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史论
图书经典及其特质论
杨虎 肖东发
图书尤其是经典图书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伟大的文化体系能孕育出伟大的经典著作，而优秀的经典著作则可以塑造并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性格与传统，进而形成一个伟大的文化体系。“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真正实现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传承与扬弃传统文化的同时，创造新时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而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的图书，理应在其中有突出的表现。中国的先民曾创造出伟大的文化传统和不朽的传世经典，今日的中国人，理应在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汇的时代背景下，推出新的文化成果，打造新的经典著作。我们认为，人们普遍期望看到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文化景观中，至少应该有这样的可喜现象：全社会尊崇经典，创作者努力创作经典，出版者认真出版经典，读者广泛阅读经典。
费孝通先生曾说，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经典也一样，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经典，关注经典，呼唤经典，因为这的确关系和反映着中国当代文化的生命状态与发展前景。但当人们都在围绕着经典做文章时，却往往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经典？”迄今为止，中外很多学者都给“经典”下过不同的定义。比如王余光先生就认为：“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1]。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也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提出了“经典”的十四个定义和特征[2]，读来颇有启发。
为了对“经典”这个概念有更准确和深入的理解，我们先分别探讨一下“经”和“典”的本来意义。
“经”的篆体字为“
”，原义指织布机上与纬线相对应的垂直方向的纵线。古人认为，在织布或织丝时，只有纵向的经线先确定后，横向的纬线才能有所依附。由此而认为“经定而后纬正”，经因此成为前提性、先决性的东西。后来与图书典籍联系在一起，就指那些重要的权威性图书典籍。在汉武帝以前，一些重要的图书就已经被冠以“经”的名号。如《易经》《书经》《诗经》《墨经》《道德经》《黄帝内经》《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等。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以后，以孔子为代表并经董仲舒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相应的一些重要的儒家著作也脱颖而出，成为封建政权法定的经典，地位越来越高。在传统目录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中，经部书专指那些被封建统治者确定的并为儒家所尊奉的重要典籍，包括众所周知的《五经》《十三经》。在传统社会中，这类图书具有高过其他一切图书典籍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总序中讲，“经秉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经部的书籍记载的乃是天下至高无上、永远正确、万世通用的公理。今天，除了专业的目录学研究以外，当我们把“经”与图书联系在一起时，已经不再局限于儒家经典，而是更多地回归其本来意义。袁行霈先生就指出，现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从多个源头清理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广泛地吸取其中的精华。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倡议对《十三经》重新编选和校注，新编的《十三经》应该收入以下十三种典籍：《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韩非子》。[3]
“典”的篆体字为“
”，《说文解字》解释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并引庄都之说云：“典，大册也”[4]。在纸张发明之前，我国的先民曾选用竹木、丝帛、金石、兽骨作为文字的载体，其中又以竹木之用最为广泛长久，由此形成流行甚广影响甚远的简册制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印证，这种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5]。显然，那些“大册”一定是比较尊贵的重要图书典籍。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典”除了形制上比较大以外，从内容属性上来看，乃传说中的五帝之书，要比一般书尊贵；从珍藏方式来看，是被专门供奉、珍藏于“几阁”之上的书籍。“经”与“典”连用，用在图书领域，就是指那些具有权威性、典范性且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力的重要图书典籍。参照卡尔维诺的定义方式，在我们看来，经典书籍应该有十条基本特征或者属性，一言以蔽之，就是经典的文化特质：
1.经典是书籍金字塔顶的那些少而精的“书中之书”，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特立独行
很多学者都提出来，中国典籍虽然很多，但基本的要籍也就几十种而已。清人曾国藩认为：“古今书籍浩如烟海，而本根之书不过数十种。经，则《十三经》是已；史，则《廿四史》暨《通鉴》是已；子，则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列》《韩非》《淮南》《鹖冠》）；集，则《文选》《百三名家》，暨唐宋以来专集数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袭前人之说以为言，编采众家之精以为书”[6]。再如1984年1月25日，在我国台湾出版的《中央副刊》上登载了一封由台湾前任防务机构负责人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信中谈及：1912年，陈寅恪第一次从欧洲回国时，曾去拜见其父陈散原的老朋友夏曾佑。夏曾佑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时年22岁的陈寅恪对夏曾佑的这番话很不理解，告别出来时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后来，陈寅恪七十岁左右的时候，又见到表弟俞大维，重提当年那件往事，感慨道：“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曾国藩、夏曾佑和陈寅恪均为一代文史大家，他们的说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所说的“本根之书”“基本书”，均指那些少而精的经典著作。
2.经典的产生殊为不易，因为需要具备很强的独创性，它是特殊年代、特殊地区、特殊人物厚积薄发的产物
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可能产生经典，辉煌的时代，经典往往会呈井喷之势，层出不穷，而平庸的年代，几百年也出不了经典。而每一部经典的产生过程都是缓慢、艰难的，需要精雕细琢，不断完善。张舜徽先生说：“著述之业，谈何容易，必须刊落声华，沉潜书卷，先之以十年廿载伏案之功，再益以旁推广揽披检之学，反诸己而有所得，然后敢着纸笔。必有自得之实，方可居作者之林”[7]。而要成为经典，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经典数量不可能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人顾炎武认为，只有那些“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的书，才能真正成为传之不朽的精品。像《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这样的名著，都是作者“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8]。也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做出对当代和后世均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成果，进而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和风格来。正是在这一点上，经典的独特性、深刻性和畅销书的模式化、批量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中国的著述史来看，“十年磨一剑”甚至“终身磨一剑”的厚重之作，都会让那些“一年磨十剑”的急就章相形见绌。而要做到这一点，往往需要著述之人抛弃很多东西，心无旁骛地专心笔耕，倾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去完成自己的名山之作，因此他们很多人的人生经历经常是孤独寂寞甚至是不幸的。中国的著述史上一直存在着“发愤而著书”“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的现象。孔子、司马迁、杜甫、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这些令后人“高山仰止”的文化大家，都有些“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悲凉和无奈。在一定意义上，是这些文化巨匠用自己的人生悲剧为我们打造出了民族的不朽经典。因此，面对其人其书，我们应该有一种“温情的敬意”，甚至应该有些“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的情结。
3.经典是经过长久的时间考验和人们的精心选择而形成的，是大浪淘沙、沙里又淘金后涌现出来的精品，因此具有很强的历史性
经典一定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关于这一点，冯友兰先生有很精到的论述：“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一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评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9]从这个角度来讲，经典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这一点如果与畅销书“各领风骚三五月”的时尚性相比，就会更为突出。当然，从中国历史上来看，经典的形成机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受到政治家、学者和群众等不同群体的多维影响。比如儒家经典如果没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有力政策，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那么显赫的地位。但无论如何，一本书籍能否成为经典，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取决于其内容。
4.经典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经典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起伏
一方面，不同的时代可以产生不同的经典，不同时代的经典会打上那个时代鲜明的历史烙印。以文学为例，古代有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了民国，新文学领域又涌现出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今天看来，其中也有不少经典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人认为：凡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有成为经典小说的可能性，但最终结果如何，还需时间考验，还需沙里淘金。
另一方面，有些经典因为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地位和影响会有所不同。比如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在清代就特别受到学者的推崇，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乾嘉学派“读书自识字始”的学术主张的具体体现。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学者仍将其列为国民的基础读物之一。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一书的开篇，选的便是《说文解字》。可是到了今天，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要读中国传统经典，一般都很少从此书入手，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更适合今人查阅的多种字典词典。但这并不能否认《说文解字》是一部文字学中的经典著作，如果要进行专业的研究，还是应该将其作为必读书，下工夫认真研读。
5.经典具有鲜明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首先，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会有不同的经典。以我国为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由56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格局下，除了汉族的经典之外，藏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也分别有自己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马纳斯》，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谈论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典时，必须把这些典籍纳入其中。
其次，那些具有根本性、生发性的经典，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样式，进而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这个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端。”[10]“轴心时代”的古圣先贤巨大的创造力和影响力，则主要是通过生前的传道授业解惑和身后的图书典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仅以中国为例，因为人类从茫然无知，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到处求神问卜的夏商西周蒙昧时期，发展进化到春秋战国，学术下移，出现了私人著述、私人藏书、私人讲学。人类进入开窍的青少年时期，试图回答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回答“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根本性问题。所以就出现了一批所谓的圣人和贤人，他们的著述就逐渐成为经典，后世人还要回答这些根本性问题，还要在这些经典中寻求答案，因为这些经典提出并回答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众多根本性问题。这些典籍，都已经成为各个国家与民族精神文化方面永恒的“元典”。比如《吠陀》之于印度，《圣经》之于基督徒，《古兰经》之于穆斯林，《荷马史诗》《理想国》《形而上学》之于希腊人，《四书》《五经》之于中国人，无不如此。所以有人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好是从决定这个民族文化基因的几本重要典籍入手。
复次，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必须对她的重要典籍进行研习、传承、扬弃与创造。清代龚自珍《定庵续集》里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包括本国家本民族的重要典籍。可惜的是，自近代以来，因为国势的衰微、政局和文化理念的转变，国人对传统文化以及承载传统文化的典籍的态度，经历了从“看不起”到“看不到”，再到“看不懂”的历史过程。钱穆先生因此感慨地说，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强调：今天的中国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内容之一，传统经典理应得到必要的重视和广泛的了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执政理念。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时提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11]。在新时期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能有如此高瞻远瞩的见解和眼光，我们甚感敬佩和欣慰。
6.从研究的角来度看，经典作为具有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具有持久的震撼力、生发性与开放性，值得深入研究，多方诠释，可以生发出许多有意义的重大问题，甚至形成重要的学科、学派
美国学者安德斯·斯蒂芬森说，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们不断地接受重新诠释”[12]。冯友兰先生也指出，“以述为作”的著述方式是儒家学术赖以成为系统的根本方式。[13]同样一部《论语》，后世不同的注解、章句、笺疏、集解，看似都是在阐述《论语》，实则更重要的是在反映注解者的意见和主张。不独儒家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接续发展的一种普遍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学问犹如葡萄藤，一串串的累累果实都是从一个重要的点上逐步生发出来的。不研究这些点，就无法读通弄懂后来的大量书籍。《周易》《老子》《论语》《孙子兵法》这些先秦时期出现的“元典”，篇幅都不长，但后世的解释、研究之作，真可谓叠床架屋，举不胜举。很多专门的学科便由此而形成，比如，围绕着《说文解字》《文心雕龙》《红楼梦》等书，形成了“说文学”“龙学”“红学”，研究之人如过江之鲫，甚是壮观。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书都是一些“源头”书，读书首先要重视这些书，先从这些书读起，越往下读就越有焕然冰释的感觉。金克木先生就指出，在读古书时，应首先阅读《易》《诗》《书》等十部经典：“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替代的，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背诵到上一世纪末。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阳明）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14]
7.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和现代学科体系的发展，经典的学科性开始特别凸显
人们经常讲传统社会的早期文史哲不分家，有很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这是因为先前的学科体系不像现在这样规范和细致，人们阅读的对象更多的是具有普适性的经典著作。如钱穆先生1978年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提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七部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人的总纲，也是中国人的必读之书。吴小如先生也曾提出，把《唐诗三百首》《四书》《古文观止》从头到尾都看过，都背过，就能打好国学基础[15]。两位先生所提到的书都是通用性、普适性的经典。除了这些普适性的经典著作以外，图书领域更多的则是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经典，适合专门的研习者去研读，在当代更是如此。有此学科必读而彼学科完全可以不读的书。中国目录学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清代章学诚概括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每个学科都有学术发展史，那些发微、奠基或集大成之作，值得重点研读。比如我们研究中国书籍史和出版史，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都属于不能不读，甚至不能不熟读的经典之作。再如传播学研究中也有“四大先驱”以及集大成者之说，他们各有重要的代表性著作[16]。但对于研究数学、经济、政治等学科的人而言，不读甚至不知这些书，也没有什么大碍。这一点就提示我们，现代学科体系建立起来以后，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因此在读书和研究中，应该有一种“厚此而不薄彼”的宽容心态。我研究的领域别人不知不明，是很正常的。在重视自己领域经典的同时，也要对其他领域有必要的敬畏之感。
8.经典是值得人们反复阅读，甚至百读不厌的书，因为经典具有丰富而厚重的内涵
苏轼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里的“旧书”系指那些经典的好书而言。卡尔维诺也说：“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17]。孔子喜读《易》以至“韦编三绝”；赵普“以半部《论语》打天下，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白崇禧标榜自己“半部《左传》治广西”，都讲的是一部书可以精读数遍，可以用读十本书的精力读好一本书。经典一定是值得我们终生反复阅读而且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知新解新悟的好书。比如不少人读《诗经》《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红楼梦》等书时，总有读不够，常读常新之感，这是因为经典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阅读经典并非易事，而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文化素养、人生阅历和阅读能力作为基础，读不太懂或者根本不懂，是普通读者初次接触经典时常会遇见的问题。这当然不是经典之错，而是我们的水平有限，需要提高的是我们自己。但一旦进入经典找到感觉后，收获就会与日俱增，开卷有益就会成为一种常态。这恐怕也是应该反复阅读经典的客观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一些流行一时的畅销书，如有闲暇和兴趣，翻读一遍便足矣，因为这样的书，内容较浅，缺乏值得咀嚼的味道。以我们的理解，世间所有书籍，都可分为四种：看家书、精读书、泛读书、备检书。对于看家书，应该反复仔细阅读以致无比精熟，部分内容甚至全部内容都能背诵，并能运用自如。对于精读书，则至少系统读过三遍，且有必要的札记，对其框架、观点、方法、风格十分了解。对于泛读书，则取“随便翻翻”主义，闲时一阅，有个大概了解，感兴趣者记下来，过一遍即可。对于备检书，主要针对工具书而言，有问题、有疑惑时拿来查找翻阅即可。这里所指的看家书、精读书，就主要指经典而言。
9.对于当代人来说，经典，尤其是古籍中的经典，往往存在着“知之者较多”而“读之者较少”的矛盾现象
如经部中的“四书五经”，史部中的“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子部的诸子百家，集部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四大文学名著，对于稍有文化基础的中国人来说，都会知道，但却未必都读过。我们姑且“卑之无甚高论”，即便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以及“四大文学名著”这类耳熟能详的常见书，恐怕也很少有人读完读好。我们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上课时，经常会向同学们提两个问题：一是从小到大，有哪位同学曾彻头彻尾通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一本？二是每年寒暑假回家，大家都有带好几本书回家的习惯，但放假归来，有哪位同学曾彻头彻尾地读完其中的一本？满堂少年中，有肯定答案的总是寥寥无几。在我们个人的阅读生活中，随便翻翻浅尝辄止，刚开个头就另觅他书的情况也会经常发生。因此就无法深入、系统地了解经典。可是这些经典书籍却是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如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余嘉锡先生就非常强调读常见的经典书，他们分别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读常见书斋”“读已见书斋”。
10.不论什么样的经典，到了不同读者那里，都会有一个“选择性接受”的问题
读书是一项个性很强的活动，每个人的读书志趣、习惯和方法绝不会等同划一。即便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同人在读同一本书，最终所得的效果也会千差万别。真正会读书的人，在求学和工作阶段，除了一些硬性规定的必读书外，都会自主选择自己的其他书籍。很多学者都指出，我们在选择和阅读书籍时，既需要认真听取并充分借鉴前人、名人和师友的主张和意见，但又不能照单全收，盲目遵从，而是主权在我，必须根据自己的趣味眼光和实际需要去选择。相比之下，趣味应是第一位的标准。因此，不同人心目中会有不同的经典。民国时期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面对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不为时风所动，坚持提倡和使用文言文，甚至提出“八部书外皆狗屁”的观点，意谓平生信奉推重的经典只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其余均不可论，更不用说白话文。这样的选择，并没有妨碍黄先生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先生的经历给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可以不读自己不感兴趣的经典，但一定要把自己感兴趣且认为有价值的经典读好。当每个人都在尊崇经典的前提下，自觉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去认真阅读的话，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要构建“书香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引发国人对读书的兴致以及对经典的敬意，让大家认为读经典是有益的、必要的、美好的，进而养成自动读书的习惯。接下来，至于读什么、怎么读的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