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不知不觉间，博士毕业已有十年。仍清楚记得2005年的5月，父母来UC Davis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暑期在UC Davis教了门短课后，就直接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报到上班了。待了一年之后，下定决心要来北大CCER工作。
屈指数来，来CCER已近十年。在CCER工作，因为是全部照搬美国体制，我们科研发表压力相当大。在评为正教授之前，合同都是三年一签，考核自然主要是看英文学术期刊发表情况，既看量更看质，所以，年轻同事们自是人去人留，平均每年都有一位老师离开。这其中自然也有功成名就，另攀高枝的。
和其他大部分刚毕业的海归博士一样，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发上乘的英文论文，没有人保证我能够在CCER待下去，没有人知道我的明天会怎样。所以，我在北大的这十年，基本上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在燕园工作的最后一天。置顶的人生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拼发表拼终身教职（tenure）。
如同鲁迅先生说的，一个人再愚钝，只要认真静下心做学问三十年，总会有些收获的。我想，先生说的大概就是我的情况了。八年抗战，黑头发变成白头发，每年像驴一样地写论文发论文，终于也走出一条路。承蒙各位师长同仁的厚爱，在2014年被北大提前破格评为正教授，今年也有幸被教育部评为首届青年长江学者。磕磕碰碰之后，终于拿到了北大终身教授职位，实现了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身心自由。
不过，等拿到之后，发现十年已经不见了。记得当年初到港大工作时，同事Steven Chiu教授问及年龄，答曰二十九。他不经意地回：多好的年龄！其时心里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的？弹指间，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深刻地理解了同事的话，带着几分惶恐：我的青春都去哪儿了？
好在还有让我很庆幸的东西。在CCER，我有幸和一批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一起工作。我想CCER相对于任何其他一个普通的美国经济学系来说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它有一批大视野、高格局的经济学家。他们当中有做纯学术的，但更多的是关注中国人现实经济问题。他们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同时再升华为学术研究。
这其中第一位要感谢的自然是林毅夫教授。在学术上，自创立CCER之后，林老师二十年如一日，强调发展中国经济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走自己的路，寻找本国的比较优势。做研究，更要“知行合一”。立足中国国情，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看国际主流观点如何，就亦步亦趋。在生活上，林老师的执着、坚毅、热情也将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CCER之所以特别，我想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这里集聚了一批真心想为国家做事的学者，尽管他们有时观点迥异，但君子和而不同。清楚记得当初收到时任CCER副主任的李玲教授的信：“欢迎你回来，大家一起为了人类来工作。”信是英文写的，李老师用的是“mankind”，多年过后，还是为之动容！这种格局这种胸襟，不是每个地方的学者都有的。
也正因如此，到了CCER工作之后，我就不再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经济，而开始全面转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我不知道是否能“先得月”，但“近水楼台”地了解中国经济确是个不争之实。研究之余，也开始敲敲打打，写点经济时评之类的文章，把一些对时下经济的想法记录下来，如鲁迅先生所言的，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依稀记得我写的第一篇时评就是那篇《克鲁格曼的神话》。那是在2008年10月份，克鲁格曼得了诺贝尔奖，下午突然接到《南方周末》的余力编辑打来的电话，因为我搞国际贸易，问我是否能第二天一早给她一篇介绍克鲁格曼其人其事的文章。或许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克翁的粉丝，所以写起来很顺手。文章发了之后，凤凰出版社的北大校友看到后很是喜欢，问我能否把克鲁格曼的主要学术思想用通俗的文字写成一本书。踌躇很久之后，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本经济学随笔《重拯自由贸易》。
所以，严格说来，这本小书不是我的第一本经济学随笔，但它却是我的第一本时评。之所以这些年还能时断时续地写下去，应该感谢我们国发院（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的言传身教。周老师一直强调要研究“真实的世界”。2008年林老师去了世界银行，周老师接任院长后，更是鼓励年轻人多关注现实经济，多调查研究。受了鼓舞，不知不觉也就写多了。后来得益于卢锋教授的引荐，跟其他几位国发院教授在FT中文网上联合开设“朗润经济评论”专栏，大约每月一篇时评，这样又坚持了一年。之后，学术研究任务实在繁重，FT的写作终于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学院院长姚洋教授。摆在眼前的这本小册子，如果没有他一直以来的鼓励和帮助，是不可能问世的。对我们年轻老师来讲，姚老师既是领导，更像兄长。记得他跟我讲过，现在学术界竞争很激烈，我们得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跟外国人拼发表，让世界能听到中国经济学者的声音，让世界知道有一批中国经济学者不求名不求利，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想得深。而另外一条则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争取就一些自己所熟悉的领域、热点问题表达自己的想法。姚老师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政策研讨都是硕果累累。
所以，目前也就答应了几个地方开始写专栏：腾讯大家、《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加坡《联合早报》。当然，因目前又在帮学院里做点事，主管科研，每天光是回邮件、开会、听讲座和上课，时间就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有一堆没完成的、刚开始的严肃学术论文要做，估计到时每个专栏又都是虎头蛇尾。但如不给自己点压力，可能工作的第二个十年会溜得更无声无息。所以，想在这些专栏正式启动前，给自己一个交代，把以前的豆腐小文放在一起，也就有了这本小册子。
当然，也如我们学院的资深教授、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老师所强调的，学者不要做万金油，什么都敢讲，但好像又都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所以，这本小册子讲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年中国的外贸。但如同我们学院的金光讲席教授张维迎老师所说的，不理解国际贸易理论，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经济。我仍然记得18年前在北大读硕士时，去旁听张老师的博弈论，讲得不仅精彩，而且深刻。张老师讲到自己走上学术道路，是因为可以实现身心自由——有许多工作有心的自由，但没有身的自由；也有不少工作有身的自由，但没有心的自由。但做学术可以帮你同时实现这两种自由。我对此是感同身受！
一直在想为这本小书起个什么名字，个人非常喜欢周其仁老师的书的名字，比如《挑灯看剑》。但苦于才思殚绝，想东施效颦也难。好在门下有十二才子才女。有才者如博士生袁东建议来个双关语——“贸”似如此。深以为然，是为书名。
余淼杰
2016年1月13日于美联航客机尾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