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文学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这二十几年间,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学等各个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和发展。所以文学史上通常把建安和两汉分开,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端。不过实际上建安文学连三国初期也包括在内了。建安时期的作家有三曹、七子等,都集中在北方。
第一节 曹操 曹丕 曹植
一 曹 操
曹操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他靠着镇压黄巾起义,发展了自己的势力。献帝初年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自己做了大将军和丞相,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接受了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同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才。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他得以逐步统一北方,且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打击豪强和统一中国是曹操一生中的两项主要活动,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曹操的诗今存二十余首,全是乐府。一部分诗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薤露》对何进误国、董卓殃民有很真实的描绘。《蒿里行》揭露初平元年袁绍等人兴兵讨伐董卓,内部混战的情形,突出地写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惨象:“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描写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思乡之情十分逼真。
曹操还有一些诗歌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在《度关山》中他说人君应该勤苦节俭,省刑薄赋。
曹操另一部分诗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
《短歌行》是一首宴飨宾友的四言乐府诗:
这首诗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平定天下的壮志。乍读时也许觉得这首诗意思不太连贯,但它的好处恰恰在于辞断而意属。开头八句用悲凉的调子唱出了积久的忧思,他的忧思不仅是由于感到人生短促,而更重要的是由于统一天下的壮志未酬。正如《秋胡行》所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他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帮助他,下面十六句就反复写他未得贤才的忧虑和已得贤才的喜悦。最后八句先用乌鹊比喻贤才,希望群贤毕至,然后归结到自己身上:“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揭示了诗的主旨。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加以战乱频繁,朝不保夕,所以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思想在社会上很流行。《古诗十九首》里有不少诗就带有这种情调。如《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操生活在那个时代,自然也会发出“人生几何”的感叹。然而这首《短歌行》的感情并没有陷入低沉的哀叹之中,而是经过几次反复,最后达到奋发激昂,显示了曹操悲凉、沉雄的风格,这是它可贵的地方。这风格从实质上讲,正反映了建安时代的时代精神。
《观沧海》和《龟虽寿》是乐府《步出夏门行》中的两章。前者通过对沧海的描绘和歌咏,表现出壮阔的胸怀:
同样是观海,站在岸边,坐在船头,或者是登上山顶,我们的感受是很不相同的。曹操这时候站在山上,第一眼看到的当然是大海的全景。所以他从大处落墨,着力渲染大海那种苍茫浑然的气势。特别是诗的末尾,诗人以丰富的想象把我们带进一个宏伟的境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寥寥十六个字,就写出了沧海之大,写出了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气派。天连水,水连天,浩浩荡荡无边无际,实在是壮观。太阳和月亮每天从东方升起来,绕天一周,又向西方落下去,好像从海里升起又落到海里去一样;星光灿烂的银河,斜贯在天空,它那远远的一端垂向大海,就好像发源于沧海一样。太阳、月亮和银河可算是自然界最辉煌、最伟大的形象了,可是诗人觉得它们的运行仍然离不开大海的怀抱,大海就仿佛是日月星辰的母亲一样。这样博大的境界在古人的诗里是并不多见的。
曹操这首《观沧海》生动地描绘了沧海的形象,单纯而又饱满,丰富而不琐细,好像一幅粗线条的图画一样。尤其可贵的是,这首诗不仅仅反映了沧海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它的性格。既表现了大海,也表现了诗人自己。句句写景,又是句句抒情。诗人不满足于对海洋作形似的摹写,而是力求表现沧海那种蕴大含深、动荡不安的性格。海,本来是没有生命的,然而在诗人笔下却具有了性格。这样才更真实、更深刻地反映了大海的面貌。
《观沧海》寄托了诗人很深的感慨,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自己的胸怀。曹操这次登碣石山是在北征乌桓的途中。乌桓是当时东北方的大患,建安十一年,乌桓攻破幽州,俘虏了汉民十余万户。同年,袁绍的儿子袁尚和袁熙又勾结辽西乌桓首领蹋顿,屡次骚扰边境,以致曹操不得不在建安十二年毅然北征。在这年八月的一次大战中,曹操终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次胜利巩固了曹操的后方,所以第二年他才能挥戈南下,以图统一中国。把前后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北征乌桓对曹操来说是一次多么重要的战争了。《观沧海》是曹操北征乌桓凯旋途中经过碣石山时写的。身为主帅的曹操,登上当年秦皇、汉武也曾登过的碣石,又当秋风萧瑟之际,他的心情一定会像沧海一样难以平静。他将自己这种昂扬奋发的精神融会到诗里,借着大海的形象表现出来,使这首诗具有一种雄浑苍劲的风格,成为一篇优秀的作品。
《龟虽寿》这首诗一上来就接连用了三个比喻,到第七句才揭出主题。头两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是用“神龟”作比喻,说“神龟”虽然长寿,但是仍然有死的时候。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用“腾蛇”作比喻,腾蛇虽能乘雾飞升,终于还是要死的。以上四句都是从反面作喻,第五句和第六句改从正面作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两句和下面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两句的意思紧紧联在一起。这四句是说千里马虽然年老力衰,伏在马厩里,但是它的志向仍然是要驰骋千里。烈士即使到了晚年,他的壮志也不会消沉。这是诗的中心思想,接下去四句又对这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一个人寿命长短的期限,不完全是由上天决定的。靠了精神乐观的好处,也可以延年益寿。
总之,《龟虽寿》告诉人们,不必为寿命而担忧,也不应因年暮而消沉。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是最重要的,有了凌云的壮志,虽到老年也不显老。曹操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年过五十,诗里的这番话正是对自己的勉励。
我们不难看出,《龟虽寿》这首诗的思想感情和《观沧海》是一致的,但是,它们的写法却很不同。首先,《观沧海》是借景抒情,把眼前的大海景色和自己的雄心壮志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龟虽寿》却是直接抒发自己的胸怀,就好像是一声声喊出来的一样,节奏十分急促,顿挫非常分明,从反正两个方面一句紧似一句地逼出一个中心思想,达到了全诗的高潮。这就是那四句有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其次,《观沧海》的高潮放在诗的末尾,《龟虽寿》的高潮却在诗的中间。高潮之后,诗人用四句议论来煞尾,这样就把满腔的热情都凝聚在一个哲理之中,显得非常稳重有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观沧海》那种写法不好,《观沧海》有《观沧海》的好处。比如,它的感情非常奔放,思想却很含蓄。不但做到了情景交融,而且做到了情理结合。因为它含蓄,所以更有启发性,更能激发我们的想象,更耐人寻味。
曹操的诗学习汉乐府,又有自己的风格。《诗品》曰:“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敖陶孙《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都正确地指出了他的特点。
文人学习乐府是从建安开始多起来的,它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五言诗的大量出现,而曹操是开此风气的人。他开始用旧题乐府写时事,对后代有很大影响。他的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他不但五言乐府写得好,就连典雅板滞的四言也能运用自如。
二 曹 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220年代汉自立,即魏文帝,在位七年。
曹丕现存诗约四十首。从体裁上看,囊括了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等各种诗体,这体现出他在诗体上勇于尝试和创新。从题材上看,可分为三类:宴游诗、抒情言志诗,以及描写游子思妇的作品。其中第三类中的佳作最多,最能体现曹丕诗的风格与水平。《杂诗》《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是其中较好的作品。《燕歌行》二首写一个妇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远在他乡的丈夫,是曹丕最著名的作品,其一尤为出色:
这首诗写景抒情都很细腻,语言清丽,艺术上很成功。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魏文之丽篆,七言之作,非此谁先?”但它逐句押韵,说明七言形式还未成熟。到了刘宋时期的鲍照,七言诗的形式才成熟起来。
曹丕的风格纤丽,刘勰说:“子桓虑详而力缓。”(《文心雕龙·才略》)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都是中肯之论。
曹丕自己的创作成就不高,但他以太子、帝王的身份大力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三 曹 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弟。他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以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曹植“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他的幼年是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度过的,长大以后多次跟随曹操出征。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他树立了雄心壮志,欲“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同时也养成倜傥不群、恃才傲物的作风,“任性而行,不自雕励”,“性简易,不治威仪”(《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曹植自幼就表现出文学的才能,“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同上)。所以深得曹操的赏识,几乎被立为太子。
曹植前期的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他鄙弃庸俗的礼法之士和唯利是图的小人。如《赠丁翼》[1]:“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䱇篇》:“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在《名都篇》中,对终日游乐而无大志的少年也表示惋惜。他的理想人物是《白马篇》中所描写的那种英勇少年:
这首诗赞赏幽并一带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他们那昂扬的战斗热情、必胜的信心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很动人的。他们没有儒生的迂腐,也不像《名都篇》中的少年那样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才能。曹植在这些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曹植也像曹操一样,想要利用有限的人生建立个人的功业。《薤露行》:“人居一世间,忽若风飘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本是丧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崔豹《古今注》卷中)。这首诗摆脱了一般的写法,表现了曹植积极进取的思想。
曹植对朋友也总是鼓励他们建功立业,而不要埋没了自己的才能。徐幹“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徐幹传》注引《先贤行状》)。可见他是一个不愿从政的人。曹植写了一首《赠徐幹》诗劝勉他,诗一开头就不同凡响:
时代正处在大变动之中,一切都等待重新安排,这正是大有可为的时候。不但志士努力从事永垂不朽的事业,就连一般的人也纷纷活跃起来。他劝徐幹说,生在这样的时代,如果埋没自己的才智是很可惜的。
总之,“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雄心壮志,贯穿在曹植前期的诗歌之中。其中虽带有追求个人功名的思想,但总的看来是积极的。不过曹植当时比较年轻,又为贵公子生活所局限,对社会对人生都缺乏深切的体验。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他的诗里很少反映。只有《送应氏》一诗,描写了洛阳的残破和萧条,但远不如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深刻。
曹植后期生活发生很大变化。220年曹操去世后,曹丕及其子叡相继为帝,曹丕父子与曹植有深刻的矛盾。曹丕要做皇帝必须得到旧世族的支持,做了皇帝不久便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进一步向世族靠拢;并屠杀一向支持曹植的丁仪、丁廙兄弟,以削弱曹植的力量。此后曹植不断受到压抑与迫害,虽然身为王侯,实则囚徒。早年的壮志无法实现,终于在愤懑中死去,只活了四十一岁。
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虽然还在不断地歌唱自己的理想抱负,但前期那种自豪的、昂扬的声音渐渐减弱。如《杂诗》其五:“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又如《七哀》,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是他的名篇:
此外,《杂诗》其四以佳人为喻,抒写怀才不遇的心情;《吁嗟篇》用蓬草的飘转表现自己漂泊不定的生活和痛苦心情: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
《赠白马王彪》是曹植后期的重要作品,诗中对曹丕加于他的迫害提出抗议,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的情形。全诗共分七章,用章章蝉联的辘轳体的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在抒情中又穿插以叙事、写景,是文学史上一篇有名的长篇抒情诗。
《野田黄雀行》表现了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有人说是为丁氏兄弟被杀而作。诗的内容是写一个侠义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了一只黄雀的故事:
鹞和罗网代表强大的恶势力,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是曹植的理想,他年轻有力,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整首诗像天真的童话。诗一开头就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树是高树,风是悲风,到处都是不平的呼啸。曹植诗中屡次出现“悲风”这个意象,如“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以上均见《杂诗》)、“悲风鸣我侧”(《赠王粲》)。“悲风”这个意象带有建安时代的时代气息,其中凝聚着悲凉慷慨的感情。“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两句写出了他自己的处境和苦闷。他幻想手挥利剑斩断罗网,使受害的黄雀得到解放。从“不见篱间雀”以后,一句交代一个动作,一句交代一个过程,在动态中表现了少年的侠义性格。“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这两句立意新颖,不仅写出黄雀的喜悦,也写出了它和少年的亲切关系。
《泰山梁甫行》描写边海人民贫困的生活: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他的影响。
曹植一生写了不少游仙诗,约占他全部诗歌的七分之一。这些诗中流露出消极出世的思想。但有的诗也曲折地表现了对自由的向往,如《仙人篇》:“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他觉得世界局促,得不到自由,于是幻想到天上去驰骋:“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但他在《赠白马王彪》中说:“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可见他并不是真的相信神仙。
曹植的创作虽可分为前后两期,但慷慨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他的慷慨又与曹操不同,如果说曹操是苍劲的,曹植则是少壮的;曹操是深沉古直,曹植则是清新活泼。敖陶孙《诗评》说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的确是抓住了他的特色。
曹植的诗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人,他共存诗九十余首,其中五言诗有六十余首。他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但在学习乐府时又有很大的创造与发展。首先是有了鲜明的个性,能灵活地运用乐府的形式抒写自己的感情。这样就从乐府的以叙事为主,转向以抒情为主。这是对乐府诗的一个重大发展。如《美女篇》:
这首诗虽然模仿《陌上桑》,但重在表现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借以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这就注入了诗人的个性,表达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此外,无论悲壮、热烈、愤慨、哀怨,各种不同的感情他都能用五言的形式很好地表现出来。曹丕在这一点上就不如他,曹丕的乐府诗模拟的痕迹很显著,又好像总在替别人诉说衷肠,看不到他自己的个性。
其次,曹植改变了汉乐府古朴的语言风格,他的诗辞藻丰富华美,所以《诗品》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我们只要拿汉乐府的《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比较他的《名都篇》《白马篇》《美女篇》《七哀》,就可以看出曹植的诗歌更注重艺术表现的技巧。正如胡应麟《诗薮》所说:“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辞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
试将《美女篇》与《陌上桑》加以对照: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女篇》在模仿中有创新,在艺术表现上的确下了一番功夫。
此外,在运用比喻,安排警句以及对偶、炼字等方面,都可看出曹植在艺术技巧方面所做的努力。
曹植讲究艺术表现,并未流于矫饰和纤弱,而是达到了“骨气奇高”与“词采华茂”的统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诗具有比较充沛的感情,正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所谓“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恰好说明了曹植的创作特点。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艺术技巧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还未脱尽民歌的清新质朴,还带着生活的气息。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可见他对学习民间文学的重视。曹植的散文和辞赋也有相当的成就。他的《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洛神赋》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曹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是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者,又是给五言诗奠定基础的人。他本身虽是贵族,但他那种怀才不遇之感与后来寒门出身的诗人是相通的。再加上他对五言诗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在南朝诗人心目中地位很高。《诗品》:“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样的推崇虽然过分,但也可由此看出曹植在南朝的地位。谢灵运很佩服他,曾说:“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蒙求集注》卷下)这当然就说得过分了。
第二节 建安七子与蔡琰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人。
其中孔融年辈较高,政治上与曹操有矛盾,为操所杀。他的作品流传甚少,存诗仅七首。散文《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是他的名作。
其余六人都依附于曹氏,王粲给魏国订立制度,陈琳、阮瑀为曹操掌书记。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又有建功立业的抱负,所以他们的作品具有建安文学共同的特征。其中以王粲的成就最高,他的诗赋都很出色。陈琳、阮瑀在诗歌之外还擅长公牍文书。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名气很大,曹丕《与吴质书》说:“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徐幹的情诗写得很好。应玚的诗比较平淡。
“建安七子”的诗歌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的苦难。王粲《七哀诗》其一是写公元192年董卓部将李傕、郭汜在长安作乱时,人民流离失所的情形。
在社会动乱的广阔背景上,突出地描写一个弃子的妇人。她表面上似乎冷酷无情,但内心已悲痛到极点。“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有力地表现了她那无可奈何的处境,与上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前后呼应,深刻地揭露了军阀混战带给人民的灾难。他的《登楼赋》写于荆州,表现怀乡、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是建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的事,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繁重的徭役带给人民的苦痛和灾难,很接近汉乐府的风格。
此外,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一个孤儿遭受后母的虐待,与汉乐府《孤儿行》类似:
(二)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桢《赠从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以藻、松柏、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其二写严寒中的松柏,是三首中最好的一首:
《诗品》说他“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是恰当的评论。
建安著名作家除三曹、七子以外,还有女诗人蔡琰。蔡琰,字文姬,是蔡邕之女,幼时受到很好的教育。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她被董卓部下掳去,后来辗转流入南匈奴,居留十二年,嫁南匈奴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建安十二年曹操将她赎回,再嫁董祀。
她的作品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一卷。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只有三篇:《悲愤诗》两篇(均见《后汉书·董祀妻传》),其中五言一首可信,骚体一首大概是伪作。《胡笳十八拍》一首(见南宋朱熹据北宋晁补之《续楚辞》和《变离骚》所编《楚辞后语》),是否可信尚有争论。三首内容大致相同。
五言《悲愤诗》是一篇杰出的作品,长达五百四十字。虽然诗里写的是诗人自身的遭遇,但通过自己的遭遇反映了汉末战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诗共分三段,第一段写董卓作乱,自己被俘,以及俘虏们所受虐待。以叙事为主,夹以抒情。“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十个字概括了当时人民的灾难。第二段写胡地生活,以及被赎归时与儿子分别的苦况,第三段写回乡以后的生活,这两段是以抒情为主,夹以叙事。别子一段写得淋漓酣畅,是全诗的高潮:
她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回到故乡,但故乡已面目全非:“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这一段从表面看来,感情不像离别时那样激动,但更深沉、更悲痛。《悲愤诗》受了汉乐府中叙事诗的影响,善于通过细节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和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如亲临其境,目睹其人。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杜甫《北征》显然是受了它的影响。
总之,建安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各种文体都得到发展,特别是诗歌创作打破了汉代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开始兴盛,七言诗也已出现。当后代的作家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的时候,往往以建安文学作为学习的典范,是一点也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