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下游地区
墓葬分期 本地区墓主身份可考的墓葬有数十座，皇帝、诸侯王的墓葬明显有别于常人，需单列一类。其他人员的墓葬比较难于把握，身份相近者的墓葬规模有时相差甚远。单就有官有爵者的墓葬来看，官员墓葬几乎皆长4米以上，一般不使用长方形这种形制。所以，可以4米作为墓葬分类的一个尺度。这个尺度以上的列为第二类。4米以下的列为第三类，墓主大概是平民直至社会最底层人物，长方形墓葬占绝大多数。（图四十四、四十五）
图四十四 长江下游地区墓葬形制图
图四十五 长江下游地区陶瓷器物演变示意图
第一类，宏大的单室墓，皆券顶。
根据墓葬平面形状，可分两类，一类为凸字形。长7—8米、宽4—5米。甬道中设置两道门槽。墓壁无灯龛、直棂窗，也无棺床。墓例有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南京富贵山墓（注：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南京汽轮电机厂大墓，三墓皆疑为东晋帝陵。南京汽轮电机厂大墓通长9.05米，墓室近方形，长、宽、高分别为4.98米、4.24米、4.03米，甬道门墙、墓室前后壁都向外延伸出挡土墙，使得墓室的总宽达8米。出土有桃形、花瓣形金片、银栉背、铁镜、炭精饰、琥珀饰、玻璃片等珍贵物品，也有盘口壶、盘、托盘等成套的青瓷器（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另一类为椭圆形或委角凸字形。长9—14米、宽3—7米。甬道中设置一或两道门槽。墓壁两侧多有凸字形或桃形灯龛，灯龛以下或有直棂窗。墓例有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墓（注：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等。甬道中设两道门槽者疑为帝陵，一道门槽者疑为王陵。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墓开凿在一约长45米、上口宽11米、下口宽9米的长方形墓坑中，墓道长度30.5米，甬道中设两道门槽，墓室全长10米、宽高皆6.7米，甬道门墙向外延伸出挡土墙。墓门上部浮雕出仿木结构的人字栱。整个墓室用花纹和画像砖砌成，甬道两侧壁有拼嵌的狮子图。墓葬被严重盗扰，只出土有残陶女俑、青瓷碗、玉玦。
第二类，通常长度在4米以上。分多室、双室、单室三种情况。
[1]多室墓，长度一般在8米左右。皆有一个中心墓室，其余墓室或分布于其后部，呈前堂后室的布局；或分布于三面，呈十字形布局。中心墓室多四面积顶或四隅券进顶，后室多为券顶，间有四隅券进顶。或每个墓室皆有一个砖台，或数个墓室共用一个砖台。
四隅券进式墓顶是六朝早期广泛运用的一种先进的墓顶，系在墓室的四角各起四分之一圆弧，将墓顶砖由沿着墓壁平行叠砌改为围绕墓葬的转角斜向叠砌，两个相邻角券的相交处形成V字形，这种V字形可以深深地插入墓壁的下部，使得墓顶与墓壁紧密地连接为一体，有效地克服了原来墓室四角是结构上薄弱点的弊病，使得四个角券有可能构成一个抗压力最强的球形。
墓例如南京西岗墓，墓葬平面呈十字形，坐北朝南，由甬道、前室、后室、东侧室、西一侧室、西二侧室组成，长8.15米、宽11.15米，前室和东西侧室都有砖台，后室和侧室中都葬人，总计有三对夫妻和一女，应该属于同一家族。随葬品有成组的青瓷器、神兽镜、画像镜、四蒂八凤镜连、弧纹镜、鎏金铜带钩、金镯、金片等（注：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第3期。）。
[2]双室墓，长度通常在7—10米之间，也有长达13米者。墓室平面形制多样，方形、长方形、椭方形、带耳室者均有。墓顶形制也多样，券顶、四面积顶、四隅券进顶皆有，间有叠涩顶。根据墓室的平面形状，以及耳室、砖柱等设置，可分为若干型，有墓壁平直或微弧的双凸字或十字形墓，如安吉天子岗M3（注：程亦胜：《浙江安吉天子岗汉晋墓》，《文物》1995年第6期。）；有前室带对称耳室者，如南京郭家山M7（注：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考古》1998年第8期。）；有后室狭长者，如瑞昌马头墓（注：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年第1期。）；有以砖柱间隔前后室者，如马鞍山桃花冲M2（注：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马鞍山市博物馆：《安徽马鞍山桃花冲三座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93年第11期。）；有前后室全部或其一呈弧形者，如宜兴周墓墩M4（注：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有狭窄的前室者，如南京东善桥砖瓦一厂墓（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东善桥砖瓦一厂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南京上坊中下村M1是双室墓中，也是六朝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由封土、墓坑、墓道、墓室、排水沟等部分组成。在墓前30余米处发现与墓葬有关的建筑遗迹，面积约200平方米，出土板瓦、筒瓦和人面纹瓦当。封土保存不好，坚硬纯净，似经夯筑。长方形墓道残长10.5米。墓坑坑口呈“吕”字形，长21.5米、宽14.4米。墓坑的回填土上部有3层碎石用于防盗。墓道底部封门墙前有很长的排水沟，从砖室内的甬道口铺地砖下，穿过石门、封门墙、斜坡墓道向南延伸，一直通向墓前的一条古河道中，长度为326米。甬道为券顶，长5米、内宽2.37—2.45米、内高2.4米。墓室长12.28米、宽9.54米，由封门墙、石门、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前、后室的两侧有对称的耳室，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2个壁龛。前后室均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隆顶。前室墓顶原嵌覆斗状覆顶石，覆顶石边长1.16米，四角各雕一个起降用的吊环，中央方框内雕神兽。在前、后室四角中部距墓底约1.4米处各嵌一牛首形石雕，对应壁面有烟熏的痕迹，应是摆放灯具的灯台。墓底有两层铺地砖，下层为小砖错缝平铺，上层不同位置的用砖和铺法多不相同。甬道、壁龛等处用小砖，前室、过道、后室中部等处用大方砖平铺。葬具有石棺座和木棺，石棺座主要发现于后室的后部，共有3组6件，分前、后两排整齐排列，两端雕凿有虎首。（图四十六）出土器物有青瓷器、青瓷俑、陶瓦、铜器、铜钱、铁器、漆木器、金器、银器等。青瓷器有席纹罐、钱纹罐、双领罐、双系罐、四系罐、盘口壶、唾壶、洗、槅、耳杯、盂、盏、钵、方口钵、带把钵、盘、碗、器盖、提梁罐、镂孔釜形器、支座、带孔支座、灯架、灶、筛、杵、扫帚、磨、簸箕、碓房、牛车、车厢、鸡舍、羊圈、畜屋、马、猪、堆塑罐、毛笔、书刀等，青瓷俑有坐榻俑、抚琴俑、击鼓俑、吹啸俑、侍俑、行礼俑、胡人俑、劳作俑、跪坐俑等。金属器有铜龙首形柄、铜栓、铜钉、铜钱、铁钉等。漆木器有器盖、奁盒、碗、盘、勺等，均为木胎，器表多有褐色彩绘，内容有狩猎、出行、动物等。还有金桃形片、金环、金指环、金珠、金冥币、金箔片及银带饰等。（图四十七）此墓所在的小山岗至今仍名“孙家坟”，推测其墓主可能与孙吴宗室乃至诸王有关（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
图四十六 南京上坊东吴墓平、剖面图与前室后壁四隅券顶
（采自《文物》2008年第12期）
图四十七 南京上坊东吴墓随葬青瓷器
（采自《文物》2008年第12期）
马鞍山朱然墓是双室墓中墓主明确、身份最高的一座。墓葬位于今安徽马鞍山市，由封土、墓道、墓坑、墓室组成。阶梯式墓道长9.1米，有26级台阶。墓室总长8.7米、宽3.54米，前室四隅券进顶，后室券顶。墓砖有“富且贵至万世”、“富贵万世”篆隶铭文。墓葬虽然被盗扰，但依然发现丰富的随葬品。青瓷器有碗、盆、盏、罐、盘口壶、卣形壶、薰、灯、勺、囷等。青瓷产地明显有长江下游与中游之别。陶器有罐、盆等日用陶器和动物模型，也发现釉陶钱纹罐。漆器有案、盘、耳杯、多子盒、盒、壶、樽、奁、匕、勺、凭几、砚、虎子、屐、扇、梳、刺、谒等，其中宫闱宴乐图漆案、季札挂剑图漆盘、百里奚会故妻图漆盘、伯榆悲亲图漆盘、童子对棍图漆盘、贵族生活图漆盘的题材突破了汉代漆器的传统模式，故事场景和人物特征都很生动。犀皮黄口耳杯、锥刻戗金漆盒盖、漆砂砚是难得的珍品。还有“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丹杨朱然再拜问起居故鄣字义封”名刺，以及长近25厘米、宽近10厘米，正面顶端书“谒”，右起直行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的木谒。铜器有炉、熨斗、鐎壶、水注、镜、直百五铢、定平一百铜钱等。（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3]单室墓。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墓葬，长度通常在5—9米之间，墓葬基本样式为凸字形，墓室平面形制多样，方形、长方形、长方形微弧、椭长方形、双凸字形、刀形、带耳室者均有。墓顶形制也多样，券顶为主，有一些为四隅券进顶，还有一些四面积顶的穹隆顶，间有覆斗形顶。多在棺木位置前设置砖台。根据墓室平面形状，以及耳室、砖柱、挡土墙等设置与否可分为若干型，有墓室近方形四壁略外弧的凸字形，如南京象山7号墓（图四十九）、吴县何山墓（注：南京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何山东晋墓》，《考古》1987年第3期。）；有四壁平直或微弧的凸字形，如南京安德门墓（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雨花台四座西晋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有带小耳室的凸字形，如衢县街路村墓（注：衢县文化馆：《浙江衢县街路村西晋墓》，《考古》1974年第6期。），有弧壁凸字形，顶部多由四面合围而成，如宜兴周墓墩M6（注：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有带挡土墙的凸字形，如南京幕府山M1（注：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幕府山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有带砖柱的凸字形，如（注：九江县蔡家洼墓九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江西九江县清理一座东晋墓》，《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有双凸字形，如余姚湖山M1（注：鲁怒放：《余姚市湖山乡汉—南朝墓葬群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还有刀形，如淳安新安江水库M11（注：新安江水库考古发掘队：《浙江淳安古墓发掘》，《考古》1959年第9期。）。
第三类，通常长度在4米以下。皆长方形墓葬。或有仅在墓底铺一层墓砖者。墓顶式样有券顶、叠涩顶、平顶。
本地区的随葬品以瓷器为主，陶器始终有一定的数量。陶瓷器都可以分为实用器、明器两类。陶器除极少数与瓷器有所区别外，绝大多数与瓷器相似，演化规律也相同。陶俑，包括一些瓷俑，是比较特殊的器物，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但数量和种类还不足以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其他种类的随葬品，如漆器、铜器、玉石器，以至于花纹砖，都有一定的数量和特点，但它们基本不具备完整的演化轨迹，某些局部的演化规律，主要是在得出陶瓷器的演化规律之后附属产生。
图四十八 南京象山7号墓平面图
（采自《文物》1972年第11期）
常见的陶瓷器有罐、盘口壶、鸡首壶、碗（钵）、唾壶、槅、虎子、薰、砚等。罐的类型有小口罐、大口罐、侈口罐、盘口罐、双耳罐、筒口罐、四系直腹罐等若干种。盘口壶的类型有鼓肩、圆肩、折肩等。鸡首壶有瘦长腹和扁腹两大类。唾壶的类型有大平底、带圈足等类型。槅可分为圆形、长方形两大类。虎子可分为圆形、茧形两类。
根据纪年或比定年代，本地区墓葬可划分为三大期：东吴中期—两晋之际、两晋之际—刘宋中期、刘宋晚期—陈。第一期墓葬形式多样，流行四隅券进式顶、多在墓室四壁设灯台，基本无棺床、小龛之类的设置。第二期几乎为清一色的单室墓，券顶成为主流，多有小龛、直棂窗、棺床之类的设置，基本不见灯台。第三期仍以券顶单室墓为主，多小龛、直棂窗、棺台之类的设置，但小龛多由凸字形或长方形变为桃形，棺床之上或有棺台，棺台、墓门也或以石板制成。流行莲花纹为主的花纹砖，还用多块花纹砖拼嵌成大幅人物、动植物壁画。其中第二期的前后阶段还有一些差异，前一阶段尚保留第一期流行的四隅券进式顶，棺床也不甚流行：后一阶段墓葬形制明显多样化，棺床比较普遍，挡土墙、画像砖都是新生事物。所以，第二期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随葬陶瓷器随时代有所变化，其共同的规律是器物装饰由复杂渐趋简单，器形由矮胖逐渐升高，第一期的常见器物还有青瓷狮形水注、蛙形水盂、洗、鐎斗、犀牛形镇墓兽，陶或瓷质地的五联罐、魂瓶，仓、井、灶、猪、羊、鸡圈等炊厨牲畜明器。还流行青瓷男女对俑。瓷器的总体造型比较矮胖，多模印网格纹、水波纹、联珠纹、铺首、仙人骑瑞兽图案。部分器物制成动物形，或捏塑出鸡首、虎首。常见的其他种类器物有买地券、铜镜、铜鐎斗等。墓砖花纹有地域差别，大致说来，流行叶脉纹、米字纹、箆形纹、半圆圈纹、钱纹、方胜纹以及青龙、白虎、鱼纹等。第二期的常见陶瓷器还有陶凭几、耳杯，陶或瓷质的盘、杯盘、魁等。陶瓷器的种类较前期大为减少。瓷器造型趋高，装饰简单，通常只有几道弦纹和一些点彩。瓷俑绝迹，陶俑早期流行胡俑，晚期以汉俑为主。铜器很少见，但常有玉、石、金质服饰用品。墓砖纹饰种类大大减少，偶见一些叶脉纹、菱形纹、钱纹和刻画符号，较晚时候出现四神等灵异类画像砖。以凭几为中心的棺前器物组合比较稳定，一般包括青瓷鸡首壶、盘口壶、碗、唾壶、砚、陶盘、槅、魁等。还有砖刻墓志。大型墓中，还有放置这些陶瓷器物的陶案。第三期的常见陶瓷器还有瓷托盘、鼎盘、陶小鼎、凭几、牛车、仓屋、灶、井、犀牛状镇墓兽等。陶俑明显瘦长，女俑多着半月形覆额，男俑多着小冠。瓷器的种类仍然不多，陶器的种类有所增加。大多数瓷器形体修长。莲花纹是这个时期瓷器的主要装饰。其他种类的常见随葬品有石质的马俑、凭几、方形或龟趺墓志。墓砖纹饰异常丰富，以莲花纹为主，大型墓中还流行拼嵌壁画。器物组合基本同前个时期。
家族墓群 属于东吴西晋时期的大族墓葬有南京上坊孙氏家族墓、马鞍山朱然家族墓、宜兴周墓墩周处家族墓（图四十九：1）、吴县狮子山傅氏家族墓、吴县张陵山张氏家族墓（图四十九：2）。南京上坊孙氏家族墓除大墓M1外，在距此墓不到1公里的上坊城村棱角山曾经发掘一座孙吴晚期的大型砖室墓，砖室全长达9.5米，由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等构成，甬道两侧及前室一侧共设3个耳室，许多墓砖上模印有“天册元年七月十八日臾侯师李椎作壁”、“天册元年七月”、“臾侯”等铭文。墓铭中的“臾侯”可能与墓主有关（注：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城村陈家山发现一座孙吴砖室墓，墓虽已被毁，但征集到墓中出土的多件精美瓷器。其中一件青瓷堆塑罐的圭形碑上刻有“位”、“凤凰元年立长沙太守□□浃使宜子孙”字样（注：华国荣：《江苏南京市江宁县下坊村发现东吴青瓷器》，《考古》1998年第8期。）。在相距不远的范围内陆续发现这些重要墓葬，说明上坊中下村、城村一带是孙氏家族墓地。朱然家族墓地的情况不是十分清楚，只是在朱然墓附近发现了形制相近但规模更大的墓葬，估计应属于同一家族。吴县傅氏家族墓分布于狮子山东麓，四座墓葬呈一线分布，M3早年被拆毁，其余三墓都为前后室墓，M1、M2有元康年号的铭文砖，另两墓的建筑方式和出土物与M1、M2相似，推测年代也为西晋前后。M2的墓砖中有“元康三年四月六日庐江太守东明亭侯主簿高勅作”铭文，据考证墓主可能是北地傅隽（注：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狮子山四号西晋墓》，《考古》1983年第8期。）。宜兴周氏墓地的情况较为清楚，墓葬分布于南北相连的小山丘上，占地五万多平方米，包括六座墓葬，由北向南编号依次为M6、M5、M4、M1、M2、M3，据考证，六墓墓主依次为周鲂父周宾、周处子周玘、周处父周鲂、周处、周处子周札、周处子周靖，这个顺序大致按照由长即幼排列，其中M5的规模最大，又有“义兴郡”铭文砖，因此墓主被推测为曾为西晋建立卓越功勋而受到朝廷专设“义兴郡”以彰其功的周玘，所以其位置也较为特殊。六墓之中四座为双室墓，两座为单室墓，符合东吴西晋时期高等级墓葬流行双室墓的特点。M1周处墓全长13.12米，铭文既有“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也有“议曹朱选将功吏杨春工杨普作”，表明该墓由官府出面营建，也出土了北方地区高级墓葬常见，可能用于盛装贵重液体的酱釉小罐，还出土了可能与女性朝服有关的金饰品，与史载周处丧事受到中央指导相符，但墓葬形制并没有采用西晋洛阳地区流行的单室近方形墓，体现了丧葬制度与地方特点的中和（注：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
图四十九 宜兴周氏与吴县张氏墓地示意图
（采自《考古》1977年第2期，《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东晋家族墓地（部分延续到南朝时期）在南京地区集中发现，建康城近处发现数处高级士族墓地，南郊有中华门外戚家山谢氏（3座）和铁心桥大定坊司家山谢氏家族墓地（7座），北郊有象山王氏（11座）（图五十）、老虎山颜氏（4座）、郭家山温氏家族墓地（3座），东部的远郊有次等的仙鹤观广陵高氏（3座）、吕家山广平李氏家族墓地（3座）。
图五十 南京象山王氏家族墓地示意图
（采自《文物》2002年第7期）
王氏家族墓地共发掘11座墓，是最为完整和最为重要的东晋家族墓地。铁心桥大定坊司家山谢氏墓地发现了包括谢球、谢温、谢珫等在内的7座墓葬。颜氏家族墓地包括颜谦妇刘氏、颜约、颜琳、颜镇之等人的4座墓葬。温氏家族墓地包括温峤、温放之、温式之3座墓葬。李氏家族墓地包括李缉、李纂等3座墓葬。高氏家族墓地共发掘高崧等墓葬3座。
王谢二族墓葬数量较多，故集中列表如下：
南京象山王氏墓群简表
南京司家山谢氏墓群简表
这些家族墓葬值得注意者大约有以下几点：
[1]同一家族墓群中的墓葬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不同家族墓葬的排葬规律不尽相同。颜氏、温氏、李氏、谢氏家族墓群呈一线排列。王氏家族墓葬群位于今南京象山，大约为四组，西侧为疑为荆州刺史的王廙墓，南侧西头一组为由南向北分布的王彬、王兴之、王闽之祖父孙一系，南侧东头一组情况尚不明朗，东侧为王彬的继夫人夏金虎墓。谢氏家族墓群位于今南京南郊的铁心桥大定坊村，分前后两排排列，规律不甚明朗。
[2]同一家族墓群内墓葬的规模区别不大。颜氏墓群墓室的长度在4米—4.5米左右。王氏墓群除7号墓外，墓室长度大约也是这个尺寸。李氏墓群墓室的长度略小。高氏墓群墓室的长度接近5米。谢氏墓群墓室的长度多超过5米，长者达6米。
[3]同一家族墓葬群内的墓葬形制似有一定的规则。颜氏四座墓中，有三座的甬道呈前后两进。王氏墓群除7号墓外，多为扁长规则的凸字形，墓壁的灯龛与直棂窗比较简单。李氏墓群墓室的两侧壁皆作外弧。谢氏墓群一侧墓壁的灯龛和直棂窗多作两组。
[4]不同家族墓葬的规格与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并不相称。王氏墓普遍较小，谢氏则普遍较大。王氏墓葬的规格不仅不及谢氏，连高氏也不如。这可能并不是已发现的王氏成员身份较低的缘故。因为颜氏墓葬的规格也不如高氏。而东晋王颜的门户肯定远高于高氏。或许这里与东晋王颜深自谦抑的门风有关。
[5]因多数墓葬被盗，随葬品情况难作详细对比，但高氏墓群除一座被盗外，其余二座墓为朝服葬，颜、王家族墓群中未被盗掘的墓葬都没有使用朝服葬，这或许从反面证明每个家族的入葬方式有一定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