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的结构转型
许多国家已在结构转型上取得了成功，从资源型或农业经济升级为制造业强国。根据Angus Maddison的测算，18世纪前西欧国家用了1400年的时间使人均收入翻一番，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传播，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实现人均收入翻倍仅用了70年的时间。而后发达国家又仅用了35年的时间就再次使得人均收入翻一番（Maddison，2007；World Bank，2008）。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在13个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东亚经济）再次得到了加速，尤为突出的是韩国、中国台湾及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随后，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沿行了一种以“雁阵模型”为特征的模式（Akamatsu，1962）。19世纪西欧工业化的蔓延，二战后的快速赶超，以及20世纪60年代东亚奇迹的出现，都让人联想起“雁阵模式”。在这一部分，我们为这一论断提供证据。
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追赶型增长模型”的经济学家主张追赶不是随机的。Kuznets和Akamatsu探索了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的条件，以及它怎样仅传播到那些拥有充足的资本积累和熟练劳动力等条件的国家（Kuznets，1930）。对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Rostow，1960；Solow，1957）以及跨国追赶（Gerschenkron，1962）的重点关注可以在Akamatsu（1935，1961，1962）对日本——一个从远低于西欧国家收入水平起步的国家——的研究中找到。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开创性论文中，Aka-matsu记录了被他称为经济发展中的“野雁飞行模式”（wild-geese flying pattern）的模型并注意到“野雁以一定的排列次序飞行，形成了一个倒V字，就好比飞机编队的飞行”（Akamatsu，1962，p.11）。
这种模式描述了后发经济体在工业化赶超过程中的相继顺序。它集中于三个维度（或者说阶段）：产业内，产业间，以及劳动力的国际分工。第三个维度特别涉及国家间的产业转移过程，即在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收敛过程中，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的出口开始下降，而资本品开始被出口。在这一阶段，一部分经济体通过模仿和在实践中学习来共同进步。
然而，Akamatsu模型的一个弱点是他只描述了雁阵模式而没有将其与一个国家的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相联系。他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是一个国家成功遵循其比较优势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他注意到了资本的积累、人们的技术适应性以及促进消费品产业的政府保护政策对这个模式至关重要（Akamatsu，1962，p.3）。
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观点和新结构经济学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只有当后发者依照遵循比较优势的方式，并且它们与领先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禀赋结构差异不太大，从而使其能够降低创新的风险和成本时，这些后发经济体才能利用雁阵模式来追赶。只要工业化是遵循比较优势的，那么就不需要政府采用保护主义政策，因为企业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是具有自生能力的（viable），从而能够经受住市场竞争的考验。相反，政府的角色被限于克服外部性以及协调产业升级和多样化过程中所固有的问题，以促使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业。20
工业革命的传播：领先者与后来者
工业革命在18世纪从英国发起，但是大约有50年并没有向其他国家传播，因为英国政府禁止出口机械、制造业技术和熟练工人。在19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开始向西欧其他国家蔓延。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业制造中心是比利时，煤、铁、纺织、玻璃和武器制造在那里蓬勃发展。到了1830年，法国公司已经雇用了许多英国的熟练工人来帮助建立现代纺织工业，铁路也开始出现在西欧各地。德国在发展工业方面是一个后来者，主要是因为早先那里没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
第一台蒸汽机车于1804年在英国发明，但是其他欧洲国家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并没有开始修建铁路。例如，德国于1835年生产了第一台机车，但是铁路修建滞后，因为在1871年以前那里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19世纪40年代后，德国的煤铁生产突飞猛进，到了50年代，铁路网的建设开始启动。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德国新铁路的长度超过了英国，并且在生铁和其他工业生产方面都展现出了快速的追赶（见图2.3）。
图2.3 工业革命的传播——后来者居上（1800—1914）
工业化在美国被推迟了，因为当时的美国缺少基本的要素禀赋——劳动力和资本——来投资于制造业。当美国最终在19世纪20年代参与进来时，增长是爆炸式的。劳动力和资本来自欧洲那些政治革命送来的移民。美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出现在1826年，第一条铁路修建于1827年。铁路长度在1850年超过了英国，达到9021英里，并且在1890年快速向西扩张，达到129774英里，超过了欧洲大陆的铁路长度（Depew，1895，p.111）。快速的工业化和结构转型紧随其后。在1800年，农民占到了美国人口的85%，但是在1860年只占到50%。
Gerschenkron（1962）观察到快速的工业化可以从不同层次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开始。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特殊制度因素（政府机构、银行）在增加对新生产业的资本供给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越重要”（Gerschenkron，1962，p.354）。
与Akamatsu类似，Gerschenkron理论的一个弱点是他没有强调为了使后来者具有竞争力，它必须甄别出与其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业（即遵循比较优势）。工业化可以从一个很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但是如果所处水平太低，过于先进的产业将是违背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CAD）的，可能需要高度的国家补贴和保护。凭借政府的支持，建立先进产业是可能的，但是只要它们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们就既不具备自生能力也不具有竞争力。政府支持很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结果造成缓慢的增长和频繁的危机。那么后发优势则会转变为后发劣势。21
日本在明治时期的赶超：通过先进口再出口的学习
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有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从这样的低水平起步，日本用了50年实现了快速赶超，在世纪之交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1854年开放贸易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派遣高级别的使节团（包括约一半的政府大臣）到美国和欧洲将近两年，鼓励他们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Shimposha，2000，p.48）。在1858年签署了《安政条约》之后，日本对其关税政策失去了控制，但政府通过修建国家的现代基础设施和鼓励“干中学”来提供便利条件。东京和横滨之间的电报服务开始于1870年。日本的第一条铁路修建于1872年，连通了横滨和新桥。截至1900年，日本已有3875英里长的铁路（Ito，1992）。在19世纪末，政府还通过进口现代机器以及雇用外国专家指导日本工人和管理者等方式引进了国外技术（Ozawa，2004）。
在整个明治时期（1868—1912年），日本最大的出口是生丝、茶叶和海产品，这些与其经济的比较优势相一致。随着其棉花产业的成长，日本对棉花的进口不断下降。1890年，它开始向亚洲邻国出口大量的棉花、纱线和服装（也就是产业内升级，如Akamatsu（1962）所述）。在制度方面，日本组建了一个银行系统，并于1882年建立了中央银行。“政府用来自中国的作为对1894—1895年甲午战争赔款的黄金储备，使得国家建立起一个运转良好的金本位制度”（Ito，1992，p.21）。
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几个启示。首先，技术前沿的国家可以充当“领头雁”的角色，正如英国所做的。后来者具有经济的后发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很快地追上甚至超过领头雁。其次，资本积累对于成功是必要但不是充分条件。政治稳定性、贸易开放度和劳动力流动性对于获得新技术和发展新产业都是很重要的。此外，如同在德国、日本和美国那样，政府必须起到促进作用，为先行者提供激励并协调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需求。如果没有从1871年开始的一个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德国就不会有铁路或者工业革命。
更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正确的目标国对于赶超具有决定性作用。一些欧洲国家能够相对较快地赶上英国，是因为它们的发展阶段与作为领先者的英国相差不是很远（见表2.1）。根据Maddison（2001），在1870年，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大约为英国的60%—75%。22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将普鲁士（之后是德国）的产业定为目标，其人均收入约为后者的40%。因此，日本将目标定为德国而不是英国或者美国是现实的，英美的发展过于超前。虽然许多国家曾尝试赶超，由于日本选择了正确的国家作为目标，它成功了并且成为东方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
表2.1 战前和战后的赶超 单位：1990年国际元
二战后：美国为日本和其他国家指路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1950—1974年），西欧和日本的经济享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和技术升级。其间，近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国家干预”（dirigiste）资本主义，然而除了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四小龙”之外，其他国家并没有成功。原因何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日本和东亚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们的发展紧紧遵循其比较优势，并且它们的政府扮演了促进者的角色（Lin，2010；Lin and Monga，2012）。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占到日本出口的60%—75%，日本的纺织品业处在其巅峰（Ito，1992，p.24）。在20世纪60年代，当日本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40%，并且已经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工业基础之时，日本将美国的产业作为目标。据日本的历史劳动力统计记载，日本的劳动力在制造业部门所占比例的上升恰与该比例在美国的下降相吻合。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支持其重工制造业部门，包括机械和汽车。在80至90年代，正当美国升级其工业基础时，日本扩张了它在家用电器、电子和计算机市场的份额（见图2.4）。
图2.4 日本的结构转型——伴随着服务业扩张，制造业增长之后缓慢下降
图2.5 美国作为转型的领导者——所选子部门中劳动力占总就业的份额（1958—2005）
图2.5展示了从99个制造业部门中选出的5个子部门在1958—2005年间的就业份额，按照从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产业到资本密集程度最高的产业来排列。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产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非常显著。特别地，对于劳动力密集程度最高的行业，例如纺织，其雇佣劳动力份额呈单调递减。在计算机制造等行业，其雇佣劳动力份额先增加后减少，显示出驼峰形或倒V形。飞机和汽车制造等产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但由于受限于劳动力节约的规模经济，其劳动力份额显示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在技术密集程度最高的部门，例如塑料（包括光纤透镜），就业份额呈单调递增，表明美国在这些行业中依然保持着比较优势。总的来说，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裁减劳动力，而服务业部门在整个期间内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这一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加快了速度。
为什么美国的就业结构变化如此迅速？首先，在教育、金融、法制及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同步改进使得企业能够持续创新和创造出新产业，并且最大限度地逼近其生产可能性（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2010）。其次，全球化加快了这个进程。因为美国维持了一个开放的贸易制度和自由的投资政策，开始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产业转型超过了其他国家（McMillian et al.，2011）。最后，跨国公司的行为非常重要。利用日本通商产业省（MITI）和美国的与外向FDI相关的企业层面数据，Lipsey et al.（2000）发现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将生产中劳动密集型的部分配置到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来减少本国的劳动力雇佣。
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没有持续？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3年，日本曾维持近20年的快速增长。但是增长在1973年开始下降，可归结于以下三个原因：石油危机，投资下降，以及技术进步放缓。“日本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技术上赶上了美国和西欧国家……[并且]由于发展一个国家自己的新技术与直接获得许可证相比更加困难，之后日本的增长率不得不下降”（Ito，1992，p.72）。换句话说，日本的后发优势已经耗尽。于是经济主要受制于在全球技术前沿上的自主创新速度。由于在劳动密集型部门失去了比较优势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日本不得不将其部分生产基地搬迁至韩国、中国台湾和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