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韩愈与儒学复兴运动

一　中晚唐的文化氛围

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宋学或者说宋明理学的发生，其实都是从儒学复兴这样一个整体脉络当中来的。因此我们首先要讲明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学复兴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次儒学复兴运动。而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同时也是古文运动的核心。总体说来，儒学复兴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思想史上意味着一种非常清晰的理性思想风格的复兴。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种高度理性的思想风格，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突然出来？

整个李唐王朝，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特别是在中国固有哲学的发展上，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东西，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主要体现在佛教上。我们知道，佛教传入中国后，其中国化过程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佛教的这一数百年的中国化过程在隋唐时期达到了巅峰，这一点是学界普遍的共识。然而，从中国固有文化这个角度来讲，很难看到这个时代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家。一般我们都会认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这样的认识恐怕有夸大的成分。实际上你仔细看唐代，真正稳定的时间有多少，真正安宁的时间有多少，真正兴盛的时间又有多少？跟我们的观念不同，宋人，尤其是像北宋的二程、张载这样的思想家，对唐代并没有我们现在那样的崇敬。李唐一代在思想文化上，总体上是以佛道二教为根柢的。

如果从大的历史阶段讲，我们一般把秦汉之际的历史转型视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转型。秦汉之际的最大变化就在于废封建、立郡县，一个郡县制国家的规模在这个转型中开始建立起来。这里所讲的在郡县制之前的封建制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讲的五阶段论当中的封建制，这里的封建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这样的封建制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制，与这种贵族制相对照，我们可以把秦汉以后的制度称为官僚制。按照我的理解，郡县制本质上就是官僚制。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重要的权力核心的位置，已经不是世袭的了。这样一种官僚制度在汉代初年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选官原则、选才机制的问题。也就是究竟怎么选择人才，让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

汉代初年的时候，官员晋升的途径是非常庞杂的，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稳定的选择人才的机制。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以后，才提出了一个后来真正在汉代实行的“乡举里选”的制度。当然，这个乡举里选的制度的充分实现其实是在东汉。所谓乡举里选，就是地方官除了管好自己地方的事务以外，还有责任向中央王朝推荐地方的人才。所推荐的人才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孝廉，一类是茂才。孝廉是着眼于德，茂才是着眼于能，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德有能就应该被推荐出来、选拔出来，这就叫乡举里选的制度，其实就是地方推荐制。地方推荐制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这种制度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地方官在地方任职，而且汉代的地方官一般任期都很长，所以在管理地方事务的时候，难免要跟地方的世家大族结成某种利益的同盟。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这等于是选举权被地方势力、地方豪族把握。这个问题到了东汉末年已经非常严重。

东汉末年，宦官和所谓士大夫，包括地方名士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好像士大夫一边就是光明正确的，而宦官一边就一定是邪恶阴暗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一般讲到历史上的宦官时总是认为宦官是邪恶的，他们身体残疾所以心灵残疾，这个讲法恐怕不完全对。我们历代都禁止宦官干政，但汉以后的王朝里，有多少王朝是亡于宦官？为什么总是不断地出现这种状况，想没想过？我一直觉得我们现在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态度，就是一种傲慢，一种面对历史的傲慢，一种作为现代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非常可怕。甚至在我们前辈的研究当中，你也能从字里行间发现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优越感，连钱穆先生这样的人都不能避免。他谈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总是站在一个虚幻的历史高度上俯视中国历史。钱穆先生一向强调面对中国固有文化时的“温情与敬意”，但在谈论很多历史问题时，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没来由的优越感。真不知道这种优越感究竟从哪儿来的？我最近常讲，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只要是延续了两三百年的，那就一定有了不起的地方。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考虑一定有值得你尊重的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在技术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中央一道诏令得好几个月才能下达神经末梢，才能到基层，不像我们今天，“啪”一个电话就下去了。有这么好的、这么强的通信技术手段，维持这么一个大一统的国家，都有这么多困难；在那样一个技术水准那么低、行政效率那么低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维持那么大的一个版图三百年的时间，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想想。

比如冗官问题，北宋以来历代改革都要精简机构，但每一次精简机构都是越精简越臃肿。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提问：以精简机构或者说沙汰冗官作为改革的目标是不是有问题。换言之，我们也许应该去思考，在历代王朝中，冗官是否有其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柳宗元说：“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1]历史自有其“理势”或“时势”，有些东西是没办法克服的。前些年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给我很大启发。那里面讲的一个道理非常有意思：因为士大夫是有家的，宦官是没家的，由于宦官没家，他是以皇宫为家的。所以，我们怎么能认为宦官就一定是奸臣呢？好像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实际上就是地方豪族势力跟中央王权的一次大的博弈。而当时皇权没有别的路，皇帝身边除了宦官之外没什么可用的人，尤其是在相权极大的情况下。汉代的相权非常强，宰相权力极大。宰相作为百官首领，皇权如果要对峙和制衡相权，它靠什么呢？他除了身边那几个“残缺”的人以外，还能靠什么？一旦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想到，豪族问题到了东汉末年已经何其严重。

曹操上来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击地方豪强。很多人并不理解曹操上来要努力的方向，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讲得很有意思。陈寅恪先生说，曹氏跟司马氏的斗争，其实质就是曹氏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和司马氏代表的大地主阶层之间的斗争。^[2]曹魏政治集团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抑浮华”。从曹操、曹丕到曹叡，一以贯之，就是要打击地方豪族。所以曹丕和曹植之间的斗争，曹植为什么失败？你看曹植总是跟一些多么“浮华”的地方豪族混在一块儿！由于曹植与地方豪族勾结，因此，曹操是不可能把皇位给曹植的，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王朝的“国是”，是基本国策，含糊不得！

尽管曹魏政权这么努力，但到了魏晋六朝时期，仍然出现了一个贵族化的回潮。实际上，魏晋六朝是一个准贵族化的回潮，这样一个准贵族化的回潮导致了非常大的问题，这意味着官僚制度被一种局部的或者说变形的世袭制度所取代。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去看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此外，唐长孺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也非常值得留意。相较而言，我本人更喜欢唐长孺先生平和正大的风格。魏晋时期的贵族化回潮导致了门阀士族的兴起。到了东晋六朝时期，不同等级的士族之间基本上是不能通婚的，一个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选了一个比自己门第低的人，会成为这个人一生最大的污点。

这种情况真正的打破是隋朝初年。隋王朝是一个真正世界性的、有世界史意义的王朝，它的很多做法都是有世界史意义的。其中一个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就是大运河的修成，另一个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就是科举考试的建立。我一直认为，科举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一种从未出现过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的选拔机制出现了。但是科举制度在隋唐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普及。李唐一代的政治斗争里面，很多是世家大族和新进的进士集团之间的斗争。比如著名的牛李党争，李德裕所代表的就是世家大族、政治世家这个层面，他们这些人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出来的；而牛僧孺代表的就是所谓进士阶层，这个背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讲到这个地方，李唐王室的问题就出来了。虽然隋唐两代，门第的观念已经不如两晋六朝时期那样强大，但是不同姓氏之间的等级观念还是有着巨大的影响。李唐出身胡族，所以当年朱子就讲，李唐王室宫廷不谨的原因就在于其系出胡族。^[3]正因为如此，所以将自己的先世追溯至老子。因以老子为先祖，所以李唐王室格外推崇道教。由于道教盛行，服食金丹在当时蔚然成风。整个李唐皇室里面，因为服金丹而死的皇帝多达六个。而当时不仅是皇帝服金丹，很多达官贵族也服食金丹。

由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根底，主要是道教和佛教的。在政俗两面，都可以看到宗教迷狂的深刻影响。士大夫精神世界不归于佛则归于老，而这个时候真正有儒家正统观念的人越来越少，真正有儒家价值信念的人越来越少。这个背景其实恰恰是儒学复兴运动产生的背景。

儒学复兴在这个时候就有了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的意义就是在佛道二家的兴盛中，如何保持中国历代延承的儒家生活方式。儒家生活方式如何能够延续下去，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怎么来对治在政俗两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宗教迷狂，倡导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态度。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古文运动兴起的背景。