国民主，横扫了前进途中遇到的一切障碍：凡能打倒的打倒之，不能打倒的动摇之；它完全不是一步一步地占领社会，以和平方式建立其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的，而是在混乱和战斗的喧嚣中不断前进的。

这种“不妥协”带来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当一种势力一定要将其他的势力逼到绝境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后者的强烈反弹。于是革命必然引起旧势力的反扑，暴力必然孕育着新的暴力。革命、政变、新的革命、新的政变……用戴维·兰德斯的话说：“它一直苦于不稳定和暴力，跌跌撞撞，从政变到政变，从爆炸到爆炸。”在反复的动荡中，法国在很长时间里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宪政体制，甚至无法为国家发展提供基本的秩序，由此形成了近代法国国家发展最大的悖论：一方面，法国在政治上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另一方面，却在经济上表现得非常平庸和乏力。

托克维尔曾经惋惜地表示：如果法国大革命不是把贵族完全打翻在地，而是把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法国的民主也许会另有一番景象。可惜的是，革命时代的法国人最缺乏的就是妥协的精神。阿克顿勋爵有一句可能并不广为人知的名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政治本质上是妥协的艺术，只有学会妥协的民族，才是政治上成熟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