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村庄生活的面向

中国农村地域广大，情况复杂，没有办法用一种标准对农村进行归类。近年我在江西、湖北和浙江温州调查，发现村民生活的面向相当不同，似可以作为农村分类研究的一个指标。

在江西崇仁和泰和宗族村庄调查时，村民新修了很多两层或三层的住房。问新修住房的房主，他说现在在外面打工，将房子修在村里，并不住人，等到年龄大了再回到村里居住。看来他们还真是为未来生活做了长远打算。在江西贯村，村民出钱演地方戏，已经连演18天，破了邻村保持的演地方戏的时间纪录。出钱演戏的很多村民在外打工或承包工程，村里打电话让他们回来看戏，他们就专程从遥远的上海或深圳赶回来了。

不仅本村的村民，而且由本村出去工作的人，也对村庄生活关爱有加。罗兴佐调查的一个村，外出工作的人不仅关注村庄的公共建设，捐款捐物，而且愿意退休后回村居住。他将这些人称为村庄治理的“第三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加强了村民面向村庄的生活。村民也许在村庄以外获得经济收入，但他们一定要在村庄内获得人生价值。村庄认同成为他们生命意义的组成部分。

在江西的宗族村庄，不仅可以看到高大的宗祠，新修的族谱，而且可以看到游神、村庙庆典、开光等传统仪式。王铭铭描写的闽南山区与江西宗族村庄的情况一样。浙江温州的情况有些不同。我曾到瑞安市郊一些农村调查，这些农村现在已经城市化了，诸如宗祠、村庙庆典、开光等传统的器物和仪式基本上不见了。不过，星火村的叶姓正在筹资兴建其先祖、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的纪念馆，村民十分关注自己现在所作所为留下的影响。星火村副主任对我讲：“名声很重要。将来讲起来，谁的爸爸如何如何。干得好，别人留念说你爸爸好；干得不好，别人说就是你爸爸办坏了事情。地皮被卖了，事情没办好。”我们调查的瑞安市的城郊村包括星火村，都是人口流入村庄，村民在自己村庄创业，也很少有人打算搬到村外居住。当村干部，他们当然要考虑村民今后如何评价他，是否会挨骂，因此，他更努力地做村中工作。这种村庄村民生活的面向也是向内的。村民不仅在村庄内获得经济收入，而且在村庄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江西宗族村与温州人口流入村的情况大不相同，但这两类村庄的村民都具有面向村庄生活的特点。与这两类村庄的情况不同，湖北荆门农村村民的生活面向村庄以外，他们都急于摆脱与村庄的联系。很多村庄甚至已经10多年没有建新房了，要建房，村民就建到镇上或市区。在荆门杏村，到河南卖早点的宋虎说：“农村太落后了，现在连电灯都不亮，实在黑暗。”已迁到市区的宋家兵对看望他的堂弟说：“以后尿都不朝农村撒。”这些，典型地反映了荆门农村村民的生活面向村庄以外。

面向村庄以外生活的村民和村干部，谁也不愿意对村庄未来作出承诺，村庄也没有稳定的未来预期。既然村民是在村庄以外获取收入且在村庄以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村民就很容易割断与村庄的联系。这种村庄的村民不关心村庄建设，从村里通过考学、参军、外出工作的人，没有特别大的事情，一般不会回到村里来。这种村庄的村干部，不能看到村庄的未来，也无法从村干部一职上获得诸如荣誉、名声等文化价值的满足。在荆门访问一个村支书时，问他为什么愿当村干部，他说，当干部是学错了手艺，现在年龄大了，学新手艺来不及了。他将当村干部看做是一件手艺，一件赚钱以糊口的工作。前些年，当村干部还有很多经济上的好处，近年因为农村经济形势不好，村干部的收入越来越少，愿当村干部的人也就越来越少了。既然将当村干部看做一件手艺，在村民无法给村干部经济上的满足时，乡镇通过报酬与任务挂钩，轻易就让这些生活面向外倾村庄的村干部变成自己的代理人，村干部赢利型经纪的特点很快就呈现出来。这时候，不关心村庄生活的村民虽然一再受到村干部的侵害，他们并不起来抗议，而是更加急切地期望永远走出村庄，摆脱村庄，以获得自己的空间。

村庄生活的面向，是指村民建立自己生活意义和生存价值时的面向。有人长期在外工作和生活，但他梦中萦绕的都是家乡的山水，所谓乡土情结，这就是他的生活面向。生活面向不仅具有个人特征，而且具有集体倾向。构成江西宗族村庄内倾生活面向的，不只是一个单独的村民乐意在村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是整个村庄乃至一个地区的人们都认为，人就是应当如此活着，这样活着才有价值，这是一种文化的表达。文化当然不完全是一种精神和意识形态，文化也是与物质性的结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江西宗族村庄，宗祠、族谱、祭祖、团拜、开光仪式、地方戏曲以及龙舟比赛等，连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整体。而温州瑞安市的城郊村，因为村庄本身城市化了，外来的人口正在迁入，村庄的土地迅速增值，对于一个有能力的村庄精英，村庄为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空间。尤其重要的是，既然村庄在不断繁荣，村民就没有理由迁出村庄到外面居住，也没有理由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建立在村庄以外。由于对村庄未来稳定的预期，村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历史感，村庄共同体意识也因此容易产生。这个时候，诸如修建名人纪念馆、编写村志、恢复民间仪式以及举办文体活动，都会有很多热心人的支持与参与。

在荆门农村，不仅宗族解体了，而且因人口流出使村庄未来预期难以建立，共同体意识无从产生，历史感不能形成。这是一种正在解体的村庄。

问题在于，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时段中，一方面，农村人口流出和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的侵蚀，不断造成村庄共同体意识的解体和村庄生活面向的外倾，村庄越来越多地解体了；另一方面，庞大农村人口的流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没有农村稳定是不可想象的。中央制定诸如土地延包30年不变的政策和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可以看做是一种建构村庄的策略。将村庄建设为相对稳定和独立的社区，可以为现代化提供农村基础。村庄共同体和村庄生活面向是这种社区建设的基本内核。

考察村庄生活的面向，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农村复杂的具体状况，有助于理解村庄治理本身的特征，而且有助于寻找村庄建设的办法。

2002年8月17日

修订关键词　村庄价值生产能力

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农民家庭的收入来自进城务工经商，一方面是农民家庭中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仍然在家务农，一方面是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从而普遍出现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

这种老年人留守、年轻人进城的农民半工半耕家庭结构，使得村庄生活面向尤其有趣。农民收入多元化和收入结构分化，村庄社会多元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一方面，过去相对封闭的村庄边界解体，村庄社会越来越开放，农村人、财、物外流，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越来越弱；另一方面，因为有越来越多从城市获得的务工经商收入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农村社会也就有了之前仅靠农业收入所不具备的丰厚资源。

由此，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两种颇为不同的景象：一种是农村人、财、物的流出，及由此而来的农村衰败；另一种是农民将外出务工经商获得资源用于村庄内的竞争，首先是建房竞争，其次是举办仪式的人情竞争，村庄看起来变得异常热闹——尤其是春节期间外出务工经商年轻人回村的时候。

总体来讲，进城农民春节期间要返乡，因为进城农民很少已在城市安居，家里不仅有父母在，而且也是他们的归属，是精神上、灵魂上的寄托，是意义生产的场所。但随着村庄日益衰败，春节返乡越来越难以获得这种意义的寄托和灵魂的归属，春节没有味道，回乡没有意思，村庄竞争变得虚无。在农民进城无法安居，村庄预期又已解体的情况下，可能发生严重问题。

中国人的“故土情结”就属于面向村庄的价值取向。费老说农民的半截身子是插在土地中的，主要描述了传统农村社会较少流动的物质基础，我提出生活面向，主要是讲农民在村庄生活中可能获得的价值感受。与村庄生活面向紧密相关的是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对于村民而言，生活于其中的村庄不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而且为一个意义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村民的行为目的就不仅在于获取物质性利益，而且希望得到价值性收益。具有价值生产能力的村庄，才能够造成农民向内的生活面向。更进一步，随着中国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农村价值生产能力弱化，从农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们很难从城市获得归属感，问题是家乡已经变得陌生，精神上和感情上好像都不再回得去，那么，他们的精神寄托在哪里？甚至那些从农村考上大学并在城市获得稳定工作的农家子弟，随着他们年老，“乡愁”越来越浓，失去价值生产能力的家乡是他们的归属吗？这显然也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杨华在其博士论文《隐藏的世界》中，将村庄价值生产机制操作为“历史感”和“当地感”两个维度。所谓“历史感”，是指村庄生活能够为农民提供“生从何来、死向何处”的想象，所谓“当地感”，是指农民之于村庄形成的主体意识。二者叠加起来，就将农民的个体生存状态与村庄时空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既塑造了农民个体生命意识，也赋予了生活价值，还能够制造出社会道德规范。我们常说的“根”或者“宗”，都是与此有关的。

总体而言，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向农村的渗透，农民大规模流动，会损害村庄自主价值的生产能力。村庄价值生产能力的降低，就使外出村民与村庄之间联系变得薄弱，外出村民就不关心村庄的承认与否，也无法从村庄获得存在意义。不过这个总体变迁趋势，在全国不同地区农村具有变迁程度的差异。在宗族组织发达的南方农村，村庄提供“历史感”和“当地感”能力强，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强，农民的生活面向普遍向内。中部原子化地区村庄往往不能为农民提供“历史感”和“当地感”，村庄自主价值生产能力比较弱，农民容易接受城市传入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农民具有很强的脱离村庄的冲动。北方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介于以上二者之间，农民既不如中部农民开放，也不如南方农民保守。

从生活面向的角度看，村庄不仅象征着一种与城市相隔离的生活空间，也象征着一种与之相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经济物质条件的改善，带来了乡土社会器物层面的变迁，真正的变化则发生在价值系统层面。村庄具备的生产价值和意义的能力，事关农民的福利和尊严，事关基层社会秩序，事关精神文明发展。费孝通先生的“乡土重建”、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都将文化重建当做重点。我所期待的“新乡土中国”理想，也包含着现代化过程的中国农村能够为农民提供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让农民获得主体感、价值感和尊严感，让他们对未来具有预期。

过去，我们将农村看做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是从政治社会结构上讲的，是站在城市立场上的，是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讲的。如今，提农村价值生产能力，是站在农村的立场上讲的。真正“低碳”生活的价值在于，抵制社会性价值异化造成的“商品拜物教”，抵制由于本体性价值缺失所造成的农民精神空虚。在当前基础性价值即温饱已经解决的情况下，重建农村价值生产能力，让村庄可以成为农民精神上的归属与寄托，属于中华文明可否复兴和绵延的大问题。

2013年1月1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