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挥之不去的乡愁

杨晓峰[3]

我家的老宅，坐落在江苏启东一个偏僻的乡村。二十多年前，外公外婆相继离世，老宅再也无人料理，渐渐衰落，到处杂草丛生，墙塌壁倒，变得十分荒芜。但每逢清明扫墓或到乡下走亲戚，我总忍不住去看上一眼，走上一圈。驻足在荒凉的园子前，悲从心涌，在我泪眼朦眬中，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串起我悠悠的乡愁，模糊的往事变得异常清晰……

据说，我出生的那年，外公专门为我修了一条路，意在前途发达，未可量也！那年，正值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作为小学校长的母亲义无反顾地忙着应付各项中心工作。于是，在外公外婆的怀抱里，我开始了难忘的童年。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开始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生活的环境。老宅是典型的庄园式的，房子的北侧是一条约三四丈宽的河塘，西侧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小河。后来，外公在宅子的东侧和南侧也挖了一条小沟与西、北两侧的河沟相连。这样，一个长方形的水带给宅子镶上了一圈淡绿色的边。正对着南门的是一座小木桥，旁边栽了两棵柳树，依依低垂，随风飘摆，似在有礼貌地迎接前来拜访或串门的人们。老宅古朴但不失新意，凝重但不失活泼。

外公喜欢养花种树，他把宅院打扮得像个花园。春天来临，沿沟的桃树、梨树、李树、苹果树、樱桃树竞相绽放花朵，白的宛如流云浮空，红的恰似彩霞满天，还有粉的、淡黄的，争奇斗艳，五彩缤纷。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也纷纷开放，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且条理井然，更点缀了宅园的风光。四边河沟里的各种鱼儿也舒展起来了，特别是那些红鲤鱼，在清水里上下翻动，仿佛一幅极有情趣的立体透明画卷。一群鸭子悠然来回于碧水之上，垂柳之下，不能不使人想起“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诗句来。河塘的北侧是一片苍翠的竹林，郁郁葱葱，鲜嫩欲滴。竹林是我们的最好去处，尤其是夏天，既可以避暑，又可以游戏，还可以爬杆等。据说，我孩提时就是步履蹒跚，走一步抓一根竹子，很快学会了走路。

两岁后，外婆怀里的我已闲不住了，在外公的帮助下，我“发明”了一种叫“打水”的游戏。大人每天上农田前，外公先给我盛上满满两大盆的水，我自己再搬出大大小小的瓶子，又拿出医院挂水的皮带子，把水从一个盆子放到另一个盆子里，再从盆子流到瓶子里，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这样不吵不闹，一晃就是一天半天的。外公高兴地说：“从小就爱动脑筋，以后一定有出息的。”

外婆是典型的农村妇女，勤劳善良，任劳任怨。尽管裹着小脚，但干活可谓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外婆不识字，但心如明镜，质朴的话语中透着中肯的道理。农忙时，外婆也会把我带到田头。这下可好，我顿时觉得这天这地好大好大。那清新的风，空气中飘荡着的麦子成熟的芳香，翩翩飞翔的蝴蝶和蜻蜓，躲在浓荫下执着呼唤的蝉儿，农田里欢蹦乱跳的蟾蜍，无不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时候，我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是那样的精彩，而大人们“哎呀呜哇咯——”的拉长音劳动号子，更使我觉得有趣。于是，我开心得满地里乱跑打滚，有时也模仿大人的样子，手拿着麦秆用清脆的童音高喊着“哎呀呜哇咯——！”引得大人们笑得前仆后仰。这样，一天下来弄得浑身是泥，小脸也被太阳晒得黝黑黝黑的。但战利品总少不了，检查一下口袋，两只小兜兜里好几只蟾蜍正眨巴着眼睛，对你笑呢。当然，调皮是小孩的天性，往往无意中会犯些错误。一次，我偷偷溜到河边看大人们捕鱼，一不小心滑入河中。等到外婆闻讯赶来时，我已被人救起。一见到外婆，惊魂未定的我不禁大哭起来，原本以为外婆一定会抱起我好好安慰安慰的，没想到她迎面就是一个巴掌，打得我目瞪口呆！多少年以后才明白外婆的良苦用心，水火无情啊，这样的错误哪能再犯呀！

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是过年，穿上新衣服在伙伴面前显摆了又显摆，拿着压岁钱在手里掂了又掂。外公是生产队里公认的长者，他自己生活过得很俭朴，但给小字辈的压岁钱向来是很慷慨的，有时一次要给十来块钱，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啊。过年放鞭炮、贴春联着实令人感到热闹，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蒸年糕。听大人讲，蒸糕时最忌讳的是大声喧哗，这会让年糕不熟。所以每当蒸糕的时候，我总是屏住呼吸，默默地看着外婆把大块大块的木柴塞进灶膛，外公慢慢把米粉放在蒸笼里，心里默念着快点熟吧，快点熟吧。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烘得人暖洋洋的，屋里的蒸气越来越重，像下了一场大雾似的。好不容易闻到香味了，只听得外公大喊一声“起蒸——！”接着，他猛地把几十斤重的笼子端起来，倒扣在桌子上，裹着布一阵地猛揉猛捶猛打，年糕便蒸成了。这时候，大家才围拢过来，用白线拉下一块块年糕尽情品尝。等了很久的我，一下子抓起一大块直往嘴里塞，吓得外婆连声说：“别噎着，慢点吃！”

春节的高潮是闹元宵。正月十五晚上，农村的家家户户都要上坟祭祖。一些调皮的孩子便堆起干草点火一烧了之，到处烈焰腾空，映红了一张张幸福的笑脸。夜幕下，片片火光，遥相呼应，颇有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味道。而乡村的小路上，我和小伙伴们一人拉着一盏兔子灯，大喊大叫摆开了一字长蛇阵。现在想想，若是把当时的情景拍摄下来，一定比西方流行的烛光游行还要有趣。斯人斯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的少年时期，学校的“中心工作”特多，诸如积肥、捉虫、抓麻雀、刮蟾蜍浆、回收废钢铁等，都是有指标的，那自然少不了外公外婆帮忙。而活动搞得最多的则是文艺演出，“学大寨”“学小靳庄”要宣传；“破四旧，立四新”要宣传；“批林批孔”也要宣传。我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自然很活跃。每当这个时候，外公外婆总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他们也经常帮我出谋划策。有一次为演活“翻身农民”，他们让我穿上外公的棉袄，着外婆的小脚鞋，头上盘毛巾，腰间扎根蓝绸带，手里拿一杆旱烟枪。走路时再学着老人的样子，一驮一蹲的，活脱一个“小老头”。妈妈下班后，看到这个模样也笑得合不拢嘴。

在我的印象中，外公始终是和蔼可亲的，尽管他脾气暴躁，但对我很少动怒。外公早年闯荡上海“十里洋场”，见多识广，无数个神话、传说、故事，在他的脑海中汇集成流。无论在皓月当空，“织布娘娘”欢唱如诉的仲夏之夜，还是在数九严寒，捧着手炉懒散地沐浴着冬日阳光的正午，甚至在田头路边，只要他在，气氛就变得分外生动。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都喜欢听他讲故事，一旦激动起来，他还又唱又跳的，令人捧腹。而大人们咧着嘴，脸上洋溢着的各种表情，尤使我觉得好玩。等到大人们很满足地走了，我便拉着外公的手问：“后来呢？”小孩子听故事最喜欢问的是“后来呢？”——这几乎成为必然。

外公是个很坚强的人，然而有一次他却哭了。事情是这样的：外公爱动脑筋，他在宅院里种了几十种花木果树，把老宅点缀得生机盎然，我们小孩子就在这些树下游戏玩耍，生活怡然自乐。不料，“割资本主义尾巴”那阵，上面下了指示，所有的果树一律砍掉。这下可把外公激怒了，他气得跳上跳下地骂娘，举着斧头说谁砍就跟谁拼命，大家都不敢动手，领头的只是反复说明这是上级的指示。过了许久许久，外公停止了咆哮，只见他拿着斧头，一步一步地向一棵长满了半生不熟的果子的梨树走去。无数个日日夜夜，外公曾在这棵从外地嫁接过来的枝盛叶茂的梨树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啊，如今他要亲手把它砍掉，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又是一个何等悲壮的场面！全场鸦雀无声，大家屏住呼吸，目光都集中在外公那微微佝偻的身躯上。外公缓缓地、缓缓地举起了斧子，像是在下着最大的决心。这时，人群中传来轻轻的呜咽声，外公的手抖动了一下，停在半空中足足有一支烟的工夫。突然，像晴空响过一个炸雷，外公大喊着：“我叫你长！我叫你长！”猛地举起了斧头左劈右砍。一时间，成片的树枝纷纷落地，那些青青的小梨子，在地上蹦跳起来。当外公精疲力竭地瘫坐在树下时，那棵原先长势喜人的大梨树已是一片狼藉。这个时候，人们才缓过神来，一哄而上，把剩下的几棵果树也一扫而光。外公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地坐着，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花，口里喃喃自语：“本是个丰收年，本是个丰收年啊！”以后的几天，很少听到外公的笑声，也听不到他动人的故事。沉重的氛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在外公外婆的身边，我度过了难忘的十三年。后来，由于要到县城去求学，我不得不挥泪离开老宅。临别时，外婆饱含忧伤地不断问道：“难道一定要走吗？难道真的要走吗？！”外公则反复地说门前那条路是专门为我造的，“前途发达，未可量也！”我怀里揣着长辈们的深情厚爱，步履分外沉重。我想，路边那些“甘作新泥只为路”的青青小草，不正是长辈们默默奉献的写照吗？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大学毕业到踏上工作岗位，多少往事如过眼烟云，唯独故乡的老宅却是那样的铭心刻骨，那里有我挚爱的亲人，那里有我温暖的记忆，那里有我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愁……

（2003年1月14日初稿，2016年1月14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