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节 《诗经》概貌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传统是极为悠久、丰富而光荣的，远在二三千年以前，我国诗歌就已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标志这一成就的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19]《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前十一世纪—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这部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或连带诗篇的大约数称“诗三百”，并没有“经”这个尊号。[20]所谓《诗经》，是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以后的称呼。[21]
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对有关《诗经》这部书的一些问题，概括地作些介绍。
一《诗经》的分类、作者和年代
首先讲《诗经》的分类。我们打开《诗经》以后，就可以发现《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是按照风、雅、颂三类编排的。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古今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有的认为与诗的内容、用途有关，有的认为与来源、作用有关，等等。后世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诗经》的这种编排和分类，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因为《诗经》中的诗篇当初都是乐歌，是配乐歌唱的，它们在曲调上的特点不同，因而作了这样的归类。后来乐谱失传，仅留歌词，我们今天看到的不过是一部乐曲歌词的底本。
那么，风、雅、颂又各有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下面我们适当介绍古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也谈一下近人比较一致的意见。
关于“风”，最早提出解释的是《毛诗序》：
按照这一解释，“风”包含有两个意思：一是风教、教化的意思；二是讽谏、讽刺的意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由于君主要对臣民施行教化，臣民要对君主进行讽谏，这两者都是利用诗歌形式来进行的，利用诗歌形式的好处，是委婉、含蓄，进言的人可以不获罪，听言的人又受到劝诫，这对双方都很便利，都容易接受，正像自然界的风能吹动万物一样，它也容易感动人心，所以起这样作用的诗，就叫作“风”。显然，这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家学者们自己的所谓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是对“风”字的望文生义的解释，是根本不足为据的。
提出另一种有代表性说法的是宋代的学者朱熹，他在《诗集传·国风序》[22]中说：
朱熹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肯定了“风”指的是“民俗歌谣”，但他也把它与封建教化观点联系起来，并没有完全突破汉人的牵强附会的观点。
宋代另一个学者郑樵，他在《通志序》[23]中提出：
这个说法已经比较符合事实了。据近代人的研究和考证，“风”就是乐曲的意思。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注：“风，曲也。”《诗经·大雅·嵩高》末三句说：“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意思就是说，吉甫这个人作颂诗，篇章很长很美，所配的曲调很动听。又《左传·成公九年》说“钟仪操南音”，范文子则称他“乐操土风”。把他所操的南方音乐称作土风，显然即指他操的是南方的地方乐调。由此，可知所谓“风”，本即指音乐曲调的意思。[24]
《诗经》中的“风”，又称“国风”，即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实际上也就是指相对于当时周天子的京都而言的各地方的土乐，犹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俗曲，各地的地方小调。《诗经》中共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这十五国风所标的名称，有的是当时诸侯国的名称，有的则指的是地域名，如周南、召南，就是指产生于南方汝水、汉水一带的乐曲[25]；豳、王，也不是诸侯国名，豳是指周人的最早发祥地之一豳地，即今陕西省旬邑、彬县一带，王是指周平王东迁后的国都地区，当时称洛邑，包括今河南省洛阳和孟州等地区[26]。其所以通称为国风，是因为“国”古代与“域”通，除指国家外，也指地区或方域。
《诗经》中十五国风，共收一百六十篇作品，大部分是民歌。
关于“雅”，历代的解释更加纷繁。《毛诗序》说：
这是说“雅”是“正”的意思，然后他又把“正”引申为“政”，而得出“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结论。又说“大雅”即“大政”（大的重要的政事），“小雅”即“小政”（次要的政事）。这与它对“风”的解释一样，都囿于汉儒成见而未免牵强附会。宋代朱熹提出了新的讲法，他在《诗集传·小雅序》中说：
他把“雅”解释为“正乐”，这是不错的，但对于为什么称“正乐”为“雅”，“正乐”又是指什么，他并没有进一步阐明。
另外，关于“雅”还有种种解释，如有人认为“雅”字古与“夏”字通。[27]西周王畿（镐京一带）本称夏，周初人常自称夏人，所以产生在西周王畿附近的乐歌便称“夏歌”，亦即“雅”歌。还有人认为“雅”本是一种乐器的名称，用这种乐器伴奏的乐歌，就叫“雅”。[28]其他还有种种说法。
其实，“雅”就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是相对于地方乐而说的。把周天子建都的王城附近之乐称为正乐，是出于当时的尊王思想。至于为什么把“正乐”称“雅”，这是因为古代有所谓“雅言”的说法，“雅言”就是标准话、通行语的意思。例如《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当时各地方言不一，因此以王城附近的话为通行语，王畿之乐也就称“正”、称“雅”了。“雅”又有“大雅”“小雅”之分，这大约与它们产生的时代有关，“小雅”中的诗在时代上比“大雅”晚，风格上比较接近国风，可能正是音乐上受到“风”诗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不同于旧的雅乐，因此才做了大、小雅的区分。大、小雅多数是贵族文人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民歌。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
关于“颂”，前人当然也有各种解释。《毛诗序》说：
这就是说，“颂”就是赞美王侯的功德，把他们的功业祭告于神明之前的意思。从颂诗的用途和性质上看，这样说基本是正确的。宋代朱熹在《诗集传·颂序》中说：
朱熹说“颂”诗本身也是一种“乐歌”，是供王侯祭祀宗庙时用的。这比《毛诗》进了一步。清代学者阮元，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颂”的本义，说“颂”字即“容”字，也就是“舞容”（跳舞的样子）的意思[29]，因此，“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曲。这一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古代祭神祭祖是王朝的大典，要扮演歌舞，“颂”就是用于这种场合的一种舞乐。近人王国维在《说周颂》一文中说：
接着他举出了三个证明，主要是“颂诗”一般篇章较短、多数不押韵、不重叠，因此他认为“颂”之所以划为一类，也是因为音乐特点有不同的缘故。“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
《诗经》风、雅、颂合起来共三百零五篇诗，后人称“诗三百篇”，实即取其约数。但另外，《诗经·小雅》中尚有六篇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虽有篇目，但无歌词，后人称为“笙诗”，可能是属于所谓“过门曲”之类。[30]总之，现在《诗经》的篇目是三百一十一篇，实存诗三百零五篇[31]。
至于《诗经》中各篇诗歌的作者，绝大部分都已不可考。这是因为那些民歌多属民间集体创作，最初在人民中口耳相传，一个人唱出，或几个人唱和唱出，在流传中又不断有所加工、修改，根本无所谓是哪个人的作品。至于一些贵族文人的作品，除少数在诗中偶尔留下名字外，大多数也无作者可考。汉代《毛诗小序》解释各篇诗歌时，往往把诗都说成是某王、某妃、某公以及其他历史人物所作，如说《关雎》《葛覃》《卷耳》是周文王的后妃作的，《七月》《鸱鸮》《东山》是周公旦作的，等等（据《毛诗序》署有作者名的作品计三十五篇），实际上多是不可靠的。只有个别作品，因有特殊记载，又参之诗歌内容是可以确认的，如《鄘风·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是应该肯定的。[32]
《诗经》中各篇作品的年代，也难以具体指明，根据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和作品风格等，现在也只能划一个大致的轮廓。一般地说，“周颂”时代最早，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雅”的大部分诗也是西周初年的诗，小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小雅”和“国风”的少量作品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部分产生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鲁颂”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商颂”的时代尚有争论，一般认为是东周宋国的作品，如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记载：
这是说春秋时代宋国大夫正考父，因见宋襄公用仁义来修身治国，想做诸侯国的盟主，很为赞同，于是追述宋人先祖的功德，说明当初殷人所以强盛的道理，作了“商颂”。但后世以至近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商颂”应是商代晚期之作。关于“商颂”年代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故除“商颂”暂不论外，《诗经》中诗篇的时代，应上起西周初，下不晚于春秋中叶。[33]
二《诗经》的结集和流传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说，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从产生地域说，有的出于王都，有的出于各诸侯国所领广大地区；从作者说，有贵族的创作，有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歌谣。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在一起而编纂成书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诗三百篇”本身和先秦古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至汉代，历史学家则提出关于周代时有“采诗”制度的说法。
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述说：
这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居的人群将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作“行人”的采诗官，摇着木铎（以木为舌的铃）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采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师（乐官之长），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另外，同书《艺文志》中还记述说，古代设置采诗官采集诗歌，目的是出于“王者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4]。这些虽然出于汉代人的记述，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由官府来主持采诗工作，靠任何私人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一部时代绵长、地域广阔的诗集采集工作，恐怕是不可能的。
至于当时统治者采诗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花力气广收这些民间诗歌，据设想，除了要考察人民的动向，了解施政的得失，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以外，大约还有搜集乐章的需要。我们知道，周王朝是很重视所谓“礼乐”的（“制礼作乐”，是为了巩固等级制度、宣扬王朝声威以及贵族们耳目享乐的需要），按照当时的制度，举凡在一切祭祀、朝会、征伐、狩猎、宴庆等场合，都要举行一定的礼仪，在举行各类仪式、礼节的时候，就要配合演奏乐章。所以当时朝廷上，专门设有乐官“太师”等，乐官的职务就是负责编制和教演各种乐曲，供上述各个场合使用。可以想见，当时乐官们在编制乐章时，除了自己创制以外，一定还要利用或参考许多民间唱词和乐调，这样收集流传的一些民间乐歌作品，也会是他们经常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当然，这是指《诗经》中的那些流传于各地的民谣俗曲说的。至于《诗经》中的那些颂诗和贵族文人所作的政治讽谏诗，当是另有来源，即通过所谓“献诗”的渠道，而汇聚到当时朝廷中来的。
根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王朝是有让公卿列士（即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的。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盲艺人）献曲，史（史官）献书……”我们从《诗经》中的一些作品看，“献诗”的事也是确实存在的。如《大雅·民劳》：“王（指周厉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小雅·节南山》：“家父（周幽王时大夫）作诵，以究王讻。”以及《大雅·嵩高》“吉甫（即尹吉甫，周宣王时大臣）作诵，其诗孔硕”等等，说明公卿列士献讽谏诗或歌颂诗的事是存在的。此外，还有些诗是下层贵族文人或小官吏所写，这一类诗多属个人抒愤之作，即不是奉命作的，也不是为了进献而写的，它们所以能汇集到太师手里，大约和歌谣差不多，是从民间收集来的。至于那些专门用于祭神祭祖的“颂”诗，当是巫（掌管祭祀者）、史等有关职官奉命制作的。
那么，当时通过几种渠道，汇聚起来的作品一定很多，而现在我们所见的这部只有三百零五篇的诗集，是经过谁的汰选、整理成书的呢？古代最流行的说法是孔子曾经“删诗”，是《诗经》的整理者和编订者。最早说起这件事情的是汉代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这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诗，是孔子从流传的三千多篇古诗中选编出来的，他把那些重复的、于礼义标准不合的都删汰掉了。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但并不可靠。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进行考证，都表示怀疑，提出反对意见。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考证出早在孔子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了。如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游鲁观周乐，鲁国的乐工为他演唱“风”“雅”“颂”，而编排的次序和篇目与今本《诗经》差不多一样，而当时孔子还不满十岁。由此可以断定，今本《诗经》根本不可能是由孔子之手删定的。其他还有种种理由，如孔子自己及其弟子门人都从没有说过孔子有“删诗”的事等等。所以后来多数人已不相信孔子曾“删诗”的说法。
孔子“删诗”的说法虽不可靠，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删汰整理工作，才会有今天这个面貌。近代通行的说法是《诗经》删汰和编订工作，仍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因为从三百篇都是乐歌这点来看，诗与乐官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既是当时乐歌的搜集者、保存者，又是乐歌的演唱者，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对汇集来的诗篇加以去取、加工，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诗经》不过是一部可供阅读欣赏的古代文学作品。但在周代，诗的用途却很广，除了典礼、娱乐和讽谏等用诗以外，它还经常用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即作为表达情意、美化辞令的工具。所以《周礼·春官》中又有“太师教六诗”[35]“以乐语教国子”的说法，这是说，乐官太师在当时还有用诗歌（“乐语”即指诗）教国子（贵族子弟）的任务。“诗三百篇”，也可能正是乐官太师为了教授国子而选订的课本。
春秋以后，周室衰微，诗乐分家，第一个以私人讲学身份出现的大学者孔子，更把“诗三百篇”作为政治伦理教育、美育以及博物学的教本。孔子曾经说过：
这两段话是孔子劝他的学生和儿子学诗的。意思是说诗的功用很多，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则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远则还可以用来服侍君王；而且会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另外又说，如果不学诗，就不会说出优美动听的话来。正是由于孔子对“诗三百篇”的重视和推崇，使《诗经》这部书得以留传后世并产生广泛影响。
先秦古籍，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相争的战火之后，散失很多。但《诗经》由于是口头讽诵的诗，因此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即后世所谓的“四家诗”。《鲁诗》是因鲁人申培而得名的。《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是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的。前三家在西汉时代即已立于“学官”（由朝廷立为正式学习的科目），《毛诗》出现得较晚，东汉时方立于学官。但《毛诗》一派却后来居上，影响颇大。《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便逐渐衰落，他们所传授的本子也亡佚了。[36]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毛诗》，即汉代毛公讲解和流传下来的本子。这样，所谓《毛诗》对我们研究《诗经》的关系是很大的，因此，需要附带讲一下关于《毛诗》和《毛诗序》的问题。
前边已经说过，《毛诗》因毛公而得名；但毛公又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分。据三国时吴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中说，所谓大毛公，是指战国时代荀子的学生鲁国人毛亨，而小毛公则指赵国人毛苌。毛亨曾作《诗诂训传》[37]，后传授给毛苌，东汉时立于“学官”（参见郑玄《诗谱》）。
那么，我们经常讲到的《毛诗序》是怎么回事呢？《毛诗序》也就是《毛诗》的“序言”。前人把冠于全书的序言称《大序》，把每篇类似题解性质的短文称《小序》。关于诗序的作者，历史上也说法不一。例如汉代郑玄认为《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则认为是东汉光武帝时代卫宏所作。这一直是经学史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毛诗序》否认和贬低民歌，论诗总是把每一篇诗和历史上的人物或事情比附起来，因此往往是牵强附会，并无可靠根据地发挥一通。特别是在解诗时，抱着浓厚的儒家成见，对许多优秀作品都进行歪曲解释，以便符合儒家的封建说教。因此，我们今天来学习和研究《诗经》，是不能依它的解释为据的。但诗序在讲诗时，提出了一些文学理论上的问题，如比兴、美刺等，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我们学习《诗经》，对于古代《诗经》的传授和学派也应该有所了解，因此，讲一讲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有必要的。
第二节 《诗经》民歌的思想内容
《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原本是流传在人民口头上的民歌，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和所有民间创作一样，它是劳动人民的理想和智慧的结晶，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诗经》中这部分直接来自劳动人民的作品，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值得我们倍加珍视。
下面，我们首先分几个方面来介绍《诗经》民歌的思想内容。
一 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
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一切阶级社会的本质特征。而在奴隶社会，这一本质特征表现得更为残暴和野蛮。奴隶们成年累月地劳动，却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权利。《诗经》“国风”中的许多作品，反映了这一时代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的不满，以及深刻的仇恨和愤怒的反抗情绪。这部分的主要代表作品有《豳风·七月》《魏风·伐檀》《硕鼠》等。
《豳风·七月》是西周初年豳地的奴隶所作的诗歌[38]，它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全诗八章，每章各十一句，这在《诗经》中是较长的了。
全诗基本上是按季节的先后，逐季逐月地来写男女奴隶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可能是因诗长，年代久远，有某些错简的地方，但全诗八章，基本次序还是清楚的：首章写冬去春来，奴隶们开始下田，是一年农事的开始；其间按顺序写一年中种田、采桑、打猎、修屋、收获等各种繁重劳动；最后，写奴隶们年终为奴隶主准备祭品，并高呼颂词，作为全诗的结束。这种按时序叙事的手法，很像后世民歌中的四季调或十二月歌。
《七月》这首长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图景。在那个残酷的社会里，男女奴隶们一年到头无休止地劳动，他们从正月就开始修整农具，寒冬二月就下田劳动，接着是采桑养蚕、纺织、染帛、收获、打猎、筑场、造酒，还要给剥削者服各种劳役如修房、凿冰等等。一年辛苦到头，劳动成果全被剥削者霸占去了，而自己却无衣无食，在死亡线上挨延岁月。在奴隶社会，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诗中写“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即他们的妻女，时时还要担心有被奴隶主抢走和糟蹋的危险。这就是当时社会阶级压迫状况真实、形象的概括。
《七月》这首长诗，语言朴实无华，它就像一位被压迫的老年奴隶，面对面地向人絮说着自己的生活境况，倾诉着血泪斑斑的遭遇。他对于自己和全家年复一年的繁重劳动和极端悲苦的生活经历，说得是那么周全，这些事仿佛久已积聚心头，一吐为快。在诉说中，并没有强烈的愤懑色彩，只是偶尔夹杂着怨叹。但他摆出来的事实，是那么清楚，那么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奴隶主的罪恶，读后，不能不令人感到奴隶制的残酷。
这首诗在形式上是按照季节时令来写的，这种写法特别适合表现从事农桑劳动生产的奴隶生活的内容。诗中又以一连串的物候特征，来表现节令的演变，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四月秀葽，五月鸣蜩”等等，使全诗充满了自然风光和强烈的乡土气息。特别是第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用昆虫的鸣叫和蟋蟀的避寒迁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季节的变迁，表现了秋去冬来，严寒将至；另一方面结合下面堵鼠洞、涂门隙的描写，也表现了奴隶们院落、住室的荒凉，此可谓一鼓双敲的写法。
《七月》这首长诗，用铺叙的手法写成，它按照季节，详尽地铺写奴隶们从年初到年终的生活内容，摆了事实，但又不是完全客观的态度，而是终篇围绕着一个“苦”字。从春到冬，各项沉重的劳动压在身上，简直使他们没有喘息余地，其劳苦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次，诗中写他们虽然种田、养蚕、打猎、凿冰，从事各种劳动，但到头来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靠吃苦菜、住破屋挨延岁月，其穷苦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外，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他们的妻女还要时时担心受到突来的侮辱，其悲苦的心境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正是一首哀伤痛苦的奴隶之歌。但值得我们悉加体味的是，这首诗在哀哀诉苦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清醒的阶级意识。如诗中写他们在严寒尚未退尽的二月，就被驱赶下田劳动，连家中的妇女和小孩也都忙碌着，在这艰辛劳苦的画面上，却出现了“田畯至喜”的描述，他是唯一有笑脸的人。诗中作这种对比的描写，不正是在有意识地揭示阶级对立的社会中，苦乐是如何的不均吗？在风和日暖的春天，年轻姑娘们“遵彼微行，爰求柔桑”，顺着田间小路，持筐去采鲜嫩的桑叶，劳动是辛苦的，但满身披着温暖的阳光，听着黄莺婉转的鸣叫，不会不产生愉快的感情，但她们心上却又笼罩着阴影，因为那班荒淫的贵族公子，可能正窥伺着她们，使她们猝不及防地受到蹂躏。这样的描写，不正是有意识地在对那些兽性、兽行的贵族们进行控诉吗？他们爬山穿林地去打猎，狐狸、野猪大小猎物并不少，但上好的皮毛，却穿在公子身上，肥大的野兽，却被迫送到奴隶主的家里；他们春种秋收，“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所在多有，但“十月纳禾稼”，所有谷物却一起堆进了奴隶主的粮仓。这种描写，不正是有意识地在揭示他们一无所有的原因吗？作者在诗中正是通过这种深刻的揭露，并有意地把奴隶与奴隶主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放在一起相对照，从而暴露和鞭挞了社会严重的不平。
如果说《七月》中所描写的劳动人民形象还是比较驯顺的，只一般地倾诉了受苦受难的哀怨，那么我们在《魏风·伐檀》和《硕鼠》等诗中，就可以听到他们愤怒以至反抗的声音了。
伐檀
《伐檀》是魏国的民歌。魏国册封地在今山西省芮城附近。
这首诗三章都以叙述伐檀木起头，这当是干着繁重伐木劳动的奴隶，一边劳动，一边想到社会的不平，而随口唱出来的歌声。全诗三章，采取了回旋复沓的手法，使思想和感情得到畅快的倾泻。
全诗三章的开始三句，都是写伐木劳动的艰辛和周围的场景。“坎坎”，是用斧砍木发出的沉重的声音。檀木的木质很硬，古人用以造车。伐檀造车的劳动十分繁重，全诗首先写出劳动的艰辛，接着写他们想到自己每天都从事着沉重的劳动，却过着缺食少衣的生活，而那些奴隶主们，从不知稼穑之艰、狩猎之劳，却坐在家里吃着美餐佳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于是不平之气，陡然而起，他们向奴隶主，也是向当时不平的社会，提出了尖锐的责问：那些从不下地种田、不从事收割劳动的人，为什么家里的谷物却堆满了仓房？那些从不冒暑临寒、上山入林打猎的人，为什么飞禽走兽却挂满了庭院？显然，这些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于不理解。因为在这些歌唱的劳动者看来，劳动的果实是应该由劳动者所享有，而不劳者是无权得到的，但眼前的社会现象却完全相反，因而感到极大的不平和气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这是对奴隶主贵族们不劳而获的罪行的愤怒揭露，是站在劳动者的正义立场上，对剥削者们理直气壮的质问。在质问之后，诗人写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你们这些贵族老爷们呵，是不白吃饭的呵！前面说他们不劳而获，这里又说他们不白吃饭，显然说的是反话，是一种反语相讥。奴隶主贵族们，对其剥削行为自会有一套堂而皇之的理由，自会把自己打扮得高尚清白，而“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话，正是对那班自命为“君子”的人所作的嘲讽和讥笑，出语是十分机智、辛辣的。
《伐檀》一诗的思想高度就在于，它反映了不合理的阶级社会所共有的基本现象：生产者不是所有者，所有者不是生产者。同时，诗中不是在哀伤的诉苦，而是用讽刺、蔑视以至嘲笑的态度，向剥削阶级提出诘问，进行说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正义立场和真理在胸的高大形象。
这首诗的艺术性也是很强的。诗歌一开始就用“坎坎”这一象声词，写出了伐木劳动的艰辛和繁重；接着用一系列反问的语气，揭露了统治者不劳而食的真相；最后则以嬉笑怒骂的口吻，昭示出那些高高在上、自命不凡的“君子”们的原形。全诗风格寓庄于谐，句式参差灵活，舒卷自如，十分生动活泼，富于感染力。
硕鼠
《硕鼠》也是魏国的民歌。据《毛诗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这是一首写奴隶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准备远走逃亡的诗。在奴隶制社会，奴隶逃亡是常有的事，这也是一种反抗行动。奴隶制社会后期，大量的奴隶逃亡，曾是促使奴隶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诗中把奴隶主统治者比作专门侵夺别人劳动果实的大老鼠，对统治者无耻的掠夺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同时，还写了人民要相率逃亡、去寻找自己的“乐土”（理想的地方），虽然这种“乐土”在当时以至千百年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里，根本是不存在的，但它表达了人民对摆脱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强烈要求和美好的理想。
这首诗共分三章，每章八句。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端，直呼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充分表现了被压迫、被剥削者对奴隶主的憎恨。接着诗中强烈地谴责了奴隶主统治者的剥削行为和忘恩负义的本性。从“无食我黍”“我麦”到“我苗”，说明统治者的无所不贪和贪而无厌，也说明奴隶们被剥削的深重，举凡一切劳动果实，都被统治者们所吞没。从“莫我肯顾”“肯德”到“肯劳”，则是对奴隶主统治者们残忍无情的揭露。奴隶们长年的劳动，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了奴隶主，而奴隶主则无一丝感念，完全把奴隶的生死置之度外。奴隶主们的这种残酷剥削和冷酷无情，怎能不令人感到愤恨呢？诗的每章的后半段，即从“逝将去女”以下，则集中表现了人民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他们幻想着能够摆脱被压榨的困境，得到一块幸福的“乐土”。在这块“乐土”或“乐国”“乐郊”中，他们“爰得我所”，可以安居乐业；“爰得我直（值）”，一切劳动可以直接归自己所有。全诗最后说，在这样的理想的土地上或国家里，“谁之永号”？再也没有谁会过啼饥号寒的生活，再也不用伴随着哀伤叹息过日子。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不仅写出了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对奴隶主和奴隶主剥削制度的憎恨，同时还表达了人民摆脱和消灭剥削制度的理想，及在愤怒中要求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理想和愿望，千百年来曾成为无数奴隶大起义、农民大起义的动力。这首诗不仅写出了痛苦，也写出了反抗（虽然还不是暴力的反抗）；不仅写出了不堪忍受的现实，也写出了追求和理想。因此，它比起单纯揭露性的作品，有更高的思想意义，有更大的鼓舞力量。
二 反映徭役、兵役痛苦的诗篇
统治阶级除了对人民的劳动果实进行直接掠夺以外，还经常发动战争和驱使人民服各种劳役，使人们经年在外，四处奔波，过着非人的痛苦生活。《诗经》民歌中有许多就是反映官府拉伕逼差，以及“征夫”们在外的痛苦遭遇和怨恨情绪的。《齐风·东方未明》：
这首诗写天还未明，虎狼之吏就堵门来拉差，狐假虎威地拿官府的命令威吓人民，稍微开门慢了些，就踏破院篱，发狂发怒地大喊大叫，就这样，弄得人民日夜悬心，不得安生。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当时官府欺压人民，急如星火地雇逼人民出差上路的情形。被拉当差的人，在外边更是忍饥受寒，劳累奔波，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小雅·何草不黄》一诗，则写出了人民在外行役的痛苦和怨愤情绪：
诗中用玄黄的枯草，比喻长年在外奔走的征夫们憔悴劳损的样子。诗中诉说当时统治者为了“经营四方”，拉伕派差，无一人可以幸免，征夫们无一日不在路途奔波。可见当时从役者之众，劳役之辛苦。诗人不禁质问统治者说“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我们又不是野牛、老虎，为什么总像走兽似地驱遣我们在旷野里奔走？而且还激愤地责问说：“哀我征夫，独为匪民！”难道我们这些可怜的征夫，唯独不算人吗？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般服役者的悲哀和怨情。
兵役和劳役不仅给服役者本身带来重大痛苦，而且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家庭生活，弄得田园荒芜，使青壮男子无法养家活口，年老的父母无人奉养，而陷于难以存活的境地。《唐风·鸨羽》就是对这一方面情况的沉痛控诉，如其首章云：
诗人用鸨鸟不稳定的栖息比喻人民苦于劳役而不得休息。然后说，官差没完没了，使自己无法回去种地，这样让家中年迈体弱的父母去依靠谁呢？服役者情急而呼天，发出了“悠悠苍天，曷其有所”的怨叹。这是一种裂人肺腑，令人闻之落泪的声音。这首诗直抒服役者的苦难遭遇和悲切心境，格调悲婉愤激，感人至深。
在反映征人思想感情的作品中，《豳风·东山》是一首著名的诗篇：
这首诗是西周初年周公东征时的作品，是一首赞美周公慰劳出征将士的诗，所谓“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诗经·豳风》中的诗篇，产生的时代一般较早，其所说的时代是可信的；但从诗歌内容看，这首诗绝不是美周公的“劳归士”，相反地，是写一个久役在外的征夫，诉说自己归途的痛苦生活，抒写自己想念家乡、想念亲人的诗篇，其中正流露和表达着一种反战情绪。
全诗四章，首章写这位东征的士兵，在随军归来时又悲又喜的心情，以及一路露宿的艰苦生活。第二章，写他想象中自己家园破落、荒凉的情况。第三章，写征人想象他的妻子听说他将要回来，扫屋以待，以及见面后的情境。第四章，写征人不由得重温起与妻子新婚时喜庆热闹的场面，兼写他对妻子的想念之情。全诗通过对一个远征士兵役满回乡时的种种心理描写，表现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过和平生活的热烈向往。第一章中，写他告别了多年在外的兵役生活即将西归时，心情是十分矛盾复杂的：“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多年渴望归家过和平生活的愿望能够实现了，但蓦地兜上心头的却是一种说不出来的辛酸、悲楚的感情。这是一种非常曲折而复杂的心理，是只有在特别痛苦的经历中挣扎过来的人才会产生的一种特殊感情。第二章，写征人虽庆幸自己得以生还，但想象多年不归的家园大约早已荒芜不堪：“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这里是说，野生的瓜果挂满了屋檐也无人过问，土鳖虫满屋爬，蜘蛛结网封住了房门；庭院成了野生动物出没的地方，晚间磷火飘来飘去，是一片冷落、荒凉、萧条的景象。这不仅是征人的想象，当时战争频繁，年轻的丁壮都被拉去服役，人民生活遭到破坏，家乡田园荒芜、废弃是必然的，这正是战争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的一个缩影。虽然如此，征人对自己的家园还是充满着怀念、热爱之情的：“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破落的家园，荒凉的景象，岂不令人望而生畏？但他觉得仍然值得自己怀念。这种朴素、深厚的感情，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诗的后两章，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更唤起了他对新婚时许多美好生活的回忆，感情起伏回荡，细致曲折，但给人感受最强烈的还是人民对当时不合理兵役制度的深恶痛绝与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和热爱。这是一首非常生动、具体的反战诗篇。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颇为成功，很有特色。例如全诗四章，都以“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端，这是以景来渲染情。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久留在外的征人，在淫雨霏霏中，践踏着一路的泥泞往家赶路的情景。这蒙蒙的细雨，阴沉的天气，自东及西的遥远的行程，给人一种凄苦、悲凉的感受。故这开端的诗句，既是景语，也是情语，它和征人的悲苦遭遇、凄楚心境是一致的。这开端四句重复地出现，显然为全诗创造了意境，渲染了气氛。再从全诗构思上说，它不是平铺直叙地写征人路途上的见闻，而是用想象、回忆来展现出一幅幅图景。它写征人家乡的荒凉，写家中妻子对征人的怀想，还借对新婚时的回忆，写出了征人今昔的无限感慨之情。全诗对征人心理的刻画十分细致深刻，表达的感情曲折动人。
另外，劳动人民这方面的痛苦遭遇，也常常在一些思妇的题材中得到表现。如《卫风·伯兮》，《毛诗序》说：“《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这正是写妻子怀念远方征人的作品。全诗四章：
首章写她的丈夫多么英武，是全邦国内杰出的人才。这一夸赞叙述，显示出妻子对丈夫的倾心、钦佩和自豪，同时也为她深切的思念之情作了预示。接着女主人公说自从亲人离开以后，自己整天愁容满面，无心打扮，生活中失去了一切欢乐。思念亲人使她感到万分痛苦，好像连老天也跟她作起对来，一切都事与愿违。她似乎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长久的思念已弄得她头胀目眩，但即使如此，她仍是甘心情愿地去想。末章则写她希望寻求到谖草（忘忧草）来使自己忘忧，实际上这正反映出其痛苦难耐的情况。这首诗极深刻形象地写出了一位思妇的痛苦心曲。另外，《王风·君子于役》也是一篇思妇词，主人公是一个山村的普通劳动妇女，丈夫在外服役长久不归，从而抒发了她深切的思念之情。诗仅两章，但十分真挚动人：
这首诗对景物的描写十分单纯，语言也极为朴实，但感人至深。诗首先以“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开端，写丈夫去行役，但不知道他何时才能归来，表现了对久役不归的丈夫的思念。接着用“曷至哉”（何时才能回来呢）一语，质朴地表达了对远方人不能自已的怀念之情。下面写正当日暮时分，夕阳西下，鸡儿归巢了，牛羊也从山上牧场回圈了，在这薄暮降临之时，她感到更加孤独，“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丈夫行役久久不归来，叫我怎能不想他呢？诗的第二章，语句基本相似，只在结语换了“苟无饥渴”（但愿他在外不遭饥受渴）的话，使单纯的思念深化为对丈夫的美好祝愿。这首诗完全用白描的手法写成，对物象没有精雕细刻，对感情也只是直白地写出，却把最真挚、最美好的内在感情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表达了一种纯真、质朴之美，这正是《诗经》优秀民歌的典型特色。
《诗经》中写思妇的作品与写劳人服役的作品，实际表达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外有征人，内必有思妇。统治者驱使大批壮丁去“经营四方”，服劳役、服兵役，必然造成许多家庭不能团聚。《诗经》中这些写征人、写思妇的诗篇，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表达了他们渴望过和平、正常劳动生活的愿望。
三 反映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诗篇
以恋爱和婚姻为题材的作品在《诗经》中占很大比重，其中有不少是清新可喜，具有优美情思，打动读者心弦的优秀之作。过去的经学家常常对它们进行歪曲的解释，或不承认它们是歌唱自由爱情的作品，如“毛传”把《周南·关雎》一诗解释为什么写“后妃之德”；或者承认它们为民间爱情诗，但又诬蔑为什么“淫奔”，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它们的内容，来为维护礼教服务。我们今天自应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并给予正确的评价。
《诗经》中大量的爱情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男女恋爱生活中的各种情境和心理，有的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内容：有的描写了在爱情中大胆的追求和坦率的表白，有的描写了男女在一起游戏时的快乐与幽期密约时的兴奋和不安，有的描写真挚的相爱和刻骨的相思以及遇到波折时失恋的痛苦，也有的描写在受到外来干涉时的强烈反抗情绪，其感情大都是十分淳朴、热烈、率真、健康的。这些爱情诗篇，反映面十分广泛，有关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几乎在作品中都得到了毫不掩饰的反映。
《诗经》中的头一篇《周南·关雎》，就是一首有名的情歌。诗中主人公热恋着一位在河边采荇菜的姑娘，为了她，竟至长夜无眠“辗转反侧”。但他并没有沉浸在愁苦的情绪里，而是想象总有一天把她娶过来，共同过着琴瑟、钟鼓般相互协谐的欢乐幸福生活。他写自己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胆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这种朴实的感情和大胆的表露，是只有民间情歌中才会有的。
《邶风·静女》一诗，是写情人幽会的：
这首诗先写赴约，后写女子向男子赠物来表示爱情。全诗充满着愉快而幽默的情趣。
第一章的开端说“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一个善良美丽的姑娘，在城的角楼上等我。朴实的两句，却写出了男子赴约时的得意和愉快的心情。但接着写情况却出现意外，到了见面地点时，并不见姑娘的身影，这下急坏了他，结果害得他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第二、三章写姑娘终于露面了，原来她并不是爽约，而是故意藏起来逗着他玩。会面后，姑娘把一枝小草（彤管，指管状的初生小草）递给他，说是送给他的礼物，故意试一试他，他却双关地说，这棵小草美极了。接着姑娘再把从牧场采来的荑草递给他，他也故意地表示吃惊，说这草美得出奇，但并不是这草本身美，而是“美人之贻”，因为是美人送的。
这首小诗，把民间青年男女在一起时的那种天真活泼、互相逗趣的情境写得活灵活现。一个故意惹逗，一个语带双关地凑趣，其开朗的性格、深厚的感情、愉快的情绪，跃然纸上。
另外，写情人在一起欢会的诗还有著名的《郑风·溱洧》。《溱洧》一诗，生动地描述了三月上巳之辰，郑国青年男女在溱、洧河畔，相伴游春、嬉戏谈爱的情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
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诗中写正当春水“涣涣”，春光明媚的季节，溱、洧河边，士女如云。一对爱侣手持香草，也穿行在这游春的热闹场面里。诗中还生动有趣地写了她们的对话。姑娘说：“去看热闹吧？”小伙子回答说：“已去过了。”姑娘说：“还是陪我再去看会儿吧，洧水岸边，地方广阔，可好玩儿呢！”于是两人边走边相互调笑，并以芍药花相赠，传达爱慕之情。诗中生动地反映出男女自由相爱的欢乐，他们热情、亲昵，但不轻佻；特别是还表现出那位姑娘主动、热情和开朗、大方的性格。
情人相会在一起，是欢乐的、幸福的，但分别时，对于热恋中的爱侣来说，就是惆怅难挨了。如《王风·采葛》一诗，用“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来表达不得会面时的真挚相思之情，接着更用“如三秋兮”“如三岁兮”的极度夸张言词，来表达离别时度日如年的痛苦。《秦风·蒹葭》则表现了对远方的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苦恼：
全诗三章，只换少许字词，反复咏唱，这是诗中的第一章。诗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发端，首先描写了一幅秋苇苍苍、露重霜浓的清凉景色。正是身当此时此景，诗人写他牵肠挂肚地思念起自己所向往和爱慕的人。但只见一片秋景寂寂，秋水漫漫，而人在何处呢？“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旧注：“伊人，犹彼人也。”（朱熹《诗集传》）这是对感情无间的人一种亲密的称呼。这句是说自己意想中的人远隔秋水，遥遥不得相会。于是想去追寻她，以期欢聚。但“道阻且长”，路远水阔，又多险阻，难以到达，因而兀自在水边徘徊往复，神魂不安。最后在寻来觅去中，他忽然觉得所爱的人宛似就在前面流水环绕的小岛上，只是人影迷离，似真不真，似假不假，可望而不可即，无法到达她的跟前。这显然写的是一种痴迷的心境。
这首诗写恋爱中一个痴情人的心理和感受，十分真实、曲折、动人，而在艺术上也表现出很高的成就。全诗三章都用秋景起兴，把一片水乡清秋的景物与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交铸在一起，渲染了全诗的气氛，创造了情景交融的意境。古人说：“关情者景，自与情相为珀芥也。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王夫之《姜斋诗话》）这首诗三章都用秋水岸边、凄清的秋景起句，作为开端，所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凄凄，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这是诗人所见的客观景物，但诗人把这样的景蓄意裁入诗中来，又何尝与诗人的情没有关系呢？它正是与诗人困于离情别绪之中的凄婉心境相一致的。换过来说，诗人凄婉的心境，也正是借这样一幅秋凉之景得到渲染、烘托，得到较为具体的表现。另外，《蒹葭》一诗，又是把实情实境和想象、幻想结合在一起，用虚实互相生发的手法来加强抒情写物的感染力的。如诗首先写秋景，写爱人路远难寻，结尾却用“宛在”一转，似乎爱侣就在面前。显然，这里写的是一种想象，而这一想象、这一虚幻之景的出现，却正深刻地写出了一个痴情者的心理状态，写出了对所爱者的强烈感情。
爱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诗经》中的爱情诗歌，大部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以真挚、热诚、忠贞为特点的；他们无论是相会、相离，感情总是表现得那么纯洁、朴实、健康，与上层社会的那种放荡、庸俗、虚伪以至矫饰之态恰成对比。
有证据表明，当时男女青年的恋爱和婚姻，已经受到礼教的束缚和干预了。《齐风·南山》诗中就有“取（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非）媒不得”。但礼教的压迫和束缚，窒息不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和幸福婚姻生活的向往，于是就产生了冲突。《鄘风·柏舟》就是一首反抗家长干预、追求婚姻自由的作品：
诗中的少女，热恋着一个青年，但她母亲却强加干涉，从而激起她的怨愤和反抗。全诗两章，以行驶在中河的船只起兴，有顺流而下、势不可返的意味。接着写，只有那个垂着鬓发的青年才是自己选择的配偶，并发出“之死矢靡它”的誓言，表示至死绝不改变主意。全诗很简短，但所表达出的感情十分强烈，激动人心。
《诗经》民歌中还有一部分是描写不幸婚姻的诗篇，主要是反映妇女被丈夫欺凌和遗弃的悲剧，最著名的是《卫风·氓》和《邶风·谷风》两篇。
《氓》是一首带有叙事性质的长诗，它叙述了一个女子受到一个虚情假意的男子的蒙骗，与他结了婚。婚后，女子任劳任怨操持家务，但男子却变了心，最后女子竟遭遗弃，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极为痛苦。
全诗共六章，每章十句。开首一、二章是写最初那个男子向她求婚和她允婚、结婚的经过。她首先写那个男子如何带着笑脸来追求她：
接着写女子在相送的路上，热情而慎重地答应了男子婚期：
诗歌的表现手法总是简练、概括、带有跳跃性的。从这六句看来，包含着这样的经过：男子急切地要求与她同居，但她却比较矜持，以为还是有“良媒”来说合，作为正常的婚姻才好。在男子怨怒的情况下，她委婉地安慰他说：“秋以为期。”
第二章则承上章，写女子对那个男子的一片痴情和婚嫁的经过：
“乘彼垝垣”以下六句，写秋天婚期到来时，女子期待氓的到来，不见则涕泪涟涟，既见则笑语殷殷，表现出她当时对那男子的一往情深。男子终于到来了，经过卜筮以后，“体无咎言”，于是携带着自己的嫁妆、财物随同氓一起而去。这两章写得很细致，意思主要在说明当初男方对自己是如何的主动，因而也引起自己对他的一片痴情，以便与后来那个男子的负义变心作对照。
第三、四两章，主要改用抒情的手法来写，在抒情中显示事情的发展和经过：
第三章，以桑树的繁茂比喻自己的青春年华，以鸠食桑葚比喻自己当初过分迷恋于爱情的失算，由此，她沉痛地得到了这样的认识：一个女子千万不要轻易和男子纠缠。因为男的如果缠上了女的，想甩就可以甩掉；女的如果看不准人，就一辈子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这在当时男女地位不平等的社会中，还是很现实的情况。
第四章，紧接第三章又用桑树的凋落作比喻，写她在夫家受到摧残，像桑树一样凋谢下去了。她委屈地说，自己嫁过来，“三岁食贫”，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三年后，竟又乘着车，渡过淇水，回到娘家。这里特意说她被遗弃后渡过淇水回去，是为了与前面男子来求婚时“送子涉淇”相呼应，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怆然之感。“女也不爽”四句，是对自己的表白和对丈夫的斥责，其中含着强烈的悲愤。
第五章，写自己来到男家以后，日夜操劳，并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刚把日子过得好一点，换来的却是丈夫忘恩负义的虐待。在礼教统治下、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女子一旦被弃，命运是如此的悲惨，当她满含冤屈回到娘家时，连兄弟也不能理解她、同情她：“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她是如此的孤立无援，可见妇人被弃后，就会落入无比悲惨的境地。在残酷、冰冷的现实之中，是有冤无处诉、哀告无门的。
第六章，写那女子被遗弃后的复杂悲愤心情和最后的决绝态度。“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她怨恨那个男子完全辜负了自己的一片痴情和信赖，而变了心；“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自己未来的生活将会苦海无边。回忆当初年少在一起时，“言笑晏晏”，曾经相处得那么欢乐美好，不想男子却把自己的海誓山盟忘得干干净净，一点不顾信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于是委屈、怨恨的情绪一时涌上心头，最后表示过去的日子就不再去想，从此与那个男子一刀两断：“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这首诗通过一个女子婚姻上的悲剧，揭露了礼教的罪恶，揭露了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关于这首诗的性质，从汉代以下就有人认为是“刺淫佚”的作品。宋代朱熹更加露骨地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诗集传》）这当然是歪曲诬蔑。但我们从这首诗的内容看，这位女子的不幸和所遭悲剧的直接原因，确是由私订终身，而又所托非人造成的。最初，她向往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而在“无良媒”的情况下，私许给男子；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所托非人，男子变心，其命运就更加悲惨。《氓》中的女主人公，是礼教和不合理的夫权制度双重压迫的牺牲品。诗中反映的这一悲剧，是更加令人同情的。
《氓》是一首带有叙事性质的抒情诗，它叙事而带有浓郁的感情，在抒情中又显示事情的发展，其中还夹有某些议论，三者融汇无间，把事情过程、女子的思想感情以至曲折复杂的心理，都极简练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说明诗人的艺术手法和技巧是十分熟练和高超的。它对我国后世叙事诗歌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在《诗经》中，与《氓》性质相近的还有《邶风·谷风》。《谷风》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女子。诗中写她婚后如何辛苦持家和急公好义，肯于帮助别人。但有了家业以后，丈夫却对她暴戾无情，喜新厌旧地另娶了新人。诗中写她对自己亲手经营起来的家有深厚的感情，临离去时还对家中的一事一物表示关心，恋恋不舍。但是一想到连自己在这个家中都待不成了，关心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大意是说，你不要毁坏我筑起的鱼堰，也不要动我的鱼篓；但我自身已经不能见容于这个家庭了，还顾念以后的事干什么呢！这种种描写，细致地抒发了女主人公的内心痛苦，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但我们把《谷风》一诗与《氓》一诗相比较，可以发现这两个弃妇在性格上是有差别的。她们虽都身遭不幸，但《氓》中的女主人公，思想比较理智，性格比较刚强，因此在最后表现的态度也比较果断；而《谷风》中的女主人公，则感情比较缠绵，更多地表现出不胜哀怨之情，直到最后还在用哀怜的口吻说：“不念昔者，伊余来塈
！”你就不想想当初，你是那样爱过我的啊！表现出这个女子是那么善良而恋念旧情，最后还抱着一线希望企图打动对方，但她终究还是被喜新厌旧的男子所遗弃了。《诗经》中的这一类诗，都有力地揭露了阶级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罪恶，表现了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对自私自利、弃义负心人的鞭挞。
四 反映劳动生活和爱国思想的诗篇
在《诗经》中，有一部分反映劳动生活的作品。《诗经》的民歌作者是劳动人民，因此，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他们从事劳动的情景，如上文所讲的《伐檀》《七月》就是例子。另外，以劳动起兴的作品就更多。但还有一类是一边劳动，一边歌唱，唱的是劳动的内容，是他们对劳动本身的愉快感受和喜悦心情。这种喜悦心情，来源于亲眼看到劳动的成绩，来源于对劳动果实的欣喜，来源于劳动完成后的轻松愉快。
如《周南·芣苢》：
这是古代妇女在山坡野地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歌。这首歌歌词很简单，但感情饱满，节奏明快，再现了当时劳动时的情景，传达了一种劳动时的欢快情绪。读者涵泳之后，恍如身临其境，仿佛见到三五成群的劳动妇女，在山坡旷野，边劳动，边歌唱，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令人心旷神怡。全诗三章，主要用重章叠句的方法，回环反复地传达情绪。三章十二句，有六句完全是重句“采采芣苢”，这一简短的语言、明快的节奏，构成了全诗的主旋律；另外又通过在从事采集活动时不同动作的描写，生动地描绘了妇女们轻快利索的劳动姿态和劳动进展过程。这首小诗，语言朴实，感情浓厚，意境深远清新，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至今仍给我们以美感享受。
另一首富有优美情调的劳动诗歌是《魏风·十亩之间》：
这是一首采桑女子们在劳动中所唱的歌。它描写在一片宽广的桑林里，一群采桑女劳动结束了，她们互相招呼，相约结伴同行，一路归去。前一章写采桑女们停止紧张的劳动，安闲地歇下来，呼伴一起还家；后章写她们已走出桑林之外，舒缓轻松地渐渐远去。细读这首短诗，就能具体感受到当时那个桑园中的和乐气氛和采桑人劳动后的欢愉心情。这首小诗，每句后都用一语气词“兮”字，拖长了语调，传达出一种舒缓、轻松的气氛，与诗的内容相应。这与上述《芣苢》一诗配合劳动动作而唱的歌，在节奏上又有不同。
另外，在《诗经》作品中，还有一部分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优秀诗篇。
在前面我们曾读到一些劳动人民反对劳役、兵役压迫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分表现了强烈的反战情绪。在过去那种人压迫人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迫使人民服兵役，也是一种残酷的阶级压迫形式，因此必然会引起人民强烈的反对。但人民所反对的乃是非正义性的掠夺战争，而对于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还是竭诚拥护的。每当国难当头，他们总是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可贵的英雄主义精神。《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就是一首著名的爱国诗篇，它反映了当时人民在与西方入侵敌人西戎作战时，团结友爱和同仇敌忾的大无畏精神。全诗共三章，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写成：
西戎与当时西北的秦地毗邻，常常发动战争侵扰。这就是产生在秦地人民中间的一首充满爱国热忱的军歌。每章开首，都是用设为问答的句式，来表现奋起从军、慷慨自助的精神。“谁曰无衣？与子同袍”，是说当时军情紧急，征衣一时不能齐备，但他们觉得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和你可以同穿一件战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听到君王要兴师赴战，于是便急急修整武器，磨砺兵刃，整装待发，表现了高昂的战斗热情。“与子同仇”，是说你我所面对的，原本就是我们共同的仇敌，表现出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义愤。这首诗章与章之间，只换少许字，但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逐章递进，对诗歌的含义起着不断深化和扩展的作用。如先说“同袍”（战袍），再说“同泽”（“泽”同“襗”，内衣）和“同裳”（战裙），表示外内、上下衣物，都可以跟战友与共。又先说“修我戈矛”，相继说“矛戟”“甲兵”，表示首先修整短兵器，再及长兵器，以至全部武装设备。还有结尾一句，由“同仇”，表示共同对敌的仇恨，到“偕作”，即共同奋起，以至于“偕行”，同赴战场。由此可知，全诗章章递进，是极有层次的。这是产生在我国历史早期十分优秀的具有深厚的爱国感情和英雄主义气概的诗篇。
《诗经》民歌中爱国作品除《秦风·无衣》以外，《小雅·采薇》也是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诗产生于宣王时代，西周王朝自周厉王以后，国势日衰，北方的
狁族（即秦汉以后称为“匈奴”的）不断向中原入侵，以至周王朝国土日蹙，汉民族亦不胜其害。直至宣王即位，号称中兴，方派尹吉甫率兵反击，收复国土，保卫边民。这首诗就产生于这一历史阶段。这首诗既写广大士兵在戍边和战斗中的紧张、饥渴和劳碌的痛苦生活，同时也抒写了他们能不顾安危，急国家之难的爱国热情。如第一章写：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
狁之故。不遑启居，
狁之故。
他们对远离家室，离乡背井历久不归感到不满，但又清楚地表示，这是“
狁之故”，是敌人的侵犯造成的。因此，尽管对回乡过和平生活是向往的，尽管战斗生活是极为劳顿痛苦的，“忧心烈烈，载饥载渴”，但他们最终还是以保家卫国的事业为重。他们说：“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岂不日戒？
狁孔棘。”他们不断转战，日夜警戒，绝不懈怠。诗的末章是写戍边归来时路途中的心情和情景的：
广大士兵是为了卫国而战，但统治阶级却并不照拂他们，在回归时，一路雨雪，载渴载饥，有谁来顾念他们的痛苦和理解他们悲哀的心情呢？这又表现了阶级矛盾。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士兵们的爱国信念和爱国行动，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痛苦处境。诗以“采薇”起兴，用薇菜的萌芽（“作止”）、生长（“柔止”）、粗老（“刚止”），写历久不归的情景和心情。末章更抚今追昔，借自然景物以托情，全诗感情真挚，形象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
《诗经》中除了民间爱国作品《无衣》《采薇》以外，还有《鄘风》中著名的《载驰》一篇。这首诗的作者是许穆夫人，她是卫戴公的妹妹。狄人侵卫，攻陷了卫国的国都，卫懿公被杀，百姓流亡。许穆夫人是个爱国者，她目睹祖国危亡的局面，心急如焚，急驰回卫国吊唁，并谋划求救于大国，以恢复家邦。这首诗表达了她不怕任何阻力，一心拯救祖国的爱国主义热情。许穆夫人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知名的爱国女诗人。
第三节 古老的民族史诗
在《诗经》中，有一组古老的诗篇，用简朴的诗歌形式记载了我们祖先周人发祥和创业的历史，歌颂了周民族在泾水与渭水流域开垦土地，建立家园的光辉事迹。它们历来被称作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古老“史诗”[39]。这组诗集中保存在“大雅”里面，共有五篇，即《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的许多传说和史迹。[40]
《生民》是一首带有神话色彩的诗篇，它叙述了周始祖后稷诞生和发明农业的历史。诗中首先描写了后稷的母亲姜嫄因踏了上帝的脚印而怀孕，这没来由的孩子使人觉得不祥，便把他抛弃了。后稷被抛弃的经历是：
这是说，先把他弃置在小巷里，但经过的牛羊却用乳汁哺养他；又把他抛到森林里，可巧又遇到伐木的人救了他；最后又把他丢在寒冰上，结果又飞来一群鸟用翅膀遮覆他、温暖他。诗中就这样描写了后稷的生而不凡。诗中写既抛弃不成，只得把他留养下来。而更为神奇的是，这灵异的孩子长大后，具有惊人的智慧和本领，他天生就会种庄稼，而且所种的庄稼非常丰茂、美好，年年丰收。诗中用丰富多变的形容词来描写他所种农作物的茂盛：“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后稷终于以一个农业发明者的身份成为氏族领袖，并在邰地（今陕西武功附近）住下来，祭祀上帝，使子孙繁衍，氏族繁荣。这就是周始祖诞生和创业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神话的外衣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古史的影子。后稷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这正是原始母系社会的状况，而从后稷开始，则进入了父系社会。周人把始祖后稷看成是农业发明者，并歌颂这件事情，以此为自豪，这说明周人是一个较早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从这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人对自己民族来源的幼稚而充满自豪的解释（他们认为自己是农神的子孙），同时也可以看到周人对于农业生产劳动确是非常熟悉和具有深厚感情的。如诗中第五章写后稷对农业生产的伟大贡献：“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用“方”“苞”“种”“褒”“发”等十个形容词，写出了庄稼不同阶段的样子和生长的过程，这正是从事农业劳动、熟悉农业知识的人才有可能写出来的。这里表面上是写农神后稷，实际上是他们对自己民族勤劳、智慧和具有丰富农业知识的歌颂。这种诗大约早就在周人内部口头流传，是西周初年被写定的。
周人曾有过两次大迁移，第一次是由周人远祖公刘率领，从邰迁至豳（陕西旬邑附近）；第二次是由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领，从豳迁至岐山附近。这两次经历都被记载在《公刘》和《绵》两篇诗中。
《公刘》一诗，描写了周人由邰迁豳，以及到豳地以后，在公刘的率领下，开垦荒地、营造居室的情形。诗中特别对公刘的无上勤劳和智慧作了刻画，塑造了一个深受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和民族英雄的形象。诗中从公刘率民离邰前所做的种种准备工作写起：
诗中几章都以“笃公刘”开端，“笃”是笃厚诚实的意思，这里表现了对公刘的无上赞美。接着描写周人的这次大迁移，是由公刘统筹安排，做了充分的启行前的准备的。下面描写人民初到豳地住下的情况：
诗中“于时”几句，诗人连用了几个排句叠词，就把人群迁居新地时那种欢声笑语的场面，描绘得宛然在目。诗中又写到公刘组织人力，在豳地拓垦土田的情况：
诗中对于公刘这个英雄形象的刻画，是相当成功的。写他对这次民族大迁移准备有素；写他组织人民启行和安排居处等方面井井有条；写他亲自察看地形，选择京邑，丈量土地，建筑宫室，不辞劳苦，远近奔波：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具体描写，刻画出了一位深受人民敬仰和爱戴的民族领袖形象。
公刘迁豳十世以后，至周太王古公亶父时期，也是由于戎狄的侵扰，周人则由豳开始又向岐下（今陕西岐山县）迁徙。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次迁徙规模比上次为大：“举国扶老携弱，尽归古公于岐下。”记载和歌颂这次迁徙历史的，就是《绵》这首诗。诗的开头写：
这里从周民族的发祥地写起，并写到初至岐下时的艰苦情况。诗以瓜瓞起兴，比喻周民族由小而大，绵延不绝。但古公亶父迁徙初始，还是“陶复陶穴”，居住在土窑土洞，生活相当艰苦。但不久，就发现了岐山之南的一片名叫“周”的平原沃野（在今陕西省扶风县），古公非常高兴，便率领人民在那里开荒筑室定居下来，建立自己的家园，从此也就以周人自称。诗中对这一情况是这样记叙的：
这里不仅记述了他们迁徙到周原的经过，而且也写出了他们经过跋山涉水初到岐山发现周原这样一片平原沃野时大喜过望的心情。“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周原土肥油光光，苦菜不苦甜如糖”），这个形象的比喻，充分表达了他们对这片可以发展生产的肥美土地的喜爱。接着又写到他们整田筑室的劳动，其中写了当时劳动工地的场面：
这真是一个够热闹的场景。古人筑墙是先竖起木板，用绳子缚住，然后装土打实。这就是对当时建筑工地的真实描写。诗中连用了几个排比句和象声词，把那盛土、倒土、捣土、削土的声音，把众人齐力合作打墙筑室的紧张劳动，非常有声有色地描写了出来。特别是最后一句，是说鼓本是为了振奋劳动者的情绪而设的，但劳动中发出来的声音，却淹没了鼓声，这是多么形象而生动的描绘啊！诗中充满了艰苦创业的自豪感。
以上这三首写周人发祥发展和歌颂周人祖先的乐歌，大约是周初王朝的史官或乐工利用人民口头传说的材料写成的，在写到自己的祖先时，也像初民时代文学一样，带有一定神话传说性质，有意无意间把自己的祖先神灵化了。但其中也确实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伟大活力和创造力量，特别是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勇敢、智慧和劳动热情，这也正是它们动人的所在。
《皇矣》是歌颂周文王伐崇、伐密的战绩的。崇与密是位于陕西、甘肃的两个小国。这两次战争的胜利，为周人灭商打下了基础。《大明》是赞颂文王之子武王在牧野（河南淇县附近）与商会战，而取得了一举灭商的决定性胜利。这是周人伐商取得天下的一件大事，所以诗中对这场战役做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诗中写牧野之战的情景是“殷商之旅，其会如林”（殷商的军队，密集如林），但殷商的兵多将广并没有影响周军的士气，相反地，他们抱着“维予侯（指周武王）兴”的信念，决心以少胜多，投入了这场大战：
这里是说，在辽阔无际的牧野战场上，周人高大的战车威风凛凛地在前进着，战马在往前奔驰着。指挥战争的尚父（姜太公），像雄鹰展翅般英姿飒爽，率领着大军作战，为的是辅佐武王，讨伐暴虐的大国殷商。清晨会战一下就扫平了敌人的凶焰，澄清了天下。高昂的士气，果敢的战斗，英武的统帅尚父，都通过简短的诗句，极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牧野一战，殷商覆灭，周朝诞生，这对周人来说，是最值得纪念和歌颂的。
从《生民》到《大明》五篇史诗，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周人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读了这些诗，仿佛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历史的画卷：在遥远的古代，在黄河流域的上游居住着一个非常勤劳智慧的民族，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兴盛，不断地在开拓着、勤苦地劳动着，他们在那里最初掏穴而居，后来则营建都城、宫室，战胜和统一了周围的部族，建立了有广阔国土、高度文化的强大国家。诗中所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些事实。从这些诗里，可以看到周人祖先艰苦的生活环境，可以看到他们艰苦奋斗、创功立业的伟大精神。但值得指出的是，《皇矣》和《大明》两篇诗在思想和内容上与前三篇已有不同。周文王、武王时期，周人已建立了奴隶主国家，他们为了麻痹人民，已经在用“天命”装点自己，如《皇矣》中，歌颂文王时，先把他的父亲、祖父歌颂一通，说他们建国做君王，是“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即上帝的意志，而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子孙后代永远受到上帝的福佑。诗中充满着“天命”的抽象说教和对君王的歌功颂德；群众的面影不见了，一切功劳都归于神权和受命君王身上。诗歌内容已没有什么生活气息，除极少片断外，艺术性也不强。但周人伐纣代商，还是正义的战争，用诗歌形式记述下来的这段历史，还是值得珍视的。早于周人还有夏、商两代，当时可能也有史诗流传过，但都没有用文字记载下来。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唱，是民族历史的第一页。这仅存的几篇古老的诗篇，正是非常珍贵的。
第四节 政治讽刺诗
在《诗经》中还有不少政治讽刺诗，古代则称之为“怨刺诗”。《汉书·礼乐志》：“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它们的主要内容，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讽刺统治者生活中的一些丑行的。它们可称作我国文学史上出现得最早的一批暴露文学。《诗经》中的讽刺性作品，实际有两种：一种是出自劳动人民之口的讽刺性民歌，主要保存在“国风”中；一种是贵族文人的作品，性质上有所不同，他们讽刺时事，但主要出于对统治者的劝谕，故习惯上又称之为“讽谕诗”，这类诗歌主要保存在“大雅”“小雅”里边，思想、风格上与前者有异。
出现在“国风”民歌作品中的讽刺诗，战斗性都是很强的，它们以非常尖锐、辛辣的笔触，揭露统治者的种种丑行，把统治者那些从来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载丑闻流传下去。例如《邶风·新台》一诗，就是揭露和讽刺当时卫宣公的一桩丑行的。卫宣公准备为他的儿子娶齐国的女子宣姜为妻，后来，宣公听说那女子漂亮，便在河上筑了一座华丽的新台，把齐女中途拦截，占为自己的老婆。卫国人民针对这桩丑事，写诗加以讽刺。全诗三章，其尾章云：
诗歌假借齐女的口吻加以讽刺，说张起网来本为了捕鱼，但哪知却遇到了一个癞蛤蟆[41]，本想求得一个如意郎，谁知竟嫁了一个丑老公。形象的比喻，嬉笑怒骂的口气，直剥下了统治者的面皮，让人们瞥一下所谓国君的尊容。
同一类性质的诗还有《陈风·株林》，是写陈灵公私通夏姬的。据记载：陈灵公荒淫无道，竟与臣子孔宁、仪行父三人一起与一个大夫夏御叔的妻子夏姬私通，并且穿着夏姬的亵衣相戏于朝廷之上。《株林》一诗就是讽刺陈灵公每天都跑去找夏姬，其中的一章云：
一个国君正事不干，整天去追逐糜烂的生活，《毛诗正义》说：“言公朝夕往来淫佚而不息可恶之甚，故刺之也。”另外，《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是讥刺鲁桓公的夫人文姜和他的哥哥齐襄公通奸；《鄘风》的《墙有茨》是写卫惠公的母亲与惠公的庶兄公子顽私通（在名分上他们是母子关系）。统治阶级中的这些衣冠禽兽的行为，的确丑恶不堪，令人难以启齿。《墙有茨》一诗倒是极概括地说明了这一点：
意思是说，宫闱中的那些丑事，多得就像墙根底下的野草蒺藜，扫也扫不完。而且简直无法令人诉之于口，说出来丑恶得很。统治阶级为了欺骗人民，宣扬了一套虚伪的礼教，用来控制人民，束缚人民的手足，至于他们自己，却荒淫无度，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南山》的作者问得好，一切礼仪都是你们制定的，为什么你们又干出这样多乱伦的丑行！充分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道德面目。因此，《鄘风·相鼠》一诗就以极鄙视的态度咒骂并奚落他们说：
斥责他们连个老鼠都不如，老鼠还有层皮，而他们这些人却如此无耻，不要脸，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呀！这些讽刺性的民歌，直接的作用就在于扯碎他们的道德伪装，摧毁他们的精神优越感，促使人民对他们腐朽本质有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他们的统治。
另外，《诗经》民歌中还有暴露统治阶级残酷行为的诗篇，如《秦风·黄鸟》，是揭露当时惨无人道的殉葬制度的。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伯任好（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黄鸟》诗共三章，其首章云：
奴隶制度的残酷野蛮，不仅仅表现在对奴隶的残酷剥削上，更表现在对奴隶的一切暴行上，而最为野蛮的又莫过于用活人殉葬的制度。这首诗的开头以黄鸟悲鸣起兴，接着赞子车氏三兄弟是“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御”，都是国中英勇杰出的人物。可是就是这三位有本领、为人敬爱的人物，如今正站在墓穴旁边，浑身发抖，实在使人目不忍睹。这是谁的罪恶？作者忍不住反复责问苍天。这首诗，不仅表现劳动人民对“三良”的同情，而且是对统治者的野蛮行为、对整个殉葬制度的控诉。所谓“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绝不是乞情、妥协，相反正是形容奴隶主的罪恶之大，犹言像这样值得“人百其身”的好人，也要活活地殉葬，这多么凶残！这首诗用具体事例，形象地把奴隶制的野蛮、残酷揭给人看，暴露性是很强的。
《大雅》和《小雅》中的政治讽谕诗，是贵族士大夫的作品。从时代说，它们大都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一小部分产生在东周初年。
西周自召、穆（召王姬瑕，穆王姬满）以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厉王和幽王两代政治最为黑暗、腐朽，又加以这时外族不断西侵，造成了“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大雅·桑柔》）、“日蹙国百里”（《大雅·召旻》），即百姓人口大量减少，横遭涂炭，国土日益缩小的国室危亡局面。这时，一些对社会现实有比较清醒认识的贵族人物，对本阶级掌权者的昏庸误国表示不满，从维护本阶级利益出发，写出了一些暴露当时政治弊端，反映社会丧乱，劝谕当政者任用贤良、革新政治的讽谕诗。这些诗对现实的反映有一定深度，在艺术上也表现出较高的造诣，如规模较大，叙事抒情条理井然，语言也较生动。特别是那种批评国政、讽谏国君、忧国忧民的精神，对于后代的诗人还是起过较大影响的。
在这些讽谕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雅》中的《桑柔》《瞻卬》《民劳》等，《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北山》《巷伯》等。这些诗，有的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局面，对“国步斯频”（国家濒于灭亡）的危机表示忧虑。如《大雅·桑柔》一诗，是周厉王时的作品，据传是周贵族芮良夫写的。诗一开头就用桑树作比喻，说周王朝建国之初，曾像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桑树，用它广阔的树荫覆庇万邦，何等兴盛；而如今国君暴虐无道，奸佞当权，已把国家败坏得像一株枝叶凋零的枯桑了。诗中还着意写出当时官逼民反、人心思乱的事实：“民之回遹，职竞用力”（百姓们走上邪路，完全是由于用强权逼他们的结果）、“民之贪乱，宁为荼毒”（百姓人怀暴乱之心，宁冒被屠杀的危险也不顾），诗人所描写的情景，正是厉王被逐（厉王三十七年，被起义军赶走，流亡于彘）前夕社会动乱现实真实的写照。
《小雅·正月》是一首产生于西周末年的政治咏怀诗，据说为一位周大夫所作。他从上天示警说起：“正月繁霜，我心忧伤”，这里所说的“正月”是指正阳之月，即夏历的四月，四月里降霜，是时令失常的表现。诗人感到这正是天灾人祸并降的时代，因此心里忧伤恐惧万分。接着诗人感叹自己的身世和遭遇，但他在感叹身世和遭遇中反映了当时社会上一些黑暗的现象，还表达了对当时政治上的一些见解。如诗中写当时坏人当道，信口雌黄，使好人受谗害，无法存活：
更形象地写出了当时使人备受压抑的恐怖气氛：
这种哀呼父母，恨自己生不逢时的感慨，这种叹天地虽大，却使人无法直身迈步的比喻（比喻动辄得咎），都典型地表达了生当黑暗乱世之中人们所普遍易有的情绪，因此，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这样一些述伤泄愤的诗句，既是诗人对自己个人遭遇的慨叹，同时也是对当时社会压迫的暴露，其社会意义还是很深广的。
诗人还用生动的比喻表达了他对当时政治的意见。他说当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就如同对待一辆满载东西的车子，不是去想方设法加固它，而是不断拆卸它的夹板；正确的做法是“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即加固车辐，关照御者，这样才能平安载货行进，“终逾绝险”，度过险途。这是对当时统治者要近贤良、远佞臣、小心治国的劝告。
全诗的最后，还对当时的黑暗政治和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命运表示同情，对社会的贫富悬殊发出不平之声：
诗人的不平、愤慨，也正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怨恨情绪。《正月》这首诗，揭露了西周末年的黑暗现实，特别是着重表现了当国家危难之际，统治者仍麻木不仁，醉生梦死，排斥异己，残害忠良，对一些忧国忧民之士进行迫害。这种在过去王朝处在末世时期所习见的现象，在这首诗里较早地得到了深刻的艺术反映。
《小雅》中的《十月之交》，是幽王时一个贵族士人所写。这首诗也是从上天示警写起，诗的前三章写发生在幽王六年（前776）时的某些自然现象和巨大自然灾害（日食、大地震等[42]），诗人从天象不正这样一个在当时人们认为不祥的征兆出发，正告那些当权人物说：“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意思是说日月预告灾祸，不按常规运行，是由天下政治无道、朝廷不用贤良造成的。这虽然带有古代人的迷信观念，错误地认为天灾是由统治阶级的罪恶招来的，但他所指斥的统治阶级的罪恶还是真实的，其忧思愤慨之心是当时人们共有的。
诗的第三章是这样写的：
诗人描写山崩地陷的灾异情状，举出了一连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实际上既写自然界的现象，又写当时社会危机四伏、分崩离析的政治现实和国家状况，把一种面临巨大灾难、人心惶惶的时代气氛，淋漓尽致地渲染了出来，也有助于全诗主题的表达。
诗的第四章则更大胆地把当时那些执政者的名字都一一列写出来：
这里并列举出七个人的名字和官职，最后还有一个未举名字的女子（系指正在得宠的幽王妃褒姒）。这些人都是受幽王的宠幸，权势赫赫的人物，也正是这些人，无恶不作，把朝政弄得一片昏暗。作者认为结伙乱天下的就是这八个人。对于当时的执政者，诗人这么指名道姓地来写，其批判性是很强的，也是特别大胆的。
《诗经》中的这类贵族讽谕诗，大都是悯时伤乱，对统治集团进行警戒、劝谕之作。所谓“无忝皇祖，式救尔后”（《大雅·瞻卬》），意思是说不要辱没了皇宗列祖，为你们后代得救蒙福着想；“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意思是说夏王朝的灭亡，曾经是殷纣王的一面镜子。这些贵族诗人作品，虽然都是从挽救王朝的覆灭以便继续进行统治出发的，但他们对昏君佞臣的斥责，对社会问题的揭露，仍是有重大意义的。中国后世文学史上的许多文人政治诗，大都和《诗经》这部分写怨刺内容的讽谕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五节 祭祀诗和宴饮诗
《诗经》中还保留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祭祀诗。祭神颂神虽是古代社会普遍的信仰和活动，但由于宗教又有“奉神而治人”的特殊功用，从而更为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列祭祀之事为国之大典，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诗经》中的三《颂》主要就是用于王朝祭祀的诗。周人把祭天和敬祖置于同等地位，把祖先的亡灵视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反映了宗法制社会将宗教伦理化的特点，以及周人对原始宗教以至殷人宗教观念的修正。
宗教观念在原始时代已然产生，它以巫术、图腾崇拜、日月山川动植百物皆有神的泛神论为特征，表现了原始的蒙昧状态。夏史不详，至殷人则有最高主宰的“天”“帝”的观念，从甲骨卜辞中的每事要“卜”来看，一切均屈从于神的现象是很显然的。殷统治者还自居于“天命”的独钟者，所谓“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书·西伯戡黎》），从而放肆地在人间施展权威。周人代殷以后，虽并未脱离君权神授的说教，但从历史上吸取了治乱兴亡教训。所谓“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开始对“天命”作出限定，那就是将“德”引入对天命的理解，所谓“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就是说天之降命也是有条件的，它只保佑有“德”之人。《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时迈》等诗，无不在颂天的同时，强调文王的“懿德”，并一再强调“敬德”对保国延祚的重要性。这是周的新的宗教意识，也蕴含了周人新的开国精神和我国早期的德治政治思想。
《诗经》的祭祀诗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祭方社、祀田祖（农神）、祈甘雨、庆丰收的诗，如《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驰》《良耜》《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它们写祭事，但也反映了古时耕耘、播种、收获、贮藏，以及有关的礼俗和农田管理制度等。如《周颂·噫嘻》是西周统治者康王祭成王并劝农、祈丰年的歌[43]：
这首歌是写春天耕种季节，周康王率领群臣，至祖庙祭祀周成王，并假托成王之灵，告诫田官和农夫要及时从事耕作。“噫嘻”是颂赞声。诗的大意是说成王的在天之灵已经降临（“昭”，光明，指灵；“假”，通“格”，至，到来），并告诫田官，率领农夫，开始播种百谷；既开发大片的私田，也要驱使农夫，大规模地完成包括封地在内的所有田地的耕种。此诗涉及古代田制和农事的规模，成为研究西周社会的史料而受到重视。
《周颂·丰年》一诗：
这是丰收之后在宗庙祭祖的颂歌，既报谢祖先的保佑，更祈求来年普遍降福。另外，《大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等诗，则以较长的篇幅，更为细致地描述了诸多农事祭典活动的场景。这些诗辞气凝重，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透露出对宗族兴旺、国力强盛和幸福安康生活的憧憬。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燕饮诗或宴飨诗），是周人重礼乐、尚亲情、笃友谊的体现，是古代中华礼乐文明独有的产物。周代君臣朝会、家族团聚、故旧相逢皆举行宴饮，并于宴饮之际，奏乐歌诗。而举行各种宴饮活动的目的，“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礼记·乡饮酒义》）。礼是德的外在形式，所以宴饮之礼，是与周人的德治教化思想紧密相关联的。《小雅·鹿鸣》是国君宴饮群臣时所奏的乐歌，其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国君礼遇群臣，享之以酒食，赐之以币帛，为的是求教于贤者，唤起他们的报国之心。《小雅·常棣》是兄弟之间一起宴饮的乐歌。“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用常棣花之花萼相依相连比喻兄弟之间的天然亲密关系，认为兄弟之情非比一般。诗中反复称说“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称说兄弟之间是最休戚相关的，有悲伤急难之事，总会来相慰相救，虽有时在家中争吵，但有外侮，就会一致对外，乃是一首劝谕珍视兄弟之间手足亲情的歌。《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生。”“伐木许许，酾酒有藇。既有肥羜（羊羔），以速诸父。”“伐木于阪，酾酒有衍。笾逗有践，兄弟无远。”这是一首宴享亲友故旧的乐歌，最初可能出自民间，后经贵族文人修改采用；语言活泼，情深味永。其他的宴饮诗尚有《小雅》中的《蓼萧》《彤弓》《弁》，《大雅》中的《行苇》等。在这些诗里，既写酒食的丰盛，又写情谊的可贵，更表达主宾的彬彬有礼，尊卑长幼有序，实际上是为维系亲族关系，亲亲尊尊，通上下之情和巩固邦国服务的。而宴饮之礼，又是与乐不可分的，所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郑樵《通志·乐略》），在觥筹交错、琴瑟钟鼓的乐声中，在和谐愉悦的气氛里，以达到强化宗法血缘亲情，以及尊贤睦友的目的。当然，在这部分诗中，也不乏周王朝贵族们粉饰太平、追逐享乐的思想内容，但其反映出来的人际交往中的礼乐文明，是主要价值所在。
第六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它包括了当时各个阶级、阶层以至不同性别、不同生活经历的作者的创作；在体裁上它包括抒情、叙事、讽谕、颂赞等各种文学样式，因此在艺术风格和艺术特点上是不一致的，在成就上也高下悬殊。如三《颂》中那些宣扬“天命”、向皇宗列祖所唱的颂歌，不仅内容上是应该批判的糟粕，而且艺术上也无可取，多是些千篇一律的抽象说教，读起来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那些描写贵族作乐生活的诗篇，虽往往有某些形象描写，但充满了淫靡陈腐之音，使人感受不到什么美感。《诗经》中最值得重视的还属那些民歌，它们不仅直接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当然，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诗经》中也包括一部分当时的进步文人作品，它们在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但就整部《诗经》来说，民歌占大部分，而且即使那些贵族文人作品的一些艺术成就，实际也与吸收了当时一些优秀民歌的创作方法、艺术手法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谈《诗经》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自应以《诗经》中那些优秀的民歌为主。
《诗经》中的民歌作品，有带叙事性的长篇，也有抒情的短章，但无论哪类作品，首先共同具有的特色，就是具有强烈浓厚的生活气息，风格淳朴自然，无雕琢之痕，富有一种纯真的美。另外，它创造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特别是运用比、兴来增强诗歌的形象性，加强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另外，在诗篇的组织结构、语言、韵律等方面，也具有新颖、灵活与和谐优美的特点。
下面就从这几方面分别谈一谈。
一 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与它所产生的时代和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可分的。《诗经》中的民歌产生在我国二三千年以前，它们的作者都是些生活在当时北方广大中原地区、以从事农桑生产为主的普通劳动人民。他们生活条件艰苦，生活朴实，性格浑厚、坚强。他们有着朴实的生活，也有着朴实的愿望。而《诗经》中的那些民歌作品，正是他们朴实生活和愿望的反映，是他们在各种遭遇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他们所歌所唱的，都是他们在生活中所真实感受到的，歌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是他们心底的声音。例如《七月》一诗，写的是一个饱经风霜和压迫之苦的年长奴隶，对他年复一年所过的生活的回忆，在痛苦的回忆中，他感到凄苦、哀伤和不平，于是他就用朴素的语言、诗歌的形式，把它随口唱了出来，语言和形式是淳朴的，也是非常真实感人的。《伐檀》《硕鼠》也是这样，这些劳动者想到自己终年艰苦地劳动，但劳动果实却被那些自命为“君子”，实际上是吸血鬼的人掠夺一空，于是感到无比愤恨，一时怒火中烧，而随口唱出了他们久积心头之恨，并产生出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至于那些行役之人、思妇的作品，以及青年男女在爱情生活中产生的众多作品，从所产生的情况上说也无不是这样。行役之人久滞不归，他想到家里的田地荒废，年老的父母在饿肚子，因而感到撕肠裂腹的痛苦，于是呼叫苍天，放声长号；征夫的妻子，傍晚看到牛羊下坡，鸡儿归巢，因而流泪伫望，发出了心底的怨思；正在恋爱的青年，听到河边水鸟成双成对地鸣叫，于是满怀幽情地想念起所爱的人；一个无辜被弃的妇女，抚今思昔，恨夫悲己，不由得迸发出“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之词；如此等等，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无不是触景生情，情由衷发，既来源于生活，又流出于心底。正因为如此，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这些民歌作品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即丝毫没有矫揉之态和雕琢之痕，而是浑朴自然，一片天籁。可以说，《诗经》的民歌在思想感情上、艺术风格上都有一种发自纯真之心的纯真之美。而这往往正是一般文人作家所难以达到的。这种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直接抒发对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对现实生活作毫不粉饰的如实反映，也就是后世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或现实主义精神。而《诗经》民歌中的现实主义，又是与劳动人民所固有的生活条件、自然环境，以及他们的朴实感情和生活愿望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使这些诗歌往往具有特别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某些在自然风光的陪衬下所作的抒情，具有牧歌式的情调。这既是《诗经》民歌思想内容的特点，同时也是它们在艺术风格、色彩，以及诗歌艺术情调上的重大特色。
二 赋、比、兴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一书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这个说法相当简单明确，用现代的话说，所谓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是打比喻，对事物加以形象的比况，使它的特征更突出、更鲜明，或更能暴露其本质；兴，是起兴或发端，即先借用别的事物或眼前所见之景起头，然后再引出所要歌咏的事。赋、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对于《诗经》表现手法的朴素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诗经》以至中国诗歌艺术手法的基本特点。但我们今天利用这些传统概念时，也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古代最早提出赋、比、兴这三个概念的是《周礼·春官·太师》和《毛诗序》[45]，较早分别给出解释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兹后历代的学者又都对这三个概念作了阐释，其所作的阐释前后并不尽相同，特别是当他们具体解释每首诗的时候，更有许多分歧。譬如对同一篇作品，有的说是赋，有的说是比，有的说是兴，还有所谓“赋而比”“比而兴”“赋而兴又比”等等说法，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拘泥于古人的说法，我们谈诗的艺术，虽然仍利用这三个传统概念，但有时是根据我们的某些理解，并不都沿袭古人的分析。二、古人基本上是用赋、比、兴这三个概念来概括《诗经》艺术的全部特征的，而我们今天看《诗经》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征，却不应只限于此，还应该更广泛地加以研究，进行一些新探索和总结，即使利用这三个概念，也应抛弃古人某些近于穿凿附会的解释或说明，结合《诗经》某些诗篇的实际作新的分析。
赋、比、兴的“赋”，是最基本和常用的。赋的手法多见于《大雅》和《颂》诗，但“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也不少用，长诗如《七月》、短诗如《静女》《君子于役》《芣苢》等便都是单纯用赋法表现诗歌内容的例子（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之间有不同，但也不是互相排斥的，许多诗中常常兼用）。赋，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主要指直接写景抒情，铺写诗歌的内容。当然所谓直接叙写，也不是不要形象，而只是未借助比、兴而已。在《诗经》民歌作品中，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运用也是多种多样的，如《豳风·七月》一诗，可以看作一首具有风俗画卷色彩的长诗，它按季节物候的变化描绘了古代农家生活，并以对比的手法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真实面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有深度，又表现了很强的艺术概括力。《邶风·静女》一诗，则用戏剧性的场面和某些描写，来写人物和人物的心理、感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生动地写出了这对青年爱侣幽会时，姑娘的调皮逗人和男子的焦灼不安；“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用男子对对方所赠花草的赞美和爱，表现了男子的痴情。《小雅》中的一些政治讽谕诗，《大雅》中的五篇著名史诗，也都是直陈的叙事诗或抒情诗，也都有许多形象生动的描写，而且感情笃厚，叙说有序，移步换形，极有章法。《小雅·无羊》是一首优美、生动的牧歌，描写牛羊的繁盛情况，对牛羊的动态、牧人的形象都刻画得极为动人。第一章用“尔羊来思（兮），其角濈濈（群角聚集一起的样子）”“尔牛来思（兮），其耳湿湿（耳动的样子）”来写牧群的羊牛之多，十分形象。第二章写牧场牛羊的情态和牧者的形状，更是逼真如绘：
这里形容有的牛羊正在下山坡，有的在池旁饮水，有的卧地睡觉，有的还在动弹。牧人远远走来了，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身上还背着干粮包。铺写牧场情景，历历如绘，宛然在目。至于《伯兮》《君子于役》写思妇的怨情和曲折心理，《芣苢》《十亩之间》写劳动的情景和将息的愉快，《无衣》写爱国战士的激昂慷慨，都无不尽情达理，语语动人。其众多的范例，是举不胜举的。
当然，最能代表《诗经》民歌特色的还是比、兴手法的运用。
比，是比喻，比拟，也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六朝时刘勰总结前人的说法，曾解释说：“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意思是说，比是举出事物来附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用夸大的言辞以切合事情的本质（《文心雕龙·比兴》）。在《诗经》中，“比”用得很多，它不仅使形象更加鲜明，本质更加显露，而且还兼有寄寓一定爱憎感情的作用，如《硕鼠》一诗，用贪婪的鼠类比喻剥削者，就是一个例子。《鄘风·墙有茨》用满墙扫不干净的蒺藜，比喻宫闱中丑事之多和令人不屑言说；《邶风·新台》把乱伦好色的卫宣公，比作丑恶的癞蛤蟆：所比也都极为生动贴切，同时表达了人民对那般丑类的鞭挞和憎恨。
另外，还有用比喻来刻画人物的，也很巧妙动人。如《卫风·硕人》的第二章写卫庄公夫人的美丽：
这里使用一连串的比喻，形容仪容的妍妙，然后又用巧笑和美目流盼，使整个画面活动起来，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诗经》中用比，不仅比方具体事物，而且还用比形容心理、思想、情绪等，如《王风·黍离》，写一个人的忧思之重，“中心如醉”“中心如噎”；《周南·汝坟》是一首写女子怀人的诗，其中说“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用肚子饥饿比喻相思之苦，都通俗、感人。除正面的比，还有从反面用比的，如《邶风·柏舟》写一个女子矢志不阿的心情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用非石、非席，表示自己决不能随人摆布。这类比喻称为明喻。另外，还有所谓暗喻，如《小雅·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用贤治国，《豳风·鸱鸮》用猫头鹰攫取弱鸟来比喻统治者对人民的残暴，等等。总之，《诗经》运用比喻是多样而灵活的，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诗歌的表现力。
兴这一表现手法，在《诗经》民歌中用得更多。兴一般用于一首诗的开端或一章诗的开端，也就是诗人触景生情，先用一两句话写一下周围的景物，以引起下面的歌词。“兴”虽然只是个起头，但它在诗中往往起到极巧妙的作用，如可以起寓意、联想、象征、烘托气氛和起韵等等作用。例如《邶风·谷风》是一首弃妇诗，诗的开端是“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用风雨阴霾来烘托整个诗的气氛，一开始就令人感到要写的是一个不幸者的故事。《周南·关雎》的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人看见河洲上的雎鸠鸟成双成对地在一起，互相一递一声地鸣叫，因而联想到人间的爱情和婚姻。《周南·桃夭》是一首祝贺新婚的歌，其首章：
诗人用桃花初开时的鲜丽和光华照人，象征新婚女子正青春美好，并渲染了结婚的喜庆气氛。以上的一些例子都是属于对情景做正面的联想；另外还有所谓反兴的手法，如《小雅·苕之华》一诗，是写饥馑之年，叹自己年衰体弱的，第一、二两章：
诗人由黄花盛开、绿叶青青、生机勃勃的凌霄花，联想到自身悲苦的命运，甚至悲痛地感叹早知如此痛苦，不如不在人间。王引之说这首诗写“物自盛而人自衰，诗人所以叹也”。
总的说来，大量而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确是《诗经》民歌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诗经》所用的比兴材料，大部分是草木鸟兽等自然之物，这是与作者的实际生活环境分不开的。他们终年进行劳动生产，天天接触和改造着大自然，对于自然景物异常熟悉，有深刻的观察和感受，所以才能在创作上左右逢源，从所观察到的事物中汲取到无比丰富的形象，来“索物以托情”和“借物以表情”，以至在极短的篇章里造成极动人的境界和形象，同时，这也是构成《诗经》民歌作品具有浓厚风土气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
章节回环复沓是《诗经》民歌在篇章结构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所谓复沓，就是指一首诗由若干章构成，而章与章之间字句基本相同，只对应地变换少数字词，反复地咏唱。这是由于《诗经》中的诗本来是入乐歌唱的。它们或产生于集体劳动中间，此唱彼和，或一人唱众人和；或者出于男女相好，衔接对唱，而自然地形成了联章复叠的形式。就是由一人唱出的歌，有时为了唱得尽兴，往往也会用一个简短的曲调，反复咏唱。这种联章复沓、反复咏唱的形式，不仅起着便于记忆和传诵的作用，而且还在艺术上起着充分抒情达意的作用，并有一种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它给《诗经》民歌带来了独具的艺术风格。
《诗经》对复沓形式的运用也是灵活多样的，有的有相承的关系，如《芣苢》各章间换几个动词，正好表现了采集劳动中对收获物由少到多、动作由慢到快的进展过程。《采葛》中写思人的怀念由“三月”“三秋”到“三岁”，表示怀人情绪的日久弥笃，起着逐步加深、前后相续的递进作用。有的则是平行的关系，起着扩展内容、各方面都述说到的作用，如《郑风·将仲子》一诗，写一个女子与情人密约，但又有各种顾虑，第一章说：“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第二章说：“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第三章说：“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表现出她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压力。但有的平列重复，虽换少数词语，诗意却始终如一，只起着尽兴发挥感情的作用。如《相鼠》一诗，是责骂统治者的丑行，揭露其无耻的诗，诗人怀着刻骨的仇恨，你怎能让他骂一句、骂一遍就解恨呢？只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一口气骂下去，才快意，它正表现了情感的迸发和强烈。又如《卫风·木瓜》，是写一对情侣相互赠物以结永好的诗，全诗三章，首章是：
下面各章，只把所投、所报之物换作木桃、琼瑶、木李、琼玖等字词，其作用是在反复强调彼此之间美好笃实的情意和以结永好的愿望。
总的说来，《诗经》民歌中这种重章叠字的结构，一般都是重复中有变化，变化中又有重复，正像音乐乐章不断出现主旋律一样，它能使主题突出，感情充沛，给人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象。
下面再谈一下《诗经》的句式。《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诗体。四言诗的节奏是每句二拍，它是继承了原始诗歌的样式（两字一拍）又加以发展而来的。在当时来说，四言诗属于一种新兴诗体。它的四言二拍的句式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语言发展状况（语词、语法）是相适应的，因此，它在当时并不失为是一种生动活泼和富于表现力的形式。另外，《诗经》作品虽基本上是四言形式，但它根据内容和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也有许多灵活变化。我们试看下面的这些诗句：
在这里可以看出《诗经》句型的多种多样，从两字句至八字句都有。这说明诗歌作者是根据内容来安排形式的，因此，它虽以四言为主，但也有不少突破。另外，《诗经》的四言句虽偏于短促，但它在修辞上却常常加以变换，如采用设问句、问答句、排比句、感叹句等等，从而使短促的四言句，不再令人感到单调局促，并无形中扩大了它的容量。
四 丰富的语汇与和谐的韵律
春秋时代，《诗经》曾作为学习语言美和博物知识的教科书，这是因为《诗经》中的诗篇，特别是那些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的民歌，既包括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知识，同时又有着极为丰富、形象、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诗经》的语言，用词丰富，表达准确，且富于音乐美。就以词汇来说，《诗经》中使用的动词、形容词数量就非常之多，而且使用得极为细致、精当。据统计，《诗经》中的诗篇仅表示手的不同动作的动词，就有采、掇、捋、按、握、拾、抽、折、授、挹、携、拔、招、拊、执、捣、提等等不下五十多个[46]，至于其他各种动词、形容词就更多，这说明《诗经》在表现事物时，是多么细致、准确。《诗经》中还善于使用各种重言叠字词来状物拟声，以加强语言的形象感。“关关雎鸠”，好像水鸟鸣于耳际；“雝雝鸣雁”，好像目睹且鸣且飞的高空雁群；“肃肃鸨羽”，好像听见鸨鸟羽毛擦动的声音；“喓喓草虫”，好像飘来蝈蝈此起彼伏的音乐。至于用“依依”写杨柳，“灼灼”写桃花，“沃若”写嫩桑，“蜎蜎”写野蚕，无不传神穷貌。此外，双声叠韵词用得也很多，双声，是指两个字声母相同的词，如“参差”“顷筐”“玄黄”“踟蹰”；叠韵，是指两个字韵母相同的词，如“窈窕”“辗转”“崔嵬”“虺隤”等等。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使声调谐美，并增加状物的形象性。应该指出，这些高超的语言艺术，决不像后来的某些文人学士们那样仅仅是从文字上苦心经营而得的，而是出于劳动人民对于事物的深入观察，掌握了各种事物的特点，因而才找到生活中最具有生命力的语言来表达它们。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那么准确、自然、朴素，而无斧凿之痕。
《诗经》产生在二三千年以前，大都是劳动人民随口唱出的民歌，当然并没有什么统一规定的严密的韵律。但声音的和美自然，是它的特征。后人说：“《毛诗》之韵，动乎天机，不费雕刻。”（明陈第《读诗拙言》）又说：“里谚童谣，矢口成韵，古岂有韵书哉？韵即其时之方音，是以妇孺犹能知之协之也。”（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他们这些话，说得都很正确。但在《诗经》自然和谐的歌声中，也蕴含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如根据顾炎武《日知录·古诗用韵之法》的归纳，认为《诗经》作品中比较常见的用韵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方式为“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如《周南·关雎》首章：
第二种方式为“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如《周南·卷耳》首章：
第三种方式为“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如《魏风·十亩之间》首章：
《诗经》这些用韵方式，对后代我国诗歌韵律的形成是起了重要启发作用的。如前两式成为后代我国格律诗（律诗、绝句）的定格，第三式也成为汉魏以后古体诗用韵的一格。特别是第二式，在诗中隔句用韵（即偶句用韵），确立了后代诗歌用韵的基本形式。由此可见《诗经》的用韵方式对形成我国诗歌格律的民族形式所起的重大影响。
第七节 《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辉煌的开始。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我国的诗歌传统是最为丰富、悠久的，而出现在二千五百年前的《诗经》，则正是这一诗歌创作传统的光辉的起点和源头。因此，它对我国后世诗歌，以至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都有极为巨大的影响。
首先，《诗经》中的那些优秀的民歌，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和爱憎感情而歌唱出来的，他们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这样，一开始他们就为我国文学开创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不仅《诗经》中的那些优秀的民歌如此，就是大、小雅中的那一部分文人创作，即那些贵族政治讽谕诗，也都表现了积极地面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进步内容，这对昭示后世诗人、作家把文学作为为社会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工具，更有直接的启发。总之，《诗经》里具有巨大社会意义、大胆反映社会现实和干预社会现实政治生活的优秀诗歌，可以说为我国文学奠定了现实主义基础，为后代提供了创作现实主义诗歌的范例。
其次，由于《诗经》中民歌作品的伟大成就，从而一开始就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它证明了劳动人民不但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创造者。它有力地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去重视劳动人民的创作，去向民间作品学习。而在文学史上，一切进步的、有成就的作家，无不和劳动人民的创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中吸取宝贵的营养。而由于文人作家们的重视民间文学和向民间文学学习，才一次又一次地形成了文坛思想和文学体制的革新，这差不多已经成了文学发展史上的公例。而《诗经》的伟大成就，正是吸引作家去重视民间创作，并在文学发展上起重大作用的第一个例证。
另外，《诗经》中那些优秀的民歌作品，在艺术风格、手法和语言技巧等各方面，也对后代文学有巨大影响，给予后代作家丰富的启发。后人曾经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称赞《诗经》的思想风格。《诗经》多写男女之间的爱情作品，但它感情真挚、朴实、健康，绝无淫靡之音；《诗经》多写被压迫的痛苦和悲哀，但并无悲观、颓废的情调，人们有愤恨不平，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有被压抑的深沉感叹，但绝没有悲观主义的思想情绪。这种健康的思想艺术风格，也是历史上大多数进步作家所引以为楷模和坚持的。《诗经》作品所创造的朴素而优美的艺术风格，也是历代作家用以抵制一切形式主义浮华文风时所常常标举的正面范例。至于《诗经》所创造的比、兴艺术手法，更为历代诗人所不断探索并通过艺术实践加以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创作上所特有的民族艺术特色。此外，在语言方面、和谐的韵律方面，其影响所及也是至为巨大和深远的。
总之，《诗经》是我国诗歌文学的光辉起点。《诗经》的出现对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