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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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张兆和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内江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川南内江县四区烈士乡寄

沈从文

三姐:

寄的信应当可以收到,但是总得廿来天日子了。昨托寄《老同志》一小文,抄过了五次,不怎么完整,还落实而已。在事的行进中,言语中,还要多一点,解释还要删节点,就对了。这是我的工作学习的起始。也测验得出,素朴深入,我能写,粗犷泼辣,还待学习。写土地人事关联,配上景物画,使人事在有背景中动,我有些特长,也即是如加里宁说的,从土地环境中引起人对祖国深厚情感。至于处理人事复杂机心种种,我无可为力。今天已十九,我离开北京三个星期天了。这三星期和新事物的接触教育,只是一种感想,即终身来为人民的种种在生长的方面而服务。少拿点钱,多做点事,用作多久以来和人民脱节的自赎。看看这里干部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姐,我们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把国家给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如北大不即要我们搬,务必去和张文教同志商量商量,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献给抗美援朝去好,还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能作到的。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我们不配用国家那么多钱的。不配用。你来看看即明白了。

这里工作照一定程序进行。过几天秋征场面必可展开。也是最后一次秋征。因为土地一变公私关系,方式即大不同了。对于当地社会,我们能接触到的,还只是点点滴滴,但即点点滴滴,对于我教育意义,都是终生有影响的。特别是日日同在一起的村中干部,在本质上,心情状态上,言语派头上,工作方式上,都给了我极深而好印象。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有点突出的自然环境背景中,我的综合学习,得到的东西,已多过云南数年的。一定要反映到新的工作中去的。笔如还有机会能用,还有点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来用,会生长一点东西的。这正和我们过崂山那时一样,我给你一种预约,保证有些东西已在孕育中,生长中,看不见,摸不着,可是理解得到。因为生命中有了一种印象,一种在生长发展的,虽如朦朦胧胧,经验上却极具体的东西。我要的只是一样,即自由处理的时间。没有它,什么都完事,一切空话。有时间,这一切,在我生命中的东西,恰和粮食种子撒到这地方的土地中情形一样,生长成熟是常态,而抑郁萎悴倒是变质!同时也希望体力能支持得下去。特别是脑子和心脏,待回复本来,不能再恶化下去。我得支持。因为我明白,有些工作,对于人民还有益。对人民革命和社会向前,特别是保留历史过程中最生动一个环节,我还要好好工作几年,能够做点事情。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生命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决不违反人民。不孤立。不自大。

昨天饭后,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壁上去,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豌豆种。远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还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崖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在竹树林间扬起炊烟,田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小狗在一齐走动。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情景全相同。一切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的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美,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的黄菊相映成趣。一面是即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边走过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一些位置在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是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贫农人家,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村干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三姐,这对照太动人了,我不知为什么,独自在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这一来,虽不曾去过四哥过去工作的地方,得不到大圩子印象,但是把四嫂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了,在生长了,从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我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大致回来如有半年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会生产一个新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成熟作品。即把这里背景移到四哥故事上去。这也是米丘林的做法,在文学,如求典型效果,且是唯一这样可得到特别成功的。你如记起《边城》的生产过程,一定会理解这个工作的必然性。我要的只是自由时间来完成。

我住处是个大糖房,在山顶上,属于地主高百万家产。门前即一冲水田,一级一级下去。房子四周全是慈竹,本地人名王竹,不许动笋子,因为用处多,生长容易,一切编物都用得到。也即是四川民族神话中的象征,竹王生于竹中,只有这种无所不用的竹子可以当之。这竹子其实即一般常见的洋竹,如呈贡李地主家门前的那个样子,不过这里普遍生长而已。

房子前的水田杂树,特别是小竹林,都和电影或戏剧背景一样,在透明潮润空气中萧疏疏的。房子中侧屋,是糖房堆糖处,大方石柱,大门栏,还有秘室,墙中有孔藏金银,特别是大容一二百石的木糖桶,在戏剧布景中是天然的,非常突出显眼,而又有极强烈好效果的。

就在这个院子中,黄昏前,来了些看病的女人(新设一医疗处),两个老太太拄拐杖来,走得极慢,从大石板栏的后屋走进。一个女孩子,长得干小小的,成年而不成熟,从前门进。医生在吃饭,这女孩子即坐下来和我谈话。姓徐,无父母,傍姑母为生:“大家做事大家吃,有什么吃什么。种了十二箩担的地,今年挖红薯六挑,只值八千文一挑。种了点牛皮菜。收粮食即拿去缴公粮。养了一只鸡,两只兔子,花二千五百文买来的(她用手比大小),小得很,养到了两斤重一个,抗美援朝捐献了一只,选大的捐。”说到这时笑了许久,很快乐。“要打倒美国鬼子才有好日子过。毛主席知道我们,要我们好好生产,选劳模。大家好好生产,吃一样饭,做一样事,过几年国家就好了。现在不同以往,往天乡保欺压人,不许讲道理。现在大家一样,讲道理,眉眼清楚,人好都说好。我过三天就要到甘蔗地做事,八斤米一天,一个月二百四十斤。也累,人多做起来好。要乘这个月做,糖房已开工。那边人多好热闹!……我住互助村,来耍喔!我要走了。”

天已快夜,拿过药,又说了一会,当真就走了。就是从那些梯田小径,甘蔗林长在悬崖边,和小房子依悬崖竹林边……弯弯曲曲小路走去。到家有三里路,一定黑了。理应还拾了些莴苣叶去,因为兔子欢喜吃莴苣叶。

三,一切都那么善良。生在那么一个寂寞平凡环境中,活在那么一种单纯工作方式中,却有一只亲手喂大的兔子,捐献给朝鲜的战士,为了打美国人!这是一种什么情感!为了国家!你想想看,我们应不应当自愧。这个人已活在我生命中,还要活在文字中。我一定要为她们来工作的,为她们终生工作,我的存在才有意义!天当真夜了下来,侧屋里有几个农干围到一盏灯唱小本词。一切极静,可是凡有人家处,都在动中,为土改进行程序而动,少年会,妇女会,老年会,知分会,富农会,地主训话会,自新坦白会……没有一个人闲着,一切脑子都在动——这就是历史,真的历史。一切在孕育,在生长。现实的人和抽象的原则,都从这个动中而发展,而进展。我的学习和其他同行似乎稍微不同,在工作上可能是个不及格的附员,但是把这个历史的点和面重现到文字中时,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工作者。为的是这一切都教育我,感动我,并支配了我。不过,这一点我无从向谁去说的。没有人理会的。大家一定以为我是个对事不关心的人,可不知一切事在如何空气下在动和变,我都一律关心,而且倾心。和我对面的一个村干,我和他话说得极少,他的报告内容,报告神气,报告中的特别长处和小小弱点,在戏剧中和在小说中是种什么情形,效果,我都熟习之至。但是,我什么都不说。我好像一点不亲热。

什么事都是生动的,新鲜的,而又可以用各种方式反映到文字绘画和音乐中的。是一切创造的源泉。只要有时间,什么都可以重现出来,而必然得到极好效果。这个事只有你明白,生一点人不会懂的。

同行中也有作曲的,住在离三里路远一个小村子里。和我谈起,以为来到的地方没有音乐。如指歌唱,本地人真是奇怪,统不会唱歌,凡是云南湖南江西及华北人民开口有腔有调的长处,这里都如被历史传统压力束缚,无生长机会。言语多清越可听,只是不会唱。可是一个习乐曲的,如一般美术、哲学、文学、绘画文化兴致高,广泛有个理解,则在这里却必然由转移方式,得到极多的启发。特别是丘陵起伏中的自然背景,任何时看来都是大乐章的源泉,是乐章本身!任何时都近于音乐转成定型后的现象,只差得是作曲者来用乐章符号重新翻译!很奇怪,即这一切对于一个习作曲的反而视若无睹。这也可见中国更新的作曲家的训练,得换换方式,必从一般文化提高,方能从自然中启发那个创造的心。这是一种艰难工作,但也是唯一工作。不知从万象取法,从自然脉搏中取得节奏,不会有伟大乐章可得的!

早上鸟声也教育人极深,唐人诗说山鸟悟禅机,大有道理。从早上极静中闻鸟声,令人不敢堕落,只觉生命和时代脉搏一致时的单纯和谧静。人事的动和自然的静相互映照,人在其间实在离奇。尤其是创造心的逐渐回复,十分离奇。党说为工作而忘我,稍稍有些理会。

附近糖房工作已开始,我估想得到,只要住上两天,即可从人事中得到一种极有价值印象,不甚费力转移到文字篇章上,也可给人一种非常动人印象的。本地人以为极平凡。这里包含了音乐、绘画、雕塑、戏剧各种元素的挹取综合,特别是工作者多为村干,工作的进展且联系到下一月的土改工作思想教育,生产和爱国教育,日夜分班动工,碾子日夜转动,糖锅日夜沸腾,原料如山堆积,成品如山堆积,……而其中且贯串着阶级斗争,太动人了!我知道一切感动并不即是一切作品,但它却必然是一切作品的媒触剂。一切成长都得通过了它,才有可能鲜明而具体的成为文学和艺术的作品。文艺座谈的重要性,唯有从这个环境里能深入一层体会。能印证为正确而切实。一切理论都只有从这种现实环境中,才可能深入理解。

我们在这里,有三个人带毛选来,在一张桌子一盏清油灯下同读,也是一件极动人的事情,或极意外事情。各有所得,各有所体会,但又有某一点完全相同,即对于这个重要历史文件的深一层理解。三个人中一个是郑昕,北大哲学系,我们的团长。一个查汝强,北京市党部,我们的秘书长。和周小平一样,才廿六岁,十五岁即工作。一个是我,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懂文学如何和历史结合,和人民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来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的土改队中无固定职务的工作员。正和过去与思聪、宗岱三人同听悲多汶[1]等全套乐曲一样,各有所得。思聪从作曲者和指挥者和器乐独奏者,都可得到一些东西。宗岱得的是音乐史中的某种东西。我呢,在直接方面似乎毫无所得,但间接转化却影响到好几本书,特别是几个给人有印象的东西,其中即有乐曲中的过程节奏。也近于乐曲的转译成为形象的试验。但理会到这点的人是不多的。

这里土地给人印象实在离奇。不见到,即不易想象。更离奇是许多同来的人,都视为平常自然,有些人且一生从未到过南方,而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毫不惊异,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感到这是过去剥削压迫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些东西,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这个区域土改后的景象,也即缺少真正的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任务完毕,可能即一切完事。这种对于新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少感情,也很是特别。似乎这些情感被滞塞住,被郁积住。又似乎这些情感因过去适当年龄不曾好好培育过,即始终得不到好好发育机会。又似乎这种情感本来即近于一种病的变质,仅为文学作者所独具,而非一般人所应有,因此大家活在历史中,对历史却了无兴趣。活在比任何文学艺术更复杂生动过程中,背景中,节目中,却人与境合,人境两忘,然而闲暇时却又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东西!真是不可说,不易说的一种现实。这现实也就动人之至!

天气如好些,体力也好些,我一天总有点时间可到山顶上去看看,大家可能以为我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的看风景,不会想到原来是在那个悬崖顶上,从每个远近村子,每个丘陵的位置,每个在山地工作的人民,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加以贯通,我生命即融化到这个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而有所综合,有所取舍,有所孕育酝酿。这种教育的深刻意义,也可说实在怕人,因为在摧毁我又重造我,比任何外来力量都来得严重而深刻。我就在这个环境中思索,学习,而放弃了旧我,变得十分渺小。奇怪得很,一到那个悬崖上看到脚下山村,和更远一点山顶悬崖砦子时,我眼睛总是湿蒙蒙的。因为我体会得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印象结合起来,和这些肥沃美丽自然背景中的山村人事变动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些新的庄稼,一些特别的庄稼,不必如其他作家那么多,只要有三万到八万字,即可得到一种不易设想的离奇效果。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的真正衰老,自然的限制和人为的挫折,都若无可奈何的在默然中接受。这在个人生命本身,也是一种奇异的存在。

我从一条顶小顶小的路走上山顶去,路即沿着崖边,泥土和蘸了油一样滋润,新拔的苕藤沿路摊着。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表面上,我和同住的都如有点陌生,少接触,事实上生命却正和他们的行为在作紧密的契合,而寻觅那个触机而发的创造的机会。给我一点时间,在我生命中投一点资,这点天地悠悠感就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似乎荒谬十分的设想,谁能理解,能相信?世界在动中,一切存在皆在动中,人的机心和种种由于隔离,生分,相争相左,得失积累,在长长时间中,在不同情感愿望中而生长存在,彼此俨若无关而又彼此密切联系,相激相宕形成的不同发展,到明天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生可悯处,也即在此。人太脆弱渺小。体力比较回复时,我理会得到,新的人事印象的复合,我还能组织起来,成为一些有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成品。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的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如果过去的工作,曾经得到一定的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具有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因种种内外变迁,已达到了一个成熟点上。特别是一种哀悯感,从文学史上看过去的人的成就,总是和它形成一种动人的结合。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情形相异而又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生存有了理会。但是到身心衰弱时,三姐,什么都说不上了,只有一点,即脆弱。只不过如一个小火,一吹即熄。我已尽了极大努力来把工作能力和信心恢复,要它和人民历史发展结合。总要尽能力所及作去。我爱国家!我要把工作和国家明天结合起来!我已深深明白工作应当是什么,而能作到什么。也得承认自然的限制,体力用到某一程度下的必然结果。

我到这里什么都是学习。从看牛的学,村农会中学,从极琐碎生活生计里学理解他们,也从他们新的觉醒意识理解,但是,从表面看,我只是一个不管部的属员而已。

在这里看到十一月某一天报纸,有陈波儿追悼会消息。使我记起在吴淞时见她穿着一件长绸曳地袍子上课神气,在北京从没见到,二十多年了,印象还极新。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