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克莱顿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其早期实践

作为一个靠自我奋斗并最终脱颖而出的成功者，克莱顿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抱有十足的信心和坚定的信仰，这是克莱顿自由经济思想的基础。换言之，早期的商业磨炼和成功的商业经历使克莱顿坚信，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具活力和最富效率的社会经济制度。具体地讲，克莱顿早期的经济思想和贸易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资本主义制度

克莱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奉者和追随者，为此，克莱顿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从广义上讲，资本主义制度仅仅是一种经济工具，旨在不断地积累生产成果以推进人类的进步”。克莱顿进而指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任何现代国家均无法正常运转”（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37.）。基于此，克莱顿着重对私有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1）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积累和就业。克莱顿首先指出，“在奉行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新增资本几乎完全来自私人积累”，而资本的投入对于技术设备的更新和改造是必不可少的，这恰恰体现了私有资本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克莱顿还认为，就业与资本供应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资本供应陷入停滞时，失业率就会随之增加。换言之，“充分就业……倚赖于新增资本的充足供应”（注：Ibid.，pp.37—38.），因此，就业水平的提高仍然是以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作为前提的。

（2）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进步。克莱顿始终不渝地坚信，“所有的现代文化以及宗教制度，所有的现代交通、通讯和生产方式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进而言之，克莱顿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和物质进步主要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信奉自由竞争的私有资本主义制度则是最适合社会进步的经济制度。（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p.37—38.）

（3）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竞争。克莱顿并不否认在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自由竞争，因为竞争是发展的必然规律。克莱顿进而指出，“自由竞争将实现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尽管竞争机制并非总是运行得十全十美，但私有资本主义制度通常拥有自我调节功能。例如，在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没有过多的约束和羁绊，贸易自有一套自动涤除其缺陷的方式”。不仅如此，克莱顿还深信，自由竞争是促进贸易发展的最富有效率的方式。（注：Ibid.，pp.35，39.）总而言之，充分的自由竞争既是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也是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4）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与人的自由发展。克莱顿坚信，“只有在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自由以及言论出版自由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M.凯恩斯所言，私有资本主义制度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进而言之，克莱顿认为，私有资本主义制度“最大限度地拓展了个人选择和个人发展的空间，并为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私有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保障下的个人选择自由，就没有社会的物质和文化进步。（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p.39—40.）

（5）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与创新。克莱顿认为，私有资本主义制度是最适合于创新与发展的经济制度。在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下，经济竞争和经济发展最简单的法则就是优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将赢得市场，公司、行业乃至国家如背离这一法则就将停滞不前。因此，企业发展和国家进步的精神动力就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企业才会发展，国家才会进步，尽管这种创新和发展有可能会损害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39.）

克莱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仰是与其成功的商业经历紧密相关的。不容置疑，安德森—克莱顿公司以及克莱顿本人均是私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受益者，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在客观上为克莱顿的脱颖而出以及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成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因此，克莱顿对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抱有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并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和最具活力的政治经济制度。（注：Ibid.，p.55.）

对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信念使克莱顿迅速成为“威尔逊主义”的忠实追随者，并以倡导“美国例外论”为己任，认为美国在动机和目标的纯洁性和善意性方面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因此义不容辞地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6.）换言之，正是基于对美国式民主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例外论”的顶礼膜拜，克莱顿坚信美国负有维护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重建理性世界社会的特殊责任。克莱顿进而明确指出，“美国的独特地位使美国承担了广泛的责任。开明的利己主义意味着美国应充分调动其巨大的影响和丰富的资源以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秩序”（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57.）。至此，“美国例外论”和“美国领导权论”就成为克莱顿看待国际问题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二、关于罗斯福“新政”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出于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竞争的坚定信仰，克莱顿对罗斯福“新政”及其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措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尤其反对“新政”所包含的农业政策干预措施和农业价格支持计划，认为“新政”的大规模国家干预措施完全背离了杰斐逊和威尔逊所倡导的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注：Ibid.，p.61.）为此，克莱顿于1934年加入了以反对罗斯福“新政”的农业政策为宗旨的“美国自由联盟”（American Liberty League）并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32.）但克莱顿置身该组织的时间却相当短暂，由于“对该联盟的某些行为不敢苟同”，克莱顿于1935年断然退出了“美国自由联盟”。（注：Ellen Clayton Garwood，Will Clayton，p.103.）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促使克莱顿退出“美国自由联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于1934年宣布了以自由贸易思想为基本原则的著名的“互惠贸易协定计划”。克莱顿明确指出，如果民主党政府重返自由贸易原则，它就应当得到更加广泛和一致的支持。国务卿赫尔1936年，克莱顿一改反对罗斯福政府的政治态度，转而积极支持罗斯福竞选连任美国总统。在解释这一政治立场转变的原因时，克莱顿强调指出，“投票支持罗斯福当选总统就是投票支持赫尔继续留任国务卿。赫尔的事业刚刚开始结出果实，并将最终为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无法估量的利益”（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6.）。

国务卿赫尔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克莱顿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竞争抱有坚定的信仰，但克莱顿并不赞同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并不绝对排斥有限的政府干预，这与克莱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认识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体现了克莱顿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深刻思考。克莱顿一方面坚信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是最具活力的经济制度，认为政治家和企业家均负有道义和实践责任以积极推动自由市场体系的建立，因为自由市场更富有成效且更具先进性；（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p.38—39.）但克莱顿亦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尚存在不足与缺陷，如自由竞争将必然地带来矛盾与牺牲，因此，有关公平的问题就随之出现了。克莱顿认为，公平的要旨就是减缓对竞争失利者的冲击并设法避免其采取任何极端的行为，从而减少或消除自由竞争的阻力，这一责任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政府的头上，即政府通过采取必要的国家干预措施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公平。这体现了克莱顿的有限政府的思想，正如克莱顿所言：“我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者，因为自由放任哲学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管理。”（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40.）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克莱顿并非国家干预主义者，从根本上讲，克莱顿仍然是自由市场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和倡导者。克莱顿明确指出：“国家干预不应在任何意义上扭曲或挫伤自由市场的效率原则，相反，国家干预应通过减轻社会的担忧以最终促进自由市场的发展。”（注：Ibid.）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信念，在克莱顿看来，国家干预最糟糕的事例之一就是共和党政府所奉行的关税政策，因为这一政策长期压制了美国南部农业经济的发展。（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p.40—41.）

总之，克莱顿一方面把自己视为“自由资本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抱有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克莱顿并不完全否认有限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政府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并制定相关的规则是必要的”（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8.）。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克莱顿承认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克莱顿同时亦强调指出，国家干预是以促进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的；换言之，任何国家干预措施均不得损害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发展。有鉴于此，克莱顿对苏联所奉行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它完全摒弃了市场法则和创新精神，并将最终挫伤经济增长的动力，阻碍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克莱顿还认为，计划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及其民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正如克莱顿所言：“国家计划经济模式与民主精神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计划经济盛行，民主就将死亡。”（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p.39，41.）

三、关于美国的关税政策及初期的自由贸易思想

克莱顿对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向来持批评态度，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克莱顿认为美国的关税政策保护了工业部门的利益，致使美国国内的工业品价格始终高位运行；但美国的农业部门却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导致美国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因此，美国的农业部门处于明显的不平等地位，农业生产者不得不低价销售农产品，但却以高价购买工业用品。另一方面，克莱顿亦明确指出，上述对美国高关税政策的批评并不是旨在寻求针对国外农业竞争者的保护。与主张提高美国农产品进口关税的观点相反，克莱顿认为，“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取消有关的保护性关税，以便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均能以其真实的价值为基础，而不是基于虚假的或‘保护性的’价格”。长期的从商经验和南部的农业背景使克莱顿坚信，美国南部和美国农业将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推而广之，克莱顿强调指出，“美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的需求”，因此，扩大出口已是势在必行；为促进美国的出口贸易，美国必须同时相应地增加进口，因为“贸易应是互惠的，即贸易包含有进口和出口两层含义”；而实现互惠贸易的最佳方式就是降低关税。（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p.23—25.）

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放弃进一步提高美国进口关税税率的努力，例如，《1922年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就将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提高到40%以上。不仅如此，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大萧条”的降临，美国国会采取了更加苛刻的关税保护政策，并旋即颁布了《1930年关税法》，这就是所谓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从而将美国的进口关税税率推向了历史最高水平。基于反对美国国会奉行的高关税政策的原则立场，早在国会就《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展开辩论期间，克莱顿就积极向国会议员进言，强烈要求终止该法案的讨论与审议，力图阻止该法案的顺利通过。在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之后，克莱顿又直接致函白宫，强烈呼吁胡佛总统果断地行使否决权。在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之后，克莱顿仍然没有放弃继续反对《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斗争，甚至怒斥《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为“本世纪最严重的犯罪”（注：Gregory A.Fossedal，Our Finest Hour，p.64.）。

正如克莱顿所预料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不仅恶化了世界经济危机，而且还招致各国竞相提高关税，引发了日渐激烈的关税战和贸易战，美国自己也备尝苦果。为缓解国内经济危机，打开国外市场，对美国的关税和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已是势在必行。随着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上台执政，经国务卿赫尔的积极倡议和罗斯福总统的鼎力支持，美国国会最终于1934年6月通过了《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并经罗斯福总统签署生效，这就是著名的《互惠贸易协定法》。克莱顿从一开始就对赫尔的“互惠贸易协定计划”持由衷的支持态度，《互惠贸易协定法》的颁布也使克莱顿深受鼓舞，并一改反对罗斯福政府及其“新政”政策的立场，转而积极支持罗斯福的竞选连任。从此以后，克莱顿全身心地投入到倡导自由贸易和推动“互惠贸易协定计划”的事业中，并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美国巨大的经济成就首先应归功于各州之间毫无关税壁垒。以此为根据并推而广之，克莱顿认为，“整个世界将从广泛的削减或取消关税壁垒中获益匪浅。自由贸易将是现代人类的试金石”。更为重要的是，在克莱顿看来，基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天定命运”的思想，并以《互惠贸易协定法》为武器，“美国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反对贸易壁垒的十字军的领导责任”（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p.6—7.）。

四、关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克莱顿敏锐地意识到“山姆大叔”再次迎来了重塑世界秩序的良机，并为此奔走呼号。在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之前，克莱顿已经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初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美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确定自己的国际政策目标并加以精心的设计和有效的组织。（注：Ibid.，p.49.）具体地讲，此时克莱顿有关战后世界秩序的观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关于拉丁美洲问题。克莱顿明确指出，进一步强化“门罗主义”对于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美国应当致力于全面加强同拉美国家间业已存在的贸易和睦邻关系”。为此，克莱顿主张美国必须着重深化同拉美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寻求同拉美国家建立长期的互补性贸易关系，并加大向拉美国家投资的力度，进而巩固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防止拉美国家脱离美国的控制或奉行亲欧洲的政策。克莱顿强调指出，鉴于拉美国家同欧洲有着传统的种族、文化和语言联系，因此，美国必须设法阻止欧洲同拉美国家进一步发展密切的经济联系，因为“欧洲和拉美国家间紧密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无疑将伴随着更紧密的政治联系，这将使美国强化‘门罗主义’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p.52—53.）。

（2）关于欧洲问题。克莱顿首先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向欧洲的出口一直大于美国从欧洲的进口，美国在对欧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当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这种贸易失衡必将予以纠正”，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克莱顿预言，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必然将拥有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并急需寻找国外市场；另一方面，如果任由美欧间的贸易失衡持续下去，欧洲国家将因缺乏美元而无力购买美国的商品，并势必寻求其他的商品供应和贸易渠道，“这对于美国的整个国内经济而言无疑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欧洲是美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失去欧洲市场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承受的”。有鉴于此，克莱顿认为美国战后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调整美欧贸易关系，“美国应尽最大的努力以确保欧洲市场”，而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削减关税以增进和扩大美欧间的贸易规模”。（注：Ibid.）

（3）关于贸易秩序问题。在思考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克莱顿多边自由贸易思想的基本轮廓日渐清晰。克莱顿明确指出，“美国长期坚持多边贸易原则，反对所谓的易货贸易制度”。基于多边自由贸易的信念，克莱顿对传统的双边贸易和易货贸易均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国际贸易中的双边贸易方式和易货贸易方式妨碍甚至破坏了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贸易秩序……进而导致了世界贸易的严重萎缩以及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有鉴于此，克莱顿深信，为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贸易规则是十分必要的，而贸易规则的基础就是“多边主义和自由交换”。换言之，克莱顿所期待的战后贸易秩序是建立在多边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克莱顿还明确预见到美国将在多边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秩序的建立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声称“美国完全可以利用其巨额的黄金储备以确保并推动多边贸易秩序的运转”（注：Fredrick J.Dobney，ed.，Selected Papers of Will Clayton，p.53.）。

综上所述，克莱顿的童年生活及从商经历对克莱顿经济思想的形成和早期的社会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童年的苦难生活培养了克莱顿不畏艰难和善于钻研的勤勉品质，同时也铸就了克莱顿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拼搏精神。正因为如此，尽管克莱顿并没有受到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克莱顿依靠个人的不懈努力和连续拼搏，最终脱颖而出并成为一名叱咤商海的风云人物和“一代棉王”；艰苦创业的精神亦成为童年经历留给克莱顿的一笔宝贵财富。其次，早年的从商经历培养了克莱顿善于把握时机的商业气质。长期从事棉花贸易的经历使克莱顿深切体会到美国棉花贸易制度中存在的重大弊端，并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弊端实际上也潜藏着巨大的商机。因此，凭借过人的商业天赋和智慧，克莱顿果断地创建了自己的棉花公司，并利用美国棉花公司倒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遇，迅速将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棉花公司。显然，安德森—克莱顿公司的成功与克莱顿执着的创业意识和商业智慧是密不可分的。再次，对美国传统的棉花贸易制度的挑战体现了克莱顿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尽管美国传统的棉花贸易制度体系严重制约甚至阻碍了南部棉花产业的正常发展，但在克莱顿之前却无人敢于对此提出变革的想法并发起挑战。克莱顿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深邃的商业智慧和坚韧的创新精神，虽历经磨难却最终成功地赢得了“南方交货”之战的胜利，这不仅为安德森—克莱顿公司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亦再次为克莱顿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更为重要的是，“南方交货”之战的胜利突出地体现了克莱顿勇于挑战旧制度、创建新规则的创新精神和胆略。总之，个人奋斗的执着品质、深谋远虑的商业智慧、运筹帷幄的组织才能、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所有这些均对克莱顿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也正是在商海博弈的磨炼中，克莱顿的自由经济思想逐步形成并成为他恪守不渝的基本信条。

在克莱顿早期的自由经济思想中，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仰是贯穿始终的基础和主线。从某种意义上讲，克莱顿实际上将其成功的商业经历主要归功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据此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具活力和最富效率的经济制度。同时，克莱顿亦明确表示并不赞同自由放任式的资本主义，并不反对必要和有限的国家干预。克莱顿主张国家干预的主要形式就是制定市场规则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坚持认为有限的国家干预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促进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集中体现了克莱顿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辩证思考。正是基于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定信仰，克莱顿对严重制约甚至妨碍自由竞争的高关税政策，尤其是美国的保护性高关税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明确主张削减或取消所有的保护性关税以促进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因此，反对高关税政策和支持互惠贸易计划就成为克莱顿早期自由贸易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作为善于把握机遇的成功实业家，克莱顿敏锐地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成为塑造“美国世纪”不可多得的历史性转折点，并对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强烈主张增进美国与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并确保欧洲市场，尤其是西欧市场对美国的开放，呼吁在战后世界建立多边的自由贸易体系并制定多边自由贸易的制度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克莱顿始终坚信，作为“山巅之城”的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多边自由贸易秩序必须由美国主导建立并接受美国的领导。诚然，克莱顿早期的自由经济思想只是一个雏形，但它却奠定了克莱顿多边自由贸易理念的基础，并对克莱顿日后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