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困扰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难题。多年来，专家学者对其成因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有的将其归结为市场化过度，主张政府主导办医；有的则归结为市场化不足，主张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从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启动“新医改”，逐步确立回归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到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联合制定《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表明政府对医疗服务市场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依据，既有现实层面的，又有认识层面的；既有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有思想观念的引领。但无论如何，这些依据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归到对医疗服务市场本身的认识上。

然而，就目前来看，我们对医疗服务市场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对医疗服务市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医疗服务市场的主体与客体、医疗服务及其本质、医疗服务市场的供需关系及其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仍存在模糊地带。正如本书所提到的，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是源于自身，还是源于它所处的社会网络？谁是医疗服务的真正主体？那些为诊疗提供服务的产品或服务是否属于医疗服务，又是否应当纳入医疗保险范围？如何从供给侧的角度理解医疗服务市场的供需关系？究竟什么是“看病难”，什么是“看病贵”，又如何确定医疗费用花得值不值？本书第一部分将通过前五章的内容，一一阐明这些问题。

此外，习惯是个好东西，时常节省交易费用；习惯又是个坏东西，有时蒙蔽我们的双眼。因为习惯，我们不必刻意记住回家的路；因为习惯，我们可能错过提前了的航班。因为习惯，有了美味的中国菜；因为习惯，甚至也有了不太美味的英国菜。然而，多次的航班变动会校正我们的习惯；全球化的发展使英国菜也开始融入其他菜系的手法和口味。因此，这么久、这么痛的“医改”，是时候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习惯了。审视我们的医疗服务市场，现存的合约是基于怎样的假设，条件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存的细分市场有无异动，又该如何重新界定？医疗服务机构的区域垄断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本书第二部分将通过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内容，回答这些问题。

以上两部分的问题，每一个都不容易回答。不过，近年来科技领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进步及其带来的思想飞跃，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变革的方向。正如淘宝、京东并不仅仅丰富了购物的形式，优步（Uber）、滴滴也不仅仅弥补了传统出租车，它们还重新定义了各自的行业；在可见的未来，基因技术、移动医疗[1]势必也将重新定义整个医疗服务市场。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和思想的逐步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就像传统购物行业的既得利益者无法抵挡电商的冲击，传统出租汽车行业既得利益者难以扼杀专车的发展，未来的医疗服务市场也必将接纳新的成员。一个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共享经济时代，一个精准医疗趋势，共同改变了和改变着医疗服务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备的状况，冲击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收益分配，为我们重新定义医疗服务市场，甚至重新定义公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沿着这样的路径，我们既重新审视医疗服务市场本身，又重新审视我们的习惯。这一思想将贯穿全书，并为第三部分的政策建议指明方向、提供方法。笔者认为，市场也好，政府也好，高效地发挥作用都是有条件的。正如前文所说，它们所依据的条件，既有现实层面的，又有认识层面的。现实和认识不同，两者的力量对比也就不同。笔者虽然提倡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九章，系统阐释涵盖政府干预的诸多背景下，市场力量如何自我调适；紧接着第十章在回顾政府行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新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如何干预医疗服务市场。第三部分初步提出“阿里公民”的概念，意在阐明政府与市场力量对比的依据及变化路径，却无意间发现这一概念可扩展至多个领域，甚至将影响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研究。这也是本书政策建议的创新之处以及全书的意义所在。

此外，本书虽然研究医疗服务市场，但尽量避免就医疗谈医疗的思路。笔者大量引用非医疗领域的案例，对比解释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性及其改革路径。正如书中所提到的，对比高速公路拖车服务的管理，提出罕用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对比交强险的经验与教训，阐明医疗责任保险的设计方向；对比优步、滴滴对出租汽车行业的重新定义，预测基因技术、移动医疗等对医疗服务市场的重新界定；对比快递行业的多元化发展，提出医疗服务市场的多元化改革路径等。这些案例都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医疗服务市场。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笔者希望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书，不仅包括医疗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医疗经济学和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还包括对社会学、政治学研究有兴趣，以及为更美好的生活而思考的人们。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同仁、专家、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