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东地区
1.魏晋时期
关东地区的魏晋墓葬在洛阳、山东南部、北京等几个地区有较多发现，太原等地有零星发现。少数墓葬的面貌相当独特，如太原尖草坪西晋墓的形制和多数随葬品与洛阳地区相似，但锥刺纹陶罐和盘口大腹罐有很强特色（注：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尖草坪西晋墓》，《文物》2003年第3期。），可能与曹操为安置南匈奴，在汾河中游地区设置匈奴五部有关。多数墓葬虽然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仍然是在东汉基础上有所变化和简化而已。
今洛阳市区及其附近的孟津、偃师、巩县等地外，郑州、南阳以及山西运城、长治等地发现的魏晋墓葬面貌也与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很相似。曹魏纪年墓葬只有洛阳曹休墓。根据洛阳地区墓葬的特点，并借助一些铭文材料，还可推测一些墓葬应属于曹魏时期，但这类墓葬数量不多，而且与西晋墓葬的差异还不能十分准确地概括出来，所以暂不对曹魏、西晋墓葬作进一步的区分。
洛阳及周边地区魏晋墓葬一般都有宽大的阶梯状斜坡墓道，墓道的工程量远大于墓室本身。根据墓室形状，可分为近方形单室墓、长方形单室墓、双室或多室墓。近方形墓葬数量最多，长方形墓数量最少。还有一些简单的土坑墓。近方形单室墓是流行的新形制，通常在墓室四角砌出角柱，墓壁砌出假门，有些还砌出砖雕斗栱。有些近方形墓有祔葬墓室。双室或多室墓大致继承东汉晚期的特点，但前室一般已变为近方形，而且前后室之间有过道。（图三十、三十一）
图三十 洛阳晋墓1号墓
（采自《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随葬品的放置有一定规律，一般甬道和墓室门口放置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日用器皿、牲畜模型、牛车等出行用品分开摆放。随葬品第一、二组几乎都是陶器，第四组数量不多，第三组有相当数量。最常见的随葬器物群是四系罐、盘、杯、空柱盘、灯、帐座、槅、樽、井、灶、磨、仓、碓、鸡、犬、牛车、武士俑、胡俑、侍俑、镇墓兽、铜弩机、龙虎纹铜镜、“位至三公”铭或“君宜高官”铭铜镜。以牛车为中心的俑群、器物群引人注目。墓志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尚保留墓碑的形式（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图三十一 洛阳春都路西晋墓墓葬形制和部分随葬陶器
（采自《文物》2000年第10期）
曹休墓位于洛阳邙山陵墓群大汉冢东汉帝陵陵园的东侧，即洛阳市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东南。墓葬面东，为长斜坡墓道、砖券多室墓，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后室、北侧室、南双侧室等部分组成。墓葬东西总长50.6米，南北宽21.1米，深10.5米。墓砖可分为条形砖和楔形砖两种，在楔形砖上发现朱书“左”、“右”、“第一”、“第二”、“第三”等文字，且位置排列有序，应为预制，有些砖上还发现有戳记。据墓道、墓室填土分析，墓葬系多次挖开墓道实施合葬。墓室内壁涂有白灰，边沿用红色彩带装饰。后室北侧发现了一枚2厘米见方的铜印，瓦纽，篆刻“曹休”二字。还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等。陶器有四系罐、碗、盘、尊、耳杯等；铜器有铺首、鎏金铜带钩、泡钉；铁器有铁蒺藜、钩、镜、刀削等（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洛阳枕头山1号墓与峻阳陵1号墓葬是西晋高等级墓，有学者推测为西晋帝陵，钻探表明二墓都是长方形，西晋最高等级墓葬可能没有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近方形墓（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局：《河南偃师市首阳山西晋帝陵陪葬墓》，《考古》2010年第2期。）。
洛阳地区有若干西晋纪年墓，如元康九年（299）的徐美人墓，根据这些纪年墓可以推定不少面貌相似的墓葬也属于西晋时期，这些墓葬中的大型墓多为具宽大阶梯状墓道的单室墓，随葬品为面貌十分相似的陶四系罐、长方形槅、耳杯、樽以及头部尖刺向前伸出的镇墓兽、镇墓武士俑、尖帽俑、女侍俑、牛车等。洛阳地区西晋墓葬表现出的这种一致性表明，西晋政权可能对丧葬制度作出了某些规定。
山东地区的魏晋墓葬在南部地区发现了一批，发现地点有诸城、临沂、苍山、滕州，这些地点发现的墓葬多数随葬较多的南方青瓷器，这些墓葬的具体情况在本章第三节有较详细的叙述。上述地点中的滕州元康九年墓葬与东阿曹植墓没有南方文化因素。
曹植墓是山东地区一座时代明确的曹魏时期墓葬，位于山东东阿县鱼山西麓，墓葬通长11.4米、宽4.35米，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砖砌墓室，壁面和顶部涂抹一层石灰，棺木内底由下至上垫有木炭、朱砂和剪成日、月、星形的云母片，随葬品中陶器有陶罐、案、耳杯等日用陶器和鸡、猪、灶等模型明器，其中三件陶罐的肩部戳印“丹药”二字，玉器有玉璜、卷云形玉佩、玉珠、梯形玉佩、玉圭、玉璧等，另有鎏金铜扣、铜泡等。甬道壁面中发现铭文砖一方，内容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注：刘玉新：《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9年第1期。）墓砖的长宽厚分别为43、20、11厘米，不同于他砖，系专门烧造品，砖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府制砖者的身份和彼此关系。
滕州元康九年墓是一座有彩绘的画像石墓，为前室带双耳室的前后室墓，室内全长5.57米、最宽5.44米，条石叠涩成平顶，随葬陶器有多子盒、盆、盘、灯、薰等以及6件泥质灰陶俑，男侍俑、女侍俑和胡俑各2件，俑身有题名。其他随葬品有钱币、饰品以及一件可能具有镇墓意义的石羊。（注：滕州市文化局、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西晋元康九年墓》，《考古》1999年第12期。）（图三十二）
图三十二 滕州元康九年墓形制和随葬品
（采自《考古》1999年第12期）
山东地区魏晋时期的部分墓葬利用或继承了汉画像石墓，如滕县元康九年墓以及随葬南方青瓷器的苍山元嘉元年墓、苍山庄坞乡墓等。部分采用了魏晋时代特色的墓葬结构，如随葬南方青瓷器的邹城刘宝墓、临沂洗砚池墓等。随葬品第一、二组中瓷器数量不少，第三、四组较为少见。随葬品的来源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这个时期流行的器物，如胡俑、多子盒等，一部分是山东东汉以来的物品，如奁、小口尖腹罐等，一部分是南方青瓷器。洛阳、郑州、西安地区流行的牛车组合在这个地区的墓葬很少发现，模型明器也较少。这个地区不仅与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中心地区有较大的区别，而且与本地区东汉传统之间有较大的断层。另一现象是，山东地区的魏晋墓多发现于今山东南部地区的兖、徐二州，北部地区的青、齐二州发现较少。青、齐二州是黄巾军活动的主要地区，西晋时期距曹操收编青州兵已有一定时间，但似乎还没有恢复到东汉时期水平。
魏晋墓葬在北京西郊、顺义县有发现。土洞墓仅北京西郊王浚妻华芳墓一例，其余都是砖室墓。这里流行甬道偏在一侧的单室和双室墓。双室墓一侧墓壁多砌成一条直线。随葬品四组都有，第一、二组几乎都是陶器，第三、四组数量不多。部分器物保留本地传统特色，如灰陶罐、井、仓、灶等。部分器物与洛阳地区几乎一致，如多子盒、扁壶、胡俑、铜薰炉等。代表魏晋士族身份的牛车也在这里出现。
华芳墓为刀把形土洞墓，甬道长5.7米、宽1.2米、高1.4米，内设两道石门，墓室长方形，长5.6米、宽2.7米。（图三十三：2）墓顶护砖达三层。该墓早年被盗，仍出漆盘、铜薰炉、骨尺、料盘、银铃等珍贵物品。墓志长131厘米、宽57厘米、厚7厘米，简直就是一通墓碑，志文首题“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大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死者华氏是曹魏名臣华歆曾孙女，志文记载了王浚与文、卫、华三家的联姻情况（注：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墓有前后二室，总长7.25米。前室近方形。（图三十三：1）前室一侧有石椁一具，石椁侧壁和顶部有壁画，后部正壁为墓主端座像，前为凭几，两侧为侍女。西壁为牛耕图、出行图，东壁绘有曲足凭几、侍女等。穹隆形顶部画日月。墓葬被盗，出土物不多，其中有“直百五铢”一枚（注：石景山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村魏晋墓》，《文物》2001年第4期。）。
图三十三 北京八角村魏晋墓与西晋华芳墓平面图
2.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之前
关东地区十六国墓葬只在安阳地区发现若干座，材料公布较完整的是安阳孝民屯发现的五座前燕墓，是少数民族特色鲜明的墓葬，如：皆为带头龛的梯形竖穴土坑墓，有木棺，葬式为仰身直肢。小龛内有陶壶、兽骨等。墓坑中的随葬品有小型铜饰件、兽骨等。M154骨架之下有一副完整的鎏金铜马具。这批墓葬被推测为慕容鲜卑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第6期。）。安阳固岸墓地有几座墓葬也可推断属十六国时期（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固岸墓地考古发掘收获》，《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其中随葬陶壶的形态与汉晋时期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变化。
3.北魏迁洛以后
已经发现的迁洛以后墓葬的数量较多，且对墓葬地上部分的营造状况也有所了解，其中河北磁县北朝墓M63是少数封土完全发掘的墓葬，以该墓为例：封土平面呈圆形，直径约30米，残高约5米。封土范围内的地面外缘部分用碎砖垒砌成圆圈状。墓室置于封土中部略北处。墓室建好后，在规划的封土范围内平整地面，铺垫一层厚约10厘米的细黄土，然后由内向外建造坟丘，坟丘由内向外可分为5层，呈现出从中心最小坟丘到最外层坟丘逐步扩大的顺序。在每层中，又包括若干或平或斜的不规则夯层。部分斜向夯层还具有东高西低、按顺时针方向旋转上升、逐层叠压的特点，反映了封土建筑工序的某种规律。可以推测，封土的堆积以墓室为中心，从小到大经历了若干步骤，随着封土的加高加大，采用了旋转上升运土建造的方法（注：朱岩石、何利群：《河北磁县北朝墓群发掘M63及十六国窑址》，《中国文物报》2007年7月27日2版。）。
墓葬分期 北魏迁洛以后、东魏、北齐墓葬面貌一脉相承，其间变化是局部的、渐进式的，依据其间的变化，可将这近百年的时间细分为北魏洛阳时代、东魏至北齐早期、北齐三个阶段。
迁洛以后的墓葬绝大多数是砖室墓，按照墓葬形制，可划分为六种类型：近方形单室墓、双室墓、梯形墓、近圆形墓、长方形墓以及窄小仅容身的墓葬。近方形墓室数量最多，按大小大约可划分为三型：A型，边长7米左右，随葬陶俑1000件以上的帝王墓；B型，边长5米左右，随葬陶俑100至数百件的皇室亲贵和高级官僚墓；C型，边长3—4米上下，随葬陶俑100件以下的中下级官员墓直至庶人墓。其他几类墓葬的等级状况大致同近方形单室墓。
从随葬品方面区别官民墓葬的界限不甚明确，除贵重物品、陶俑外，有无仓厨明器大概也是官民墓葬的差别之一。
每一阶段不一定完全具备各种墓葬类型，但各类型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演化趋势相近，参见图三十四、三十五。下面按阶段列举每一阶段的典型墓葬并归纳基本特征。
图三十四 中原地区北朝墓葬形制演化示意图
图三十五 中原地区北朝墓葬陶瓷器演化示意图
（1）第一阶段
一类A型墓有洛阳宣武帝景陵，全长54.8米，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砖特制而成，坚实细密。墓室长6.92米、宽6.73米、高9.36米，壁厚2.09米。西半部为石棺床，东半部放置随葬品。石棺床与墓内其他石制品皆朴素无纹饰。墓葬被盗严重，仅剩第一、二组随葬品数十件和少量铁、石器。墓室内壁全部涂黑（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同在洛阳发现的赠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冀州刺史江阳王元墓墓室长7.5米、宽7米、高9.5米，规模超过宣武帝景陵。出土陶俑数百件，第一、二组随葬品残存不少大型青瓷器残件，第三组情况不详。墓室顶部为天象图，四壁有四神图残迹（注：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北魏元墓调查》，《文物》1974年第12期。）。元虽“赐死于家”，但以宗室贵戚优以饰终，“皇太后亲临丧吊……自薨及葬，賵赠有加……给东园车、挽歌十部，赐以明器，发卒卫从自都及墓”。（墓志文字）孟县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司马悦墓也是一座可与帝王墓相比的大墓。墓室长宽均6.75米，高7米。随葬品第一、二组仅残存十余件，无第三、四组。司马悦父、祖分别为司马金龙、司马楚之，本人为白早生所杀，“身首异处，国戚旧勋，特可悼念”，北魏朝廷特地造大墓以加褒奖（注：孟县人民文化馆：《河南省孟县出土北魏司马悦墓志》，《考古》1983年第3期。）。
一类B型墓中的洛阳元冏墓墓室长5.4米、宽5.1米，随葬品只剩下第一、二组和墓志（注：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偃师联体砖厂墓主不详，墓室长5.50米、宽5.1米，虽遭盗掘，随葬品第四组仍有80余件。洛阳常山王元邵墓虽只4米见方，但第四组残存尚有120余件，其中有虬髯蜷发的胡奴俑2件，此外还出土了铁九枝灯等物品（注：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
一类C型偃师杏元村染华墓墓室长4.84米、宽4.64米，随葬品四组皆有，其中第四组30余件（注：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南平王元暐墓约3.3米见方，曾出土陶器、陶俑两担，具体数目不详（注：黄明兰：《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文物》1982年第1期。）。孟津王温墓长3米、宽2.8米。甬道近墓室处有墓志、陶车。随葬品四组皆有，第四组约60余件，镇墓武士俑、侍仆俑、伎乐俑俱全。墓室壁画保存较完整，四坡顶帷幄中端坐男女二人，帷幄外有站立、歌舞的女子和童子（注：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壁画墓》，《文物》1995年第8期。）。
三类墓葬如洛阳纱厂西路HM555郭定兴墓，全长14.1米，墓道底面呈台阶式，有天井、过洞各一，墓室长3.80米，宽2.92—4.05米，四组随葬品齐全，其中陶俑26件（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纱厂西路北魏HM555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9期。）。
四类墓葬如临淄北朝一号墓（墓主崔鸿夫妇，崔鸿为《十六国春秋》作者）用条石砌成，墓室直径5.8米，高7.3米，四组随葬品俱全，陶器中有白陶碗、奁，陶俑15件（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五类墓葬如洛阳北魏董富妻郭氏墓，长方形墓室，墓室长3.1米、宽1.4米，随葬品有陶壶1件，铜环2件，刻铭砖2块（注：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北魏董富妻郭氏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还有一件铜戈，为前代之物。）。偃师杏园M4031，形状不甚规则，长3米、宽2.38米，随葬品有陶器4件，残铜镜1件。鲜卑特色的长颈壶上有朱书镇墓文字，有“父正始五年六月廿二日未时/使口司州河南郡洛阳县……魂入墓……如律令”等文字（注：中国社会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
第一阶段墓葬在洛阳附近发现最多，一至四类墓葬通常有斜坡墓道，和数量不多的天井、过洞。甬道或墓室入口处放置方形墓志，其后是镇墓兽、镇墓武士俑。棺床或棺木多位于墓室的一侧，另一侧放置随葬品，通常四组皆有。这个阶段晚期的少数墓葬中出现壁画，内容有天象、夫妇帷帐并坐、侍卫等。随葬品有以牛车为中心的俑群、器物群，偶尔可见陶凭几。刻划纹、压印暗纹等鲜卑风格的装饰只在瓶、罐、壶等少数器物上有所保留。平民墓葬随葬的陶器上还出现了东汉流行的朱书镇墓文字。瓷器数量不多，特征与南方地区不尽一致，可能系在北方地区烧造。陶俑几乎尽着汉装，做工比较精细，体态修长，部分女俑形态逼真，特别是衣纹细密有致，与佛教造像颇相似，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陶俑等明器与佛教造像的制造同属甄官署之故。
（2）第二阶段
一类B型的东魏茹茹公主墓全长34.89米，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甬道入口上方有高大的门墙。墓室长5.58米、宽5.23米，棺床位于一侧。四组随葬品俱全，还有陶钟、陶磬、金铜饰件、东罗马金币、玛瑙珠、料珠等高级随葬品。陶插座残高26厘米，用莲花纹装饰，是同类器物中时代最早的一件。劫余的陶俑仍超过1060件，其中有萨满教巫师俑。墓葬绘满壁画。墓道两侧由外向内是龙虎图、仪卫行列、棨戟架等，上部点缀神兽、羽人、凤鸟、莲花等。门墙绘正面形象的朱雀，两侧为怪兽。甬道绘侍卫。墓室上部有四神图，四壁似重点表现墓主生前生活（注：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茹茹公主是茹茹太子菴罗辰之女，兴和四年（542），“柔然主阿那瓌请以孙女邻和公主妻齐神武帝第九子长广公湛”，公主时年仅五岁，高湛年八岁。武定八年（550），茹茹邻和公主卒，时年仅十三岁。
一类C型的磁县南阳郡君尧赵氏墓，墓室长4.80米、宽4.26米、高4.36米，四组随葬品都有，其中陶俑130余件。出土的8件瓷器中，1件为青瓷，其他为酱褐釉瓷器。墓室四壁原有壁画（注：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第6期。）。山东高唐房悦墓随葬品面貌与邺城地区完全一致，瓷器数量也远远多于陶器（注：山东省博物馆文物组：《山东高唐房悦墓清理纪要》，《文物资料丛刊》2，文物出版社，1978年。）。山东临朐崔芬墓，墓室边长3.58米、高3.32米，北、西壁各开一龛，棺床位于墓室西侧。第一、二组随葬品仅残存青瓷碗、豆、罐、鸡首壶，第四组中头梳双髻脸施红彩的女俑即达10个。墓内有壁画，甬道两侧为武士，墓顶下部绘天象、四神，四壁绘墓主夫妇出行图和十七扇屏风。屏风除南壁东侧的两扇空白外，其余绘竹林七贤和荣启期以及舞蹈、备骑、马匹、树木、假山等。夫妇出行图中的男主人头着笼冠，褒衣博带。侍女十一人，双垂髻，与邺城一带的东魏女俑相似。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身侧多有侍女（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
二类墓如河北赞皇李希宗墓，前室长4.04米、宽3.71米，后室长4.5、宽4.39米。虽屡遭盗窃，但墓葬平面布局依然可辨。前室东西分别有李希宗、夫人崔氏墓志，墓志后各有一组陶俑等随葬品，二组随葬品时代有差别。后室并列棺木两具，周围放置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以及从棺木中散落的金币、金指环等（注：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二类墓还有河北景县高长命（？）墓、济南崔令姿墓等。高长命（？）墓留存的器物很少。崔令姿墓出土了滑石俑、狗、莲花灯、柱础、石磨、石臼、陶盘、瓶、碗等（注：济南市博物馆王建浩、蒋宝庚：《济南市东郊发现东魏墓》，《考古》1966年第3期。）。
四类的吴桥M2长宽分别为5.6米、5.3米，随葬品四组皆有，其中陶俑21件（注：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临淄崔混墓墓室直径3.8米，随葬品四组皆有，其中陶俑40余件。崔混因谋反于元象元年（538）二月为其叔所杀，同年十一月，迁葬于“本邑黄山之旧茔”（墓志文字）。崔混生前曾任北魏秘书郎、镇远将军。迁葬后的墓葬与他的官职大致相当，显示了世家大族在丧葬方面的影响力（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景县高雅墓和济南东八里洼墓似也可归入此类。高雅墓甬道口砌有门楼，墓室长近6米、宽4.5米，有高雅夫妇骨架两具，主室东侧和后部各祔一小室，分葬第二子高德云、大女儿北魏明帝妃高元仪。四组随葬品皆有，其中陶俑残存60余件。这是一座依诏书改葬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的埋藏标准。济南东八里洼墓石砌而成，墓室长3.9米、宽3.1米，高2.3米。室内布局遭到破坏，残存的木棺上有彩绘。前三组随葬品数量不多，第四组有60余件。墓顶与墓壁均抹一层白灰膏，东、西、北三面有壁画，北壁保存较完整，北壁及东壁转角处，绘三足八扇石屏风，中间四扇各绘人物一，袒胸跣足于树下的茵褥之上（注：河北省文管处：《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3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第二阶段为时甚短，墓葬形制方面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未发现带天井、过洞的墓葬，一是双室墓出现了三例，一是出现一例祔葬墓。第一阶段见于临淄的近圆形墓，现在距临淄较近的济南、吴桥出现。济南东八里洼圆形墓的砌筑方法与临淄崔氏墓一样，但不及崔氏墓规整。墓葬中普遍出现壁画，高等级墓葬的墓道中也开始出现壁画。随葬品组合和种类基本同北魏洛阳时期，但陶器上的鲜卑装饰纹样基本不见。陶俑工艺水平又有提高，而且在随葬品中的比例有所上升。北魏晚期洛阳地区出现的稍矮胖的男俑，在这个阶段成为主流。女俑、胡俑形象有很大改变。除个别瓷器仍有南方特点外，总体上已经摆脱南方的影响。酱釉瓷器的数量颇为不少。本阶段山东青州地区与邺城地区的差异加大，墓葬形制、陶俑、瓷器、壁画均有自己的特色。太原地区接受邺城文化，但也有一些细微之处，如武士俑、鼓吹俑的面部特征与邺城地区有一定差异。
（3）第三阶段
一类A型墓为磁县湾漳大墓。墓葬原有高大坟丘，占地面积约八千平方米。墓葬南部尚存石刻人像一尊，并发现建筑基址。墓葬通长52米，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斜坡墓道两侧壁用砖坯砌成，外抹草泥、白灰，然后再绘壁画。墓道底面经夯打，其余做法同侧壁。甬道长近7米，分两进，内有壁画。甬道入口处有高大的门墙，上亦有壁画。墓室长7.56米、宽7.4米，残存高度11.8米，复原高度12.6米。地面铺磨光青石。墓室西部有须弥座石棺床，正中用朱红彩勾绘一大幅八瓣仰莲，立面用白、红、绿彩绘出忍冬、连环纹等图案。劫余随葬品主要为第四组，可确定的个体有1805件，两件高大的陶俑出于甬道石门外侧，其余均匀散布于墓室之中。此外，尚有陶磬、陶编钟、玉佩等。墓葬满绘壁画。墓道两侧壁画沿斜坡对称分布，前为导引神兽，后为大型仪仗，仪仗上方为飞禽翼兽、彩云、花朵。墓道地面壁画分三列，两侧绘莲花、忍冬等纹饰，中间绘八朵仰天盛开的大莲花。甬道门墙绘一正面形象的朱雀，两侧为神兽、彩云。甬道内壁画保存不佳，可辨者有人物、神兽、彩云、莲花、忍冬纹。墓室壁画极难辨识。墓顶为天象图。墓壁自下而上分为四栏，第一栏可能绘制了人物和仪仗，第二栏可能为神兽和彩云、莲花纹，第三栏以纵向条带分格，每壁九格，中填动物形象。第四栏似为建筑（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图三十六）
一类B型墓葬有高润墓、娄睿墓、徐显秀墓（图三十七、三十八）、厍狄回洛墓等，颇能反映墓葬等级状况，现将各墓主要情况列为表二。
表中墓葬体现出明显的身份差异，在墓葬的规模、壁画的绘制与否、壁画的位置、随葬俑数的多少、其他随葬品的多寡与精致程度等方面无不与身份对应，体现出北齐在整肃墓葬制度方面的努力。
表二 北齐B型墓葬简表
续表
图三十六 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平、剖面示意图
（采自《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图4A）
一类C型的安阳范粹墓，墓室长2.88米、宽2.7米，出土陶俑67件、禽畜及器物模型16件、瓷器13件。瓷器中有白瓷、绿彩白瓷、黄釉瓷。范粹官职为齐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官位不甚高，墓葬也不够大，但出土品相当丰富，恐也说明瓷器还不具备突出的等级意义。太原南郊热电厂墓保存完好，墓室边长2.68米，四角砌砖柱，须弥座式棺床位于墓室后半部。墓室前部的随葬品以大致并列的牛车和马为中心，之前为成对的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鸡首壶置于棺床前一角（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第12期。）。
图三十七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形制、墓门石刻和墓室壁画
（采自《文物》2003年第10期）
三类墓葬有磁县尧峻墓、济南马家庄墓、道贵墓、太原厍狄业墓等。尧峻墓墓室长宽皆4米有余，甬道门墙上有正面形象的朱雀，两侧为侍奉状的羽人。第一、二、四组随葬品较多。带竖系的盘口壶为北方新器形，浅盘豆与临淄崔氏墓的造型相同。道贵墓石条砌成，墓室长3.4米，宽2.8—3.3米、高3.20米。甬道门墙绘老虎状神兽，墓室顶部绘天象，四壁绘人物，北壁延伸至东西两壁绘九扇屏风，中间绘主人端坐形象，两侧为侍从，东、西二壁为备车图，南壁墓门内两侧为侍卫图。随葬品仅十余件，无第三、四组（注：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厍狄业墓》，《文物》2003年第3期。）。
图三十八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出土器物
（采自《文物》2003年第10期）
四类墓有吴桥李孟村M3、M4、黄骅常文贵墓、临淄崔博墓、河北平山崔昂墓等。北京王府仓半圆形墓也可归入此类。吴桥李孟村M3被盗，墓室直径近6米，随葬品第一、二组残存8件，第三组22件，第四组167件（注：河北省沧州地区文化馆：《河北省吴桥四座北朝墓葬》，《文物》1984年第9期。）。常文贵墓墓室长径6.2米、短径4.9米，随葬品第一、二组残存5件，第三组13件，第四组45件。女俑为清一色的月牙形高髻。崔昂墓直径5米、高8米。第三组14件、第四组残存数十件，还随葬不少铜器。第三组的黑褐釉四系罐颇具特色，器形与磁县东魏南阳郡君赵夫人墓的相同，青灰釉与黄绿釉四系罐与范粹墓相近（注：王敏之：《黄骅县北齐常文贵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第9期。）。北京王府仓墓墓室直径约3米，无三、四组随葬品，但墓壁白灰面上有彩色线条，可能原有壁画（注：马希桂：《北京王府仓北齐墓》，《文物》1977年第11期。）。崔博墓尺寸不详，第一、二组随葬品仅存数件，第三组18件，第四组33件。第四组部分陶俑肥胖笨拙，还有跪拜俑、连体俑、人首蛇尾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五类的磁县元良墓，墓室长4.2米、宽3.1米、高2.6米，随葬品第一、二组残存8件，皆青瓷器，第三组13件，第四组75件。女俑发髻有月牙形和双粽角形两种。青瓷盘直径达43厘米，盘内为满幅莲花，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型器物（注：磁县文物管理所：《河北磁县北齐元良墓》，《考古》1997年第3期。）。
六类墓葬在洛阳地区发现较多，如洛阳涧西区M79、M80等。M79带台阶式墓道，墓室长2.2米、宽1.54米。墓内无人骨，仅发现残砖志和泥钱约60枚。M80在M79东两米，二墓平行且形制略同，出土陶罐、陶盘，还出泥钱约30枚（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一九五五年洛阳涧西区北朝及隋唐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第三阶段带天井过洞的墓葬仅在太原地区发现两例。近圆形墓新出现于河北平山、北京。河北平山圆形墓主也为崔氏，但是与清河崔氏有别的博陵崔氏。梯形墓在济南、邺城、太原各有一例。洛阳小型墓采用了带墓道的横穴墓，并有随葬泥钱的习俗。以牛车为中心的俑群、器物群仍然十分重要，太原热电厂墓是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墓葬，随葬品中牛车与马并列陈放。陶俑在随葬品中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加大。青瓷器的数量和比例也在上升，并形成了时代和地方特色。白瓷、彩釉白瓷、黄釉瓷、黑褐釉瓷首度出现，并且出现青瓷莲花尊等大型器物。壁画墓的地理分布和使用者身份范围也都在扩大。陶俑、瓷器、壁画出现一系列新题材：女骑俑、着男装的壁画女骑卫、少数民族装束的仪仗俑、壁画女侍从、异域风格的装饰纹样、乐舞场面等等。山东、太原地区与首都邺城的差异继续增大。山东地区的屏风式壁画、瓷器和陶俑在东魏基础上继续演化。太原地区釉陶器创造出很多新器形，且数量较大，工艺上受金银器物的影响明显，少数民族和异域文化因素也比其他地区浓厚。
洛阳、磁县墓葬的分区（注：节略自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8期；马忠礼：《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文物》1994年第11期。） 洛阳瀍河两岸是北魏墓葬最集中的分布区。孝文帝的长陵是这个墓区的中心，其子恪（宣武）的景陵位于它的右前方，恪子诩（孝明）的定陵在距长陵较远的左前方。距长陵较近左前方的高地埋葬了自拓跋宏七世祖拓跋珪（道武）子孙以迄拓跋宏自己一支的子孙。其布局是以拓跋珪（道武）子孙的墓地为中心，宏六世祖嗣（明元）、四世祖晃（景穆）、二世祖弘（献文）的子孙的墓葬位于右侧；宏五世祖焘（太武）、三世祖濬（文成）子孙和宏子怀一支的墓地位于左侧。这块高地的前沿和坡下一带，除埋葬妃嫔之外，还有傅姆、大监、内司等内职。拓跋珪以上的什翼犍（昭成）、郁律（平文）后裔的墓地，则远离这块墓地，甚至分散到这个大墓区的北部边缘。墓葬的排列方式系不同辈分按前后布置，同辈按长幼一线布置。这个大墓区集中的对象有：不久以前还是一个氏族（皇室元氏）、一个大氏族（九姓帝族）的死者；同属于一个联盟而又类乎兄弟氏族（勋旧八姓）的死者；同一个联盟的其他部落的死者（其他内入的余部诸姓）；其他鲜卑诸部的降臣（如慕容诸燕和北燕冯氏）；投魏的中原和南方的降臣（如弘农杨氏、琅邪王氏）。（图三十九）
图三十九 洛阳北郊北魏皇室墓地分布示意图
（采自《文物》1978年第8期）
东魏北齐的帝陵和勋贵墓地集中分布在邺城遗址的西北，彰河以北、滏阳河两侧的范围内。东魏墓葬位于这个区域的西南部，北齐墓葬位于这个区域的东、北两面。东魏墓葬以孝静帝元善见的西陵及其父元亶墓为中心，元氏皇室墓葬分布在其南，异姓勋贵墓分布其东。北齐高氏墓葬原来是东魏帝陵的陪葬墓，后来成为北齐的皇陵区，其布局以高欢的义平陵为中心，异姓勋贵的墓葬散布于东魏、北齐两大帝陵区之间。墓葬的排列秩序一般长辈在南、幼辈在北，同一辈分一般自东向西一线排列。东魏北齐陵墓区的规划受到洛阳北魏陵墓的一定影响。
世家大族墓群 本时期几乎所有的墓葬都应属于家族墓葬，但是因为保存状况、考古工作的偶然性、地表遗迹的消失、文字材料的缺失等原因，今天能够判定为家族墓群的很少，主要是一些世家大族的墓葬。
北朝陵墓有许多陪葬墓，其中既有少数民族勋贵，如元氏、穆氏、于氏、寇氏等（在洛阳陪陵），也有汉族士族，如司马氏、张氏、王氏、萧氏、尧氏等（在磁县陪陵），这些墓葬多以家族墓的形式出现。另外一些大族在各自的乡里建有自己的宗族墓地，已经发掘的这类墓群主要有河北景县封氏（图四十）、高氏、河间邢氏、无极甄氏、赞皇和临城李氏、平山崔氏和山东临淄崔氏墓群。其中赞皇、临城李氏和山东临淄崔氏墓群的材料相对系统丰富。
图四十 景县北朝封氏墓群分布示意图（王倩制图）
临城南孟村、赞皇南邢郭和西高村发现了赵郡李氏墓葬，都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一线，经过发掘的有十余座。赞皇西高村附近的九座是李叔胤一支，墓葬面东，分为两排，前四座是李叔胤及其亲兄弟，长幼顺序为由南向北，后五座是子侄辈，似乎不是亲兄弟紧靠在一起，而是由北向南按照长幼顺序排列。前排四墓中南侧三墓皆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北侧一墓为带斜坡墓的土洞墓；后排五墓皆为带斜坡墓的土洞墓。砖室墓甬道上方砌有高大的挡土墙，墓室平面弧方形，地面铺砖，墓室四壁和地面均抹有白灰。土洞墓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长方形，地面铺砖，洞室顶部塌落，形状不明。前排墓葬出土物品有鲜卑式灰陶罐、个体较大的青瓷鸡首壶、灰黑色的小型陶俑和砖墓志等。后排主要有个体较小的青瓷器、酱釉罐、红陶彩绘俑、石质墓志等。这些墓葬深埋于卵石与沙土混合的地层之中，地表之上原来都有高大的封土。李氏家族这一支在十六国初期从距此地不远的今赵县一带迁到太行山麓，在北魏政权实行封建化改革后，终于建立起规模巨大的家族墓地，与这一家族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十分相称。
淄博市大武公社窝托村的崔氏墓地坐南朝北，背山面河，已清理十九座墓，都是西北向带墓道的石室墓，只有一座墓葬平面为方形，其余皆呈圆形或椭圆形，墓壁用条石作人字形斜砌，石灰抹缝，墓顶内收成弯窿顶。墓室中部或一侧砌有低矮的棺床。还是以上文已提及的一号崔鸿墓为例，墓室内径5.8米，高约7.3米。棺床南北长4.6米、东西宽2.3—3米、高0.05米。随葬品除北朝时期常见的陶瓷器、武士俑、男女侍仆俑、劳作俑、镇墓兽、仓厨畜禽模型明器外，还有云母金箔、十二生肖俑等较为特殊的物品。崔氏几座墓葬中十二生肖俑的表现形式不一，M10的虎、马、蛇、牛置于圆拱形龛内，M12有人首蛇身俑，M17有捏塑的蛇、鼠、虎、羊。M12还有双首连体俑、俯伏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临淄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这处墓地属于东清河鄃地崔氏，最早墓葬（崔猷墓）的年代为512年，可知5世纪中期被迁往平城的平齐户在北魏迁洛不久就返回故里，营建了以圆形或椭圆形墓室为主要特色的家族墓地，并陪葬了独具特色的十二生肖俑，这种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后来在华北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上述大族墓葬有些还保留着封土，如景县高氏墓最大的一座高30米，直径130米，规模堪比皇陵。部分墓葬为洛阳和邺城地区也不多见的双室墓，还出现了父母子女共葬一室的祔葬墓。随葬品既有兽首柄瓷瓶、青瓷莲花尊等本土重器，也有玻璃杯、东罗马金币、金刚石指环等西方珍品。北魏迁都洛阳后，汉姓大族都不再埋葬在平城，一部分大族如河西李氏随北魏皇室埋葬在洛阳，上述华北地区的其他大族则多与李氏和崔氏一样，不少成员生前仕宦洛阳，死后归葬本乡，建立起具有一定家族特色的墓地，延续时间多从北魏至北齐近百年，有些墓群还延续至隋唐朝时期，在强大的经济实力之外，体现出华北大族的稳定性以及与乡里的深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